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兹全《中国文化六讲》

danyboy
2018-07-13 看过

刊于2018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2011年,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辞世。他当时被聘为鄙校国学院的学术顾问。 在我的记忆里,各级同学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对何兹老都非常尊敬,我自然也不例外。何兹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生于辛亥、长于民国、学于海外、教于祖国。因为出身于山东菏泽的书香门第,他从大学就确定了要毕生从事历史研究,三十几岁就成了傅斯年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在上世纪30、40年代,在史语所工作可是许多学者求之不得的目标,可何兹老仍然坚持出国深造,回国后,已经是换了人间,他从此就一直在北师大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了。

作为历史学者,用何兹老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走的是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众家老师的路。”作为世纪老人,他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在经历着历史。在他的晚年,他的学术素养与人生阅历已经浑然交融,令后辈们仰之弥高。1995年底,在台湾“中研院”及台北“史语所”的邀请下,已经84岁的何兹老亲赴台湾,参加傅斯年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并为新竹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们做了一个讲座。

这个讲座很快被整理成书出版,并不断再版,在一些读者看来,这次讲座的内容可能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前沿、创新点,也没有惊世骇俗的言论,但是,在我看来,这本名为《中国文化六讲》的小册子的内容十分值得玩味,非常有意义。一方面,这是一段祖国大陆历史学术界和台湾历史学术界交流的佳话,这样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在今天尤其显得可贵,值得追忆和纪念;另一方面,当时何兹老已经进入晚年,他实际上将此次讲座作为了他一生学术由博返约的初步总结,包含了他通过历史来评价中国文化的整体看法。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何兹老在很多场合对其中的部分观点继续做了深化,但这次讲座,最能传达他晚年对中国文化的总体看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书看似朴素寻常,“卑之无甚高论”,但细读后却发现并非如此。在朴素的语言和精短的篇幅下有深意存焉。翻阅全书,脑海里会冒出许多有趣的问题:这本书的题目围绕“文化”展开,但却又是以历史研究的方式呈现,一位历史学家在总结毕生历史研究的时候,却以文化为核心,是何缘故?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六个话题?是否足以概括何兹老的历史观念?为什么何兹老在最后一讲中,对近代史的走向做了大量的“假设”?等等,这些问题越深入琢磨,越觉得有意思,用一句当前比较时兴的话说就是,何兹老的这个小册子里,究竟有什么“微言大义”?

我们来看看这些论断。在开宗明义的第一讲里,何兹老认为影响中国文化特点形成的是两个根源,一个是外在的,即农耕生活;一个是外在的,即家族本位。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根源一个是古代的经济,一个是古代的宗法制度。但为什么这两点可以构成文化的根源?原来何兹老认为,中国文化里的天命、中庸等观念,都是建立在农耕生活基础上的;而文化中的忠孝、礼教、纲常等观念,都是建立在家族本位基础上的。这个论断,构成了本书的核心思想。

在此基础上,本书重点谈论了古代的政治文化,他用了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走向专制”。这四个字包括了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政治是逐渐走向专制的,在早期是不能简单概括为“专制黑暗”的,而是到了后期特别是明清时代,才最终确立了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从共时性角度看,何兹老提出了三个”变量“,即君权、平民权和贵族权,这三个变量此消彼长,从相互制衡逐渐发展到君权独大,贵族权消失,民权衰落的结局。而何兹老进一步指出,推动“走向专制”的恰恰就是上面所说的农耕生活与家族本位两个根源,“君权就是家长权的扩大”。

而依附于经济、宗法和政治制度之上的,则是思想文化,何兹老再次显示了他高度概括、纲举目张的水平,他用四个概念就精要概括了古代的思想文化:天命观念、伦理思想、大一统思想和中庸之道。其中,前三个思想可以说概括了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唯独第四个中庸之道,则隐约透露了何兹老晚年的心法。在本书自序中,他说:“我现在深深地理解: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之处,就在于中国文化中处处贯注着中庸之道的思想和精神。”

对于熟悉中国古代哲学的读者来说,理解中庸之道的重要性并不为奇。但我所措意的是何兹老为何对中庸之道如此情有独钟。作为一名以实证著称,以经济史、社会史为根基的历史学者,在晚年以中庸之道作为解码中国文化的精华、核心,这不能不引发读者的深思。

经过关于市民社会的第四讲,我在本书关于近代中国思潮的第五讲里,找到了何兹老如此玩味“中庸之道”的原因。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由炮船带来的西方文化”,而近代思潮的重点,就是舶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锋、碰撞、融合。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既是充满屈辱与激情的民族斗争史,也是思想蜕变、螺旋上升的社会发展史,还是充满着战争与变动的国家诞生史。对此,何兹老显示出了与一般历史学者不同的一面。

一般来说,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假设也是没有意义的。但在关于近代的这一讲中,何兹老却反复谈论近代历史的可能性,他意味深长的说:戊戌变法时期,假如能出现一个像北魏冯太后那样的太后,出现一个像秦皇汉武或顺治康熙那样的帝王,而不是慈禧和光绪,那么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假如民国初期,袁世凯不是一个有术无学的人,能够遵守约法、推行新政,那么历史又将完全不同;假如孙中山不是在59岁的壮年去世,而是能够晚死二十或三十年,北伐后的中原大战、国民党的独裁与内战可能会完全不同。

这些假设,完全透露了何兹老在耄耋之年对近现当代史发展的看法,如果历史可以改写,中国究竟有可能在哪个方面和现状“完全不同”?答案可以说“昭然若揭”;也透露了他为什么在本书中如此重视”中庸之道“。一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假设,显然不会是戏言或是幻想,而是他透彻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又亲身经历近代历史之后产生的沉痛的领悟。

至于本书的第六讲,则代表了何兹老对未来的期许和自信。我想,如果只把这本小册子看作是何兹老众多学术著作的普通一种,或是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浅显的入门书,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当从何兹老晚年回顾一生的角度来读。当然,这也仅仅是我的个人看法。

在《中国文化六讲》的前言里,何兹老说:“要说点中国文化整体的东西,从古到今,中国人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想将来,看看中国文化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对未来还会有什么贡献。如此简单,如此而已。”用百年时光熔铸的历史沉思来看中国文化,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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