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和问题的本质

长期以来，东方社会一直将生物和自然过程融合到他们对社会的思考中去。但在西方，人类社会组织可以用自然界有机生命周期加以解释的想法则是由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Montesquieu［DeL'esprit de loi; Vico, SCienza nuova（1744,3rd ed.）］、Edmund Burke和Condorcet首次提出的。孔多塞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十阶段周期论。

到19世纪，现代科学的史学研究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可能黑格尔除外，并且很明显俄国社会批评家Belinksy、Herzen、Chernychevky除外），他们关注“从事实到事实”的细节。

到了20世纪，在解释人类组织时，历史学研究更加关注卓越的历史价值，而不是其天生的周期性模式，其中也有几个例外，他们是O. Spengler（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1919），以及更成功但也更有争议的A.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1946—）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世界文明。

在20世纪，研究商业组织生命周期的动力源起于19世纪Comte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社会学，Piaget（1954）的心理研究，M. Klein以及由塔维斯托克学院创建的精神力学，特别是Erik Erikson对人类生长阶段的研究（常常被早期研究生命周期的商业作家所引用）。

在20世纪30年代末，学者们的文章中还引入了类型学、组织阶段、管理动力学，尤其是熊彼特关于创业精神和官僚化的作品Business Cycles:A Theoretical, Historical&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New York:McGraw Hill,1939）及马克斯·韦伯和他于1912年翻译成英语的著作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1932；1954）；D. C. McClelland（1961），特别是他对印度村庄创业精神的研究；彼得·德鲁克（1946,1954）的研究；关注战略和结构的钱德勒提出的更深入研究组织的敏感性问题（1962）。将生命周期运用于家庭、婚姻和职业的研究也传播开来，这部分是受到Erikson（P. C. Click et at. 1955）和S. Minuchin（1974）的影响，后来，类似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人们还展开了一些重要的关于家庭和婚姻生命周期的研究，特别是Carter和McGoldrick（1989）。早期试图构造生命周期模型的是D. Super等人，他们在Teacher's College Record,58（1957）中将职业生涯从发展到衰退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他将生命周期的想法应用到商业中去的早期作品包括：E. T. Penrose把生物学与公司加以类比（1952）, D. H. Thain关于公司发展阶段的理论（1969）； L. L. Steinmetz关于成长和生存的动力学论述（1969）；A. Tanski的研究（1980）。推动生命周期研究的关键文章是L. E. Greiner在《哈佛商业评论》（1970）上发表的“Pattern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这篇文章。在该文中，他提出了增长五阶段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早期，学界涌现出大量关于生命周期和“进化”理论的研究工作，在1986年7月期的Business Periodicals上，这一主题首次被列为商业研究和出版类别下的一个子类。1980年，J. R. Kimberly和R. H. Miles等人把许多文章汇集到一起出版了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一书，书中包含了N. Tichy、W. Ouchi、J. Freeman和D. A. Whetten的文章。

在这十年期间，其他重要研究包括：D. Boulding（1974. 1975，关于“衰退”）； D. A. Whetten（1980年发表的文章及后续文章，也是关于“衰退”）；J. B. Miner（1982，关于“创业类型”和官僚的“阶段”）；R. E. Berenbeim（1984，关于“企业家族”）；J. Freeman（1982，关于“自然选择和生存”）, P. H. Mirvis（1977）；W. G. Dyer, Jr.（1986，关于“家族企业的过渡”）；L. M. Miller（1990，有关发展过程的六个阶段）；其他。

在20世纪80年代，以下学者对生命周期阶段“有效性”和“可预见性”展开纵向研究：D. Miller、J. Freeman、D. Miner、K. S. Cameron、R. E. Quinn、P. H. Friesen、R. Drazin、R. K. Kazanjian等。D. Miller和P. H. Friesen（1983）借助于每个阶段普遍存在的“互补性”，通过54个变量对增长和衰退的五个阶段进行检验，对可预测性的研究获得了积极的成果。R. Drazin和R. K. Kazanjian（1990）将进行预测分析的del过程用于不同“生命周期规则”的阶段模型，他们发现了一些支持性证据。但是，这些研究的总体结果一直含糊不清。

在20世纪90年代，对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发生了变化，它让位于其他细分领域方法的研究——关于公司发展和转型的研究。在这些具有革命性的早期研究中，困难在于：研究者要么是寻求在现实生活和组织这样的有机体中的机械应用方法，将规则视为绝对的事情；要么，他们没有探寻人类互动的不同之处和微妙之处，并因此而终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