宝贵的“天真”

璃人泪@2011
2018-08-10 看过

虽说艺术相通,但仅就绘画言,鉴赏西方绘画和中国绘画便大不相同。后者似乎更少可量化的“硬指标”,主观代入感要强烈得多。这其中固然有文化的意味,画中渗透各个时期所看重的东西,更有艺术家个性的投射。赏画亦然,需聆听画家的“画外音”。台湾大学教授李霖灿的《中国美术史》一书,本是整理课程讲稿,却颇得画外之趣。作者将艺术家的掌故和历代文化环境信手穿插,表达了他对美学教育的理念:不徒看见美,也要理解美,这跟中国画的精神是一致的:画本天真,妙手偶得。

中国画的“天真”,曾是孩童般的天真绘画。绘画史伊始,艺术家们以手写心。汉代之前的艺术家们尚未领悟“虚”的妙用,作品从不留白,倘有空隙便用飞鸟、游鱼填满它,这何尝不是孩童般的天真呢!天上的太阳,地上的花朵,在稚子笔下,一切都有条不紊,一切都圆满完整。

其后,艺术家们以自然为鉴,渐渐将自我的心境也写入画中,彼时也就更没有划一的标准了。毕竟,我们如何以美学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心性呢?或也只爱“天真”,那是一种不顾忌他人评说,只讲好自己态度的天真。于是,我们爱的不是钟鸣鼎食,不是锦衣华服,反而是遗世独立——或孤高、或淡泊、或愤懑、或激扬、或放纵、或怪诞——是那些记得住的名字。

元人灭宋,废除了画院制度,抛开条条框框,莫不是另一种解放?心中有丘壑,何必执着真山真水,倘真谓回归以手写心的时代,此时却多了一重示人的心。虽谓文人画,然诗书画印兼备之外,却少了几分“天真”。因此,作者并不推崇“四王”的山水,他们固然功底扎实,“却只从别人家脚跟下讨生活”,以致灵泉枯竭。对前人技法琢磨得深了,在此处倒成了包袱,殊难抛却。孰与陈惟允的弹粉作大雪舞,陈洪绶至今仍夺人眼球的丑萌,金农难为后人效仿的古拙?同样的,当西洋画进入国人的视野,令人赞叹的技巧或者新奇的创意一方面是生命力的源泉,可用之不慎却有邯郸学步之虞,并不是艺术家本意。明末的曾鲸算是其时享有盛名者,然单纯以西洋画法画面孔,中国画法写衣褶,到底还是呆板了些。不若后世张大千的戏笔,显得游刃有余。

说起来,我们既然将中国画与文人的精神视作一个整体,难免会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距传统文化日远,国画之底蕴会趋于衰颓。而本书中,作者虽谓有宋以来,山水画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白铁时代”,声势日降,却并不认为中国画已然式微。相反,近现代的国画添了几许新的精气神,它与艺术家的“天真”相辅相成。

譬如,作者花大篇幅介绍的白石老人颇具孩子气,寥寥数笔勾勒的鱼虾草虫, 最得其神。笔墨如游戏,可抒胸臆,如他在日占前后耐人寻味的影射;可偷岁月,如他瞒天过海,略过不吉利的75、76岁,又以甲子纪年落款;可借笔意,如他巧妙地引经据典,却留“无人”的回味……与齐老自诩的“三余”齐观,更明白这份天真从何而来:熟然后生巧,扎根同呼吸共命运的熟悉土壤,哪管他人沽名钓誉、市侩算计、喧哗的价值观!如此下笔,形神俱备,不失天真。

今人面对的是更多、更频仍的新文化的冲击,可汲取更多灵感和创意,也充斥更多干扰和诱惑。或也不必妄自菲薄。,但能否如作者所言,开新气象,恐要视“天真”之去与留。

——戊戌年读李霖灿《中国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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