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 八次危机 8.7分

第九次危机

[已注销]
2018-07-11 17:13:27

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中共开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2008共遭遇八次危机,其中既有单纯的经济危机,也有财政危机,有些甚至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而那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往往就促进了制度改革。

值得庆幸的是,所有危机,我们都熬了过来,但这也正是我们所要担心的:因为我们没有对外扩张的基因,每次危机都是内部消化,全民买单。

纵观八次危机,其中,以第五次(1993-1994),最严重,最糟糕,其解决过程最惨烈,最无耻,也最无奈。今天,我们正站在第九次危机的边缘,他和第五次危机,却恰恰有着某种相似性:被西方封锁(贸易战),巨大的财政赤字(巨额地方债造成的隐性赤字),和已无空间的国内政策。

这些都逼迫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面对,并承担危机所带来的阵痛,以及倒逼改革,所带来的新生。

如果把国家看做一门生意,那么收入就是税收,支出就是公务员、军队、教师工资和社会福利,如果需要修桥补路盖高铁,就需要发行国债,或者借外债。当入不敷出的时候,企业可以破产,个人可以跳楼。国家怎么办?一般来说,就是增税,印钱,削减公务员支出,退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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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中共开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2008共遭遇八次危机,其中既有单纯的经济危机,也有财政危机,有些甚至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而那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往往就促进了制度改革。

值得庆幸的是,所有危机,我们都熬了过来,但这也正是我们所要担心的:因为我们没有对外扩张的基因,每次危机都是内部消化,全民买单。

纵观八次危机,其中,以第五次(1993-1994),最严重,最糟糕,其解决过程最惨烈,最无耻,也最无奈。今天,我们正站在第九次危机的边缘,他和第五次危机,却恰恰有着某种相似性:被西方封锁(贸易战),巨大的财政赤字(巨额地方债造成的隐性赤字),和已无空间的国内政策。

这些都逼迫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面对,并承担危机所带来的阵痛,以及倒逼改革,所带来的新生。

如果把国家看做一门生意,那么收入就是税收,支出就是公务员、军队、教师工资和社会福利,如果需要修桥补路盖高铁,就需要发行国债,或者借外债。当入不敷出的时候,企业可以破产,个人可以跳楼。国家怎么办?一般来说,就是增税,印钱,削减公务员支出,退出福利,对外掠夺,当然也可以设立“平准制度”,垄断重要资源和老百姓做生意。

下面,我们将回顾这八次危机,熟悉它的套路和过程,以减轻分娩时的痛苦。

第一次 1958-1960 苏联撤资 第二次 1966 冷战铁幕,军备建设 第三次 1974-1976 中美建交,拥抱西方 第四次 1979-1980 新老交替,维系稳定 第五次 1988-1990 经济过热,投机失控 第六次 1993-1994 旧制度总清算,房地产登上历史舞台 第七次 1997 亚洲金融危机 第八次 2008 次贷危机 其他:1994年分税制改革

第一次 1958-1960 苏联撤资

背景

1949年后,中国仍然延续了之前的经济萧条,粮产量是战前正常水平的75%,有4000万灾民,由于战争还在继续,依然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在建国之初,中国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极端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获得援助。是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后,付出了牺牲14万人,失踪25万人的代价。才在战后获得了54亿美元的苏联投资。利用这些投资下,中国迅速走出萧条,开始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

简单来说,就是朝鲜战争带来了中国第一次招商引资,开启了全盘苏联化,构建完整重装军事工业体系的进程,也迅速形成了以集中在大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

经过

1958年苏联要求新的联盟条约以实现主权换保护,由于毛的拒绝,苏联中断了对华投资,以及技术支援。这直接造成了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流产。

一般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都会遭到“宗主国”的投资中断,与此同时也会出现经济的崩溃,随之政治动荡也就会发生。

之前第二产业产值已经占比达到40%以上,1960年危机发生时,该数字是44%(如果数据并没有造假的话),在下一年,1961年,第二产业占比为跌至31%,财政收入也发生了-37%的断崖式下跌。

中央开始放权,这是第一次强调地方政府放权,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1960)。我们采用大量的劳动力替代了非常稀缺的资本,从而勉强维持经济建设,1958年底,参与炼钢的劳动力达到9000万人以上,加上间接支持的人,总人数超过1亿。

