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远观不可亵玩

子非鱼
2018-07-13 看过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深入浅出地从自身的写作历程上阐释了自己作品的价值理念。在他的童年里,父亲的图书室赋给他一种离析之后又整合的灵感。图书室是分离的,一端是伊斯坦布尔的书,字里有许多温情脉脉的时刻,而另一面则全是世界文学的书,大多数都是西方的,是外来者。世界文学的中心,土耳其不在其中,而帕慕克所做的,就如同他的父亲,像是劈成两半的子爵,靠着读世界文学逃离现实世界,在另一个异质的世界中寻求启发和安慰。

在童年和青年岁月里,他在不同的世界中寻找逃避自身文化的工具,因为土耳其人对自身的文化感到如此失落。和中国人的近代历史共同体记忆有类似之处,曾经的奥斯曼帝国是雄浑、庄重、饱满的,后来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却逐渐走向衰落,这是作为屈辱感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民族主义情绪得以生长的历史温床,成为数十年来政治动荡的重要来源。如今的土耳其,夹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路口无所适从,人们在推进现代化、政教分离、积极加入欧盟的过程中面对着欧洲的不接纳和不适应,一方面又在缅怀自身过去的历史,焦虑着身份认同的逐渐模糊和丢失。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近来就有推出一篇学者型观点文章,名叫“伊斯兰国家民主转型初探”,对政局多变的土耳其做了怀疑性的预估,作者在文中认为,伊斯兰国家的民主转型或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维度,就如同原基督教国家宗教改革、政教分离、贵族权力下放、自由民主化所经历的那般漫长一样,那些基督徒在临终之前引用《圣经》里的话,对自己一身为自由民主奋战作了了结——这场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今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而且,作者在文中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质疑,是否所有的国家,包括伊斯兰国家,都会向着终极的自由民主制度演变?我们的预估是不是出现了错误?有趣的是,在这个观点上,福山的老师亨廷顿教授,也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对他也是持怀疑态度。亨廷顿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过东西方交界的土耳其、亚太平衡跷板的澳大利亚在历史认同中的进退两难境地,并且指出世界秩序在后冷战时代会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前行。

54岁得诺贝尔奖的帕慕克,在颁奖台上却有和青年时代截然不同的感受。如今在他的脑海里,存在着一个比现实还要真实的伊斯坦布尔,他亲手用文字构筑了自己的家乡,留存了那些亲切的桥梁、房舍、清真寺、文化、英雄、宗教以及污秽史。 对我而言,世界的中心便是伊斯坦布尔,他说,我完全接纳了他,它们已然不依赖我的任何想象而独立起来。帕慕克谈到,自己在生活和文学的位置上,总是在远离中心,正如他青年时所做的那样,逃离伊斯坦布尔,去惊异的不同文化里寻求安慰。如今,他已经把异质的元素带到了自己的家乡,那些笔下构筑的现实当中。文学的迫切任务,是要研究和关切人类的基本恐惧,而在其中,便有文明的冲突所带来的时间线上不断绵延的难题。

也正是在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给予了对他文学价值的认同。词中写到:“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他深切地体恤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因为羞辱和敏感而来的共同体式的恐惧,这些恐惧会让人们犯下愚蠢的社会错误。而西方,那个他寻求慰藉也格外理解的世界,对于政治文化的启蒙、现代化进程总是带着一股自豪感,随之衍生的当然会有自负所带来的危险。

《我的名字叫红》是一本绵密、精妙、多维的小说。它像是一个万花筒,一架多面镜,从不同的线索角度看进去,都会是自理成章的,而文本自身的密度又足以支撑小说本体在不同维度的延展效果。所以看完500页的整本小说,会有一种“一抵三”的精力耗费感,仿佛同时读完了三本并排前行的500页小说一样。

故事的一开始,便是一桩诡异的谋杀案,死者身为细密画家里的镀金师不明所以地被暗杀,甚至还会在前头就出现凶手自身的第一人称叙述。以此,作者首先以此抛给读者一个结局,接着我们希望故事的演进是抽丝剥茧式的,以对这个结局作本源分析。所以,故事的第一维度,也称为是线条,可作为侦破小说。

接着,帕慕克不满足于以一种人称来讲述故事,他让所有的人物都可以以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自身的遭遇,其中有死者,有后来出现的男主角黑、少年时代的恋人谢库瑞、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委命于苏丹陛下而出书的姨父、三个细密画家学徒等等,他们每人都独立地叙述一个章节,随着故事的伸展交替讲述,人物视角转换,而故事本身却可以无缝地衔接并开驾下去。甚至,其中出现的讲述者还有绘画色彩“红”、画中的马、狗、树等等,读到此时,读者才发现帕慕克希望呈现的是一种全知的视角,由伊斯兰教中真主存在的观点来构建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全貌。种种细密绘画的奥秘和奥斯曼的宗教、文化、历史随之展开,令读者惊叹帕慕克本人对文化细节的描绘是如此繁密细致。其实,帕慕克曾经为写《红》用了6年时间,并仔细研究过土耳其的绘画收藏。在当作家之前,他一直对绘画保持兴趣。

第三条线,是小说中的爱情线。年少出走波斯的“黑”在时隔12年后回到家乡,去见少年时代的恋人、也是姨父的女儿谢库瑞。在他追求爱情之时,谋杀却向平静袭来,而这就与镀金师被谋害有关,更进一步追源,秘密正和细密绘画有关。在帕慕克不断描绘绚烂奇特、阴郁怪异的绘画文化的背后,黑将要在绘画中探究谋害的根源,而他的爱人、以及爱人的家庭和此缠连在一起。

