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物的互动

其实文物和历史从来都不是割裂开的，文物是历史的实体承载者，藏着许多典籍当中没有记载的秘密。可是，文物上的秘密不是人人都能解读的，所以就有了专业的培养——考古学。

在早期的高等学校教育当中，考古学是和历史学放在一起的。但是后来，考古学和历史学分开，专业性也就更强了。现在这两门学科的差别大概就在于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包括出土文献），考古学注重出土文物，也是各有所长。我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大学也已经上了一年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在课程内没有接触过，上课老师也提及的不多。虽然如此，但我对文物还是有不少兴趣的。这个学期，我也在闲暇时间读了两本相关的著作：沈从文先生的《古人的文化》和孙机先生的《从历史中醒来》

沈从文先生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著名的作家，我们也都熟悉他的《边城》和《湘行散记》。但是建国以后，沈从文先生就转行去做了文物研究，直到去世。这种“跳槽”的勇气不得不令人钦佩。至于孙机先生，则是地道的科班出生，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一直从事文物研究。这两个人的两部著作，也能看得出两个人迥然不同的风格。

沈从文先生通常是以一个话题或者事物为中心，洋洋洒洒发散开去，从它的源流、演变一直讲到它的消亡或者当今的发展，读完有一种贯通一气的感觉。沈从文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和他的小说散文如出一辙，但埋没在大量的文物学专业术语中，仍是有些枯燥。不过，往往在文章的最后，他就会用散文的笔法，或是作些回忆，或是抒发些感慨。文末的寥寥几笔，不禁让读了前面文字的读者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而书中的几篇，相对于其他的文章，显得有些不一样。《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这篇，就针对王力先生文章当中对于胡子论述的不足做了一些纠正和补充。在文章最后，他难得做了相当篇幅的总结和感慨。他认为行文涉及历史，最好要仔细考究，避免出错。而艺术当中，也不能一味的约定俗成，沿袭早期的错误，而应当努力尊重历史，与时俱进。《过节和观灯》一篇，先生终于流露出文学大家的本色，将自己记忆中的节日描写得细致入微，让人宛若亲临。同时他也不忘旁征博引，讲述节日的历史演变。这篇文章，私以为是这本书当中最成功的一篇之一。

孙机先生则与沈从文先生不同，他的切入点一般都很小，通常是一种具体事物甚至只是一件文物，然后讲述和它相关的一系列文物方面的历史和具体知识。相比于沈从文先生，孙机先生的文章细致入微，条分缕析，充分体现出他科班出身的专业知识。而且文章中相当数量的注释和引文，更显示出非凡的专业水平。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是，在整本书中配有大量的插图，许多插图都是为了展示青铜器、玉器或者壁画上面的花纹和图案。而这些图案全部由孙机先生手绘而成！而他则说，这不过是每个考古专业的人的基本功而已。并且在书中，孙机先生还对现在一些文物的命名以及学术观点提出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这一点在沈从文先生的书中是非常少见的。

虽然两位学者文风不同，研究的方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都强调历史文献要和文物互证，不能只关注其一。孙机先生就举了一个例子：根据现在出土文物的经验，所谓的牺尊、象尊就是将尊铸造成牛和象的形状。但是古人大多以为是在尊上刻画出牛、象的花纹，而对出土文物熟视无睹。就连近代的训诂学大师段玉裁也说：“王肃、刘杳（这二人的认识和现代相同）不知此，乃云‘牺、象二尊形如牛、象’，真妄说耳。”段玉裁就是犯了泥信古书，不知实物的错误。

当今考古技术发达，我们拥有更加丰富的出土文物，也有更多的专业人才。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以后也可能成为研究者，把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学术观点，是应当牢牢铭记的。虽然现在历史系的学习还是偏重于文献多一点，但如果能够了解一些或者掌握一点考古学以及文物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