然而,离开了苏联专家,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真正提高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因无知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60年,城市就业人口从1.3亿下降到4500w,也就是下降了60%。

从1961年起,政府不得不开始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进行生产自救。一方面是粮食减产,另一方面不得不用农产品和矿产偿还苏联债务(54亿),雪上加霜。1960-1962三年人口增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2000w”,新生儿死亡率达到14%。

出了通过死人进行需求侧改革,也采取了一些自救措施,比如允许农民退出生产队。农业税的比例也从8%上升到22%,财政形式有所好转。

总结来看,虽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是维持住了经济增长的局面。

解决

1 和苏联继续谈判,争取到了一些项目的后续投资;

2 进行税制改革,简单来说就是放权,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利,地方财政支出由29%上升到了57%,中央财政收入由80%降低到20%+,这也导致中央不得不增发货币,但是由于是计划经济,所以物价是稳定的,但是物资却是短缺的,最终死了很多人;

3 农村生产自救;

4 超高失业率,死了很多人,进行需求侧出清。

图中1959之前是国家资本主义,由于第一次危机进行放权,中央财政收入下降;

1993年因为再次遭遇危机,而进行分税制改革,也就是进行了削藩,从而收复中央财政权力,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地方卖地,滥发债务的恶果。

第二次 1966 冷战铁幕,军备建设

背景

中苏交恶,中国在美苏铁幕夹缝中求生存,蒋介石正在加紧反攻大陆,同时中印边境爆发战争。一方面,根据苏联在五十年代的建议,中国着重开发了沿海和东北的工业区。但是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最终,毛力排众议,集中最好的力量上核武器(1964年试射成功)。

经过

1965年起,因战争形式需要,中央将一些沿海城市工业向西部和西北内陆地区转移,这也就是所谓的三线城市建设,从1964年-80年代,约有2000亿元流入三线城市开发。

“三线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然而这些建设几乎不产生任何收益,但是客观地说,他保全了中国政权得以在残酷的冷战环境下生存,为之后的发展争取了空间。

解决

第二次财政危机依然是靠向农村转移,而实现软着陆,1968-1970 上千万知青下乡,除了三线建设和兵工厂有少量招工外,沿海城市仅仅维持产能。

第三次 1974-1976 中美建交,拥抱西方

背景

21世纪之前的对外开放,主要是需要资金,引入资本;之后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出口贸易,向国外要市场。

国际上,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的滞涨。接下来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开始偏向铁幕的西方。

毛接受了“世界大战在二十年内打不起来的观念”,由周恩来提出了“四三方案”,即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一方面是引入西方资本在沿海地区布局工业化城市,另一方面是调整中国“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这是新中国第二轮“维持自主性的对外开放”。

经过

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国引入的机械设备正好是42.4亿美元。这立刻导致了和第一次对苏联引进外资一样的后果:1974年财政赤字达到100亿,当时的财政总规模只有800亿

面对严重的危机,1974年政府继续号召“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然而一方面由于文革已经结束,大家热情不再,另一方面1972年后的投资高潮客观上拉动了城市就业,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下乡,政策难以贯彻,社会不满情绪激增。

始于1972年的西方设备、管理以及技术的引入,以及进行的相应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大地改善了国内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比如西方化肥设备使得1972-1974年中国化肥产量翻翻,化纤设备使得“的确良”服装、尼龙还有洗衣粉成为日常消费品。随之而来的还有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三大件消费品的问世。当然负面因素就是中国不得不支付昂贵的“服务费用”。

最重要的是,这次开放使得高层路线从最初的照搬苏联模式,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了照搬西方生产制度。

解决

第三次上山下乡。以大锅饭制度,使用“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主义”化解外部风险,在20年内,中古农村一共消化了3次总计4000万的“知识青年”。

---改革开放分界线---

第四次 1979-1980 新老交替,维系稳定

背景

随着毛,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领导的去世,新任领导班子缺乏对宏观经济调整的经验,甚至还出现了以华国锋主导的更大规模的外资引入计划“八二方案”。即仅1978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合同,同时还达成了50亿美元的意向,而当时的财政收入一共只有1132亿。这直接导致了1979-1980两年累计赤字达到300亿。