三条线索彼此交织前展,故事在人称转换之中不断推进,使得它拥有了爱情、侦破、历史小说三个不同的维度。而帕慕克的功力就在于,他能够精妙地把握整个文本而不至于松散,他的文字,从宏观看,在推进爱情和侦破故事时是有悬疑性的,仿佛拉着一根线分岔成三根支线并行拉着情节行走;从微观看,他在描绘伊斯兰世界的细密绘画文化历史、探究背后的宗教沉淀时是如此的玄秘、阴郁、炫彩多端,但是不失细致,仿佛在绣出一副细密画本身一样;此外,人物在故事演进下的心理波折也能被刻画出来,从备受爱情和伦理考验的黑与谢库瑞,到周边的凶手、画师等,都足以被立体地呈现。

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感知来确定整本小说的故事类型。但是,细密画文化历史和宗教背景的详细介绍足够撑起这本小说了,这也是帕慕克本人所关切的,关于土耳其本土文明的追溯和重建。而文化的错位和冲突,就基于细密画法本身来展开。也正如颁奖词所言,帕慕克在追寻家乡之中发现了文明的冲撞,这也是他认为的文学的迫切任务之一,是要解决冲突中的历史记忆形成导致的身份认同难题。

故事中凶手的谋杀动机以及其他人物的内心挣扎与省思,来自于两种不同细密画法的融汇和抵触问题。代表本土的画法是真主安拉的全知视角,赫拉特大师画派下的传统沿袭要求细密画家们理性地控制整幅画的形式与构图,顺从安拉的引导握笔挥毫,表现的是伊斯兰世界上帝眼光下的文化血脉。如果画家有自身的个性和想法把图画变出了偏差,则是对安拉和伊斯兰世界的不敬之举。反过来,法兰克绘画风格起源于威尼斯,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文化,它重视人物的肖像和透视法,用流动的眼光看待事物,追求艺术解放。凶手在内心深处深信传统画法,却又在伊斯兰教的苏丹陛下的任务中充满挣扎的矛盾和苦惑。委命的姨夫大人在呈现苏丹陛下恢宏的书本绘画中使用了法兰克技法,他既遵命悉听于陛下,又顽固地恪守教义准则,前后的矛盾让他在内心所受的激烈宗教冲撞中,先怯于镀金师泄密整个画师群体不敬教义而谋杀了他,后又在拜访姨夫当中感受到画法传统的瓦解消融,不能接受,便谋杀了姨夫,牵扯了故事的“爱情线”。故事当中,其他人物的心情历程以及利益冲突大都建立在画法的留存和共融的难题之中。这也正是帕慕克所要展现的文明冲突的有效例证。

这是一本糅合了侦破、爱情、历史、暴力、文化、情色、宗教、欲望等众多元素的小说,它显得粗野、恢宏却又细腻入微、入木三分,是不是会有阴悒而玄奥的宗教场景出现,复又跟随着温馨而激荡的爱情故事,其拿捏宏观微观两种风格的文笔之功底正是小说文本延伸的借由之所在,体现了帕慕克出色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用文字架构世界的功底。小说放置在帕慕克的广角镜之下显得一览无遗,帕慕克对全知角度的崇赏,也正是他复原奥斯曼的伊斯兰世界的追寻愿望之所在。

《我的名字叫红》这个名字中的“红”,也是一种全知的色彩,它独立于细密画种种颜色和伊斯坦布尔历史街景的种种景象之外,在小说中单独成立为一个章节,也仅此一个章节,用颜色的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了伊斯兰世界中红的渗透,显得无处不在;在文化意义上,它象征着信仰下的激情、以及人物遭遇的激荡,是一种包纳了生命欢欣和惊危的颜色,暗含了热情、温暖以及暴戾和狂热。这部多维度的小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好立体地还原了伊斯坦布尔在16世纪的壮阔波澜和诡谲多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真主安拉既在东方,也在西方”是被害姨父在升天之后所闻,姨父因此倍感兴奋和解脱,仿佛找到了世界的终极答案,也为自己畏罪为苏丹陛下描绘法兰克肖像的疑惑得到了一个解脱。

转换人物视角、使用众多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方式,美国作家福克纳曾经也用过。有趣的是,这两个作家都从自己的家乡本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虚构了自己笔下的宏大世界。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 福克纳是他的约克纳帕塔法系,他仿佛赤脚走在自己的孟菲斯乡间田野,叼着烟斗。在《喧哗与骚动》里,福克纳尝试用每个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时,作家的视角已经褪去,读者只能跟着人物的有限视角来理解文本。而帕慕克却在各个人物的视角下串联起了全知的视角,甚至把自己作为一个角色(孩子奥尔罕与帕慕克同名)纳入了进去。小说的最后,谢库瑞把小说的所有发生的事告诉了奥尔罕,奥尔罕长大成人,写成了这本小说告诉世人伊斯坦布尔的神秘历史。故事到这里,从作者构筑文本开始,又逆回到作者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有完满的美感,也反映了帕慕克自己对构筑世界之宏大完成的信心。

倘若多挖掘小说的结构,那定会带来更多的乐趣。

故事本身在三线演进中不断地阐释众多绘画,绘画的笔墨所占的空间几乎和故事性笔墨相同。中国的古诗里,时常会有互文的关系,它们在文本上下相互交错,不断渗透、补充,却又合而为一。绘画中席琳和霍斯陆的爱情,正和小说中谢库瑞与黑的爱情相互映合,都充满了凄楚与温暖的两面性和戏剧性。这些情节演变,会不会正是一副奥斯曼的细密画,或者说是众多描述的细密画当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幅呢? 这本小说,浑圆的结构更像是一种严谨的数学模型,是一个表面光滑的圆环,封闭着,汹涌着,而内部又处处映合。我的名字不叫红,我的名字称为读者也在此面前表现出惊叹。读罢,远观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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