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太成熟的泉州历史文化著作

由于中山图书馆APP的推荐，得知王铭铭教授此书，因本人长期关注口岸史研究，立刻借来拜读。读此书之前期望是很高的，一方面王铭铭教授是我国知名人类学家，学通中西，成果斐然，所著多有新论，另一方面此书为三联书店“当代学术”第一辑系列图书之一，与之并列的李泽厚、陈来、阎步克、王汎森、茅海建等学者都可谓是学术大家。但读了几章之后，觉得还是与自己期待有差距。

关于作者提出的“综合方志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以塑造区位生命史的企图”，的确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创见。传统的区域史研究，往往受资料的局限，加上研究者眼光不够开阔，理论素养不足，写作目的功利化，造成深度和广度都不足，尤其是方志学今天日益官学化的情况下，引入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强调实际调研和考察，补原有方志之不足，利用多重证据互证，试图重构人们对地区的认识。全书从空间变化引入民俗学资料，再结合历史变迁，构思宏大，立论新颖，尤其是突出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这也是人类学者之所长。

问题在于，新范式的建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基础没打好，立论犹如沙滩上的城堡。不客气地说，此书只是形式上试图建立一种新架构，实际上整体散乱无章，各部分内容无逻辑支撑，就是作为一部编著也是不太合格的。

作者喜欢以新创词语替换一些原有概念，看似高深玄妙，实际让读者看后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这又更加削弱本书对泉州历史和文化的解读。作者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于是提出了这是对绝对主义“条理状”的批评性研究，带有警惕性地“诉诸带有线性时间内涵的概念”等试图自圆其说的说法。但这种大杂烩式地拼凑内容，甚至个别章节只是大段引用原始资料，还不如线性叙事，更谈不上有效批判。

因为这套区位生命史理论不太完善，造成此书中的泉州历史是碎片化的，多元文化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似乎作者对于泉州历史发展脉络没有搞清楚。

就拿泉州在宋代崛起这段历史来说，作者并没有认真对待。泉州能赶超广州，在制度和文化上都有原因。但文化交融到底是不是宋元泉州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作者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没有细说文化以外的因素，就造成了一种片面叙述。这些文化交融真的是促进海外贸易，还是作者将一些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政治正确的东西投射到了泉州历史上，夸大了这种文化交融的历史意义。在外来民族、宗教文化进入中华后，与当地的交往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是带有血腥的，这些为何避而不谈。

这在蒲氏家族的历史叙述中也是一样。泉州蒲氏在中西交通史被中外学界重视，自不待言，但这个家族，为何在本地受到后来的压制，背后却有很深沉的原因。作者提的早期中西交通史名家张星烺教授去寻访蒲家后人的故事，这其实也是很有题目可作的，可惜没有进一步挖掘这个家族兴衰折射出的地方民族心理问题。实际上做泉州研究必然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如为何宋元泉州发展，而明清衰落，风光不再，还不如新出之厦门等地。另外，把泉州衰落归因于理学也是解释乏力，明清两代广州理学大盛，但根本不影响其发展成为枢纽大港。本书所谓的“地区生命史”在解释这些根本问题中，可谓孱弱。

如果这部书对历史和文化的解释，仅限于为了构建框架而写，而不解决实际历史和现实问题，那么，这部书除了号称提出了一种所谓的区域生命史书写框架（还是很不成熟的，不好读的框架），其价值又在何处？热衷创造新学术理论，却不能够增进对事物变化的把握，这样必然陷入一种“为学日益,闻道日损”的奇怪境地。这样作品对于泉州来说，除了可以夸耀我们有个北京的大学者研究泉州历史，又有多少可以增进地方人民福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