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慧元的多重生活自白书

icancu
2018-07-13 10:38:35

(本文为《星船与大树》作者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自愿或被迫地,我近年的生活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作为IT界从业人员,上班的时候要瞄准短期目标,天天琢磨怎么提高效率,尤其要关注潮流,生怕自己落后。商业也好技术也好,能在眼下的漩涡中保持不败的东西就是好的,让看得到的数字不断增长,就是硬道理。这个世界不太相信资历和权威,相信的是“事实”——一个回车键之后,屏幕上出现的结果。这些东西几乎黑白分明,而我们也被这种(自以为的)黑白分明所洗脑,这背后自然也就有了一套冰雪剔透的目标和哲学,“如何成为优秀的程序员”、“好程序员每天该做的十件事”之类,程序员这个社区的文化就这么一直拥抱着技术世界。我自己的电脑收藏夹里总是存着这些网页,希望自己在职场竞争中,起码完好无损。

我的生活还有另一个侧面,这就是跟音乐和阅读相关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一点守旧,一点顽固,一点自命不凡,它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来支撑,如果有的话也会主动拒绝(古典音乐唱片销量又减少了多少云云)。它瞄准的是世世代代中人心积累的记忆,依托的是一种基于“长久相信”的真理。我喜欢这个观点:世上的“真理”粗分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典型如科学和工程;一类基于在一定的群体内互相承认的信念,从政治宗教到文学艺术,都属于这类。而我喜欢的古典音乐,尤其是早期音乐——18世纪以前的欧洲音乐,在当代音乐家的视角中尤为如此。艺术不仅仅是艺术,不仅仅追求一个悦耳并自圆其说的结果,音乐家们为历史研究的相对客观也争吵不休,看上去,乐器的“历史真实”,乐谱的相对本真,以及音乐的气口、断句都令人生出捍卫“绝对真理”的劲头。虽然,人们捍卫的仍然是一些传统,一种相信。信念从来都是动态的,也是有惯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权威,相信过去的“相信”,但它没有什么说服众人的白纸黑字。它可能经历波折,回到起点,也可能挥手告别,万劫不复。它可能以少胜多,在残破纸片上流传于世,也可能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彻底从文明中消失。“人心”的维度,在某些方面跟技术世界就这么势不两立。

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有时深感这种“精神分裂”的无奈,但渐渐也会尝试追究其本。俗话说适者生存,我也在努力寻找平衡之道。在技术世界中,自我感觉良好并不会增加价值,自我肯定和辩护也不能让黑变成白。其实,这个世界所擅长的求知与求真,对客观真理的尊重,不惧成规的挑战,年轻人的锋芒,难道不是人文世界中同样需要的吗?而在人文和艺术的领域,种种变化的缓慢和不直接,能积累出跃于理性之上的火花,也可以成为自我膨胀和廉价谎言的温床。上面说过“两类真理”,细看之下又会发现两者彼此密密渗透:技术和商业,背后仍然有厚厚的心理积习。只是它的驱动机制,注定涉及大量善变的资源,也让驱动变化的力量本身发扬光大——种种成功学尤其是程序员成功学,都在挖掘人的认知潜力,把精神资源集中到某种类型的思维方向之中。而音乐的背后,也有绞尽脑汁的设计与实现,从两小时长《马太受难》的框架,到某个瞬间定格于一个和弦的,光辉的静止,它分享技术世界的专注和改变,只是方向不那么唯一。它鼓励不规则的惊喜,容忍某种程度的孤立和冷落,能接受怀旧与轮回。它的背后有缓慢和沉默这两种利器,在一个安静的剧场中等待史诗。

的确,自己近几年的写作,背景都是这两个世界的纠结,不过也因为这种纠结,我对科学史越来越喜欢,最初是出于对人的兴趣,比如作为普通读者爱读的“故事”——科学和科学家都有各自的命运,正确的人遇到错误的时间,往往终结于悲剧。我渐渐也会好奇他人遭遇的“两种文化”,包括历史中的科学,科学中的个体,以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裂痕。书中《星船与大树》一文也事关裂痕:物理巨匠之子乔治·戴森曾经像个野人一样住在树林中,跟预期中的中产阶级生活、常青藤教育南辕北辙。爸爸多年来倾心的是飞往火星的“星船”,跟他毫无交集。若干年后,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曾经的高中辍学生乔治成了这段当代科学史的最忠实书写者。不过父子仍然彼此独立,各有其指向远方的骄傲。我喜爱这书名的“辽阔”,取来做标题,“星船与大树”与本书的两个版块恰有寓言式的呼应。

写人文跟科学的交互,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是大师之一——其实古生物、进化论这些话题,命中注定地,将触及科学、宗教和伦理的底线,把“人”与“物”拷问得遍体鳞伤。本书《斯蒂芬·古尔德谈屑》一文则仅仅选取古尔德广泛兴趣中的一个小小侧面,也就是纳博科夫的蝴蝶研究与写作的互搏。纳博科夫终生热爱蝴蝶鳞翅目的分类研究,倾注心血无数。而且,他自有一套思考习惯,对细节穷追猛打的精神在蝴蝶研究和小说写作中似乎有类似的强度,但他张狂的想象力和勇气,似乎只结晶于文学。从世俗的角度衡量,他的蝴蝶研究没有产生巨大的成就,因为他的努力,主要限于收集资料和归纳。毕竟,科学与文学需要各自的“运气”——思维方式偏巧能激发特定灵感,并能合于情境需要的运气。纳博科夫拥有其一,并无其二。

我们并无良方,来解释纳博科夫的成败得失(或许这根本是个伪问题),就像没有良方来愈合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过度分裂。《哲学家俱乐部的早餐》一书,给读者还原了一个“科学家”称谓尚不存在的年代——那时,英国绅士们尚在业余时间格物致知,大学里学的是古典学。终于有一天剑桥人能理直气壮地拿着科学学位毕业了,各个“学位”之间的割裂也走上不归途。知识海量增加,技术疯狂发展,一个看似小小的关注点能做出一个博士学位,事实面前,有没有“倒退”之途?

而我只是一个自身处于多重生活的作者,我没有答案。我只有观察和伴随。

弹管风琴的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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