因此本次危机的直接原因:

1. 70年代后在国家负债和赤字压力下依然在投资城市工业,形成巨额财政赤字;

2. 过渡期政府,为维护新政权合法性,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福利和补贴增长过快。

同时,改革开放后,农村去组织化,和农产品商品化,都造成了已经不可能向农村转移危机,所以之后的危机只能在城市硬着陆。

资金的短缺也迫使中国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传统禁区,1978年12月,中国宣布可以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

当然,由于内在的中央与地方债权不清晰,随着大规模的开放,引资,造成了日后“责任中央承担,收益归地方政府”的问题。

经过

在投资高潮之后进入紧缩,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的11.7%下降到1981年的5.2%;

固定资产增速从22%(1978)下降到4.58%(1979),甚至负增长(1981,-10.51%)。

1979年财政赤字为170亿元,1980为127亿,巨额财政赤字造成巨大通货膨胀。

本次危机不仅伴随着大量失业,而且还有1978年开始的知青返城高峰。1978年返城知青255万,1979年395万,1979年累计的待业人员达到1500万(官方数字,实际数字可能达到4000万)。

大批待业青年引发社会治安问题,随着社会犯罪率直逼建国后(1950)水平,中央开展了“两个严打”运动(1979-1981)。

解决

严重的通货膨胀;

针对社队企业进行增税;

垄断粮食贸易,“平准操作”;

财政分级承包(1984),拨改贷(1979),利改税(1979);

*本次危机放过了农村,政府退出了不经济的农业,也甩出了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以“大包干”形式向农村返还了土地和劳动力,客观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从1982开始复苏。

农村无法再消化危机

城市工业多年来以剪刀差剥削农村,造成了“三农”的全面衰败,终于,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财政主要来源后,农村集体化已经完成了其为国家实现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

随即,农村集体经济退出,开始推行“大包干”的家庭承包制(1984),这既是甩包袱,也是修养生息。70万生产大队,480万生产队变成了2亿多农户。

为了实行修养生息政策,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6种主要作物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0%,但是最终市场价格上涨了49%,表面上是推动了农产品市场化,实际上是国家垄断了粮食贸易,进行“平准操作”,给城市人造成了灾难一般的通胀。但这客观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本质上,80年代的改革,并非“做大蛋糕”(林毅夫1994),而是存量调整,农村部门的边际投资收益远高于城市。

第五次 1988-1990 经济过热,投机失控

背景

本次危机是由传统金融周期(债务危机)和新旧制度转换成本叠加而成。新旧制度转换成本指的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形成的财政赤字,以及伴随的制度寻租成本(腐败)。

随着之前提到的集体经济退出农村,农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农村工业从1982年一直到1988年,乡镇企业的年均增长率都在30%以上,高于同期社会生产总值10%以上。

农民收入连续4年增长快于城市居民,农村消费一度占全社会零售总额的60%以上。中国在80年代曾经出现了内需推动的黄金增张。

一般认为,本次危机是标准的经济过热,银根收紧(利率飙升,甚至抽贷),债务危机爆发(三角债问题)最后导致萧条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风波。事实上,本次危机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首先,确实发生了恶性通胀,1988年达到了两位数。同时,也不能忽略巨额财政赤字的现象。进入1988年,财政赤字超300亿,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4.8%。

事实上,即便在物价飞涨的1988年现金投放量679亿(M2增量超1500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货币投放仅为16亿。1990和1991的年M2增速更是超过了3000亿和4000亿,没有紧缩货币的迹象。

而且,当时M0增速远小于M1M2,所以这是一场宽货币,紧信用的宏观调控。

那么,赤字是如何造成的?很大程度上由于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补贴造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新旧制度交替成本。而之后采取的一些列市场化价格措施,进一步恶化了通货膨胀。

经过

经济增长速度从11.6%(1987)下降至4.1%(1989),3.8%(1990);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41%(1985)下降到了-8.23%(1989);

本次危机结合了多方面的原因:

1 经济过热,形成了周期性经济衰退;

2 价格双轨制改革,形成了巨额赤字;

3 为了解决价格双轨制,强行推进“价格改革”,从而进一步恶化了通胀;

4 之后的利率飙升,又造成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爆发,从而造成了本次具有典型意义的滞涨。

简单来说,就是过去5-10年过度的流动性,瞬间涌入了“民生池子”,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类似股灾上半场,当前房市和美股),然后在紧缩调控下,爆发了全面的债务危机。

解决

1 部分地转嫁“三农”,要求“发展沿海经济”,“两头在外”,让出国内市场,向海外要市场。最终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从依靠内需发展而转向外向型经济。导致农村企业大面积关门歇业,农民收入连续三年下降;

2 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组织,教育,医疗的维持费用。

外向型经济开始

80年代,是中国第三次开始大规模开放,引入外资,这直接推动了中央推出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奠定基础。

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内需型增长被打破,90年代,中国被迫“两头在外”,要向海外要市场,从而主动加入了由国际金融主导的全球化进程。

与此同时,从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连续3年下降,迫使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最终形成了九十年代民工潮现象,为之后的人力密集型外贸输出(移民替代)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在89年代后期开始上升,然而外债也是在上升的,所以这并非真的创汇,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93年(也就是下一次危机),那一年人民币一次新贬值50%。

在资本短缺时代,国家在财政两年赤字的情况下,只能引入外资,随之而来就是外债上升,外汇下降这些现象。所以,中央在鼓励外向型经济的时候,始终在强调“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两头指的是资金和市场都在外)。

1993年贬值后,中国突然凭空出现了巨大的成本优势,于是开始了全面的廉价劳动力输出(移民替代),外债从100%降低到了10%,这也是今天贸易战的起源。

第六次 1993-1994 旧制度总清算,房地产登上历史舞台

背景

本次危机实际上是上一次危机的延续,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新旧制度转换造成的成本的总清算。

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最终引起X9政治风波,从而导致自1971年以来的西方第二次全面封锁(上一次是朝鲜战争结束)。

之后,是中国骤然加速了在市场化和金融化为主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南巡讲话传递出的信息,是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自主增大引资,自主将占有资源资本化。也就是,不再靠紧缩解决危机,而是靠放权,开源解决危机。地产,证券,期货也是在这一时期开放的。1992年的中国十四大推出“市场经济”改革,是这次演化的最高潮。

然而最终地方经济过热,债务推给中央,中央不得不成为最终债务人,最终变成恶性通货膨胀。本次滞涨危机处理失措,造成了巨大代价。

与此同时,年轻人将危机现象归咎于“旧体制”,第三代领导人顺势做出了全面纳入全球化的主张

经过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同年,南巡讲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地方政府间接或直接推动了当地的公司热,地产热和投资热。这直接导致了1993年,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时发生。

其中,财政赤字指的是政府不得不为地方的投资行为买单,提供流动性以维持金融机构运作。

金融赤字指的是银行利率和市场利率出现“贷款差”,即民间利率已经市场化,而金融机构利率还未能市场化,这和今天大量影子银行存在的原理是一样的,大量银行资金涌入市场。客观山造成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这看起来是金融混乱,其实是投机失控。

外汇赤字指的是,199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211亿美元,在偿还外债后(135亿美元),已不足以结算贸易逆差(122亿美元)。

总结起来,在内忧外困下,我们使用了宽财政,宽货币和大规模的信用扩张,这不仅造成了资产泡沫,投机失控,也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是三大赤字同时发生,到了已经超过GDP总量的危急关头。

中国政府进行了壮士断腕般的“排除地雷阵”,“冲出万丈深渊”的改革予以应对(铁血16条)。主要是推出了三大宏观领域改革:

1 人民币大幅贬值,汇率一步并轨,实现了外汇市场化;

2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1984年确立的分级承包制进一步演化为分税制,从地方财政占70%调整为约各占一半,然而这又造成了地方政府风控卖地以弥补资金缺口。在分税制改革后的1994-1998年,在中央不断阻挠的情况下,平均每年的耕地减少规模仍然达到21.5万公顷。

3 强行紧缩银根(这是官方说法,实际上进行的相反的操作,即放松银根)。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发行,注入流动性。

同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两大退出”:

政府退出国企,直接进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政府从不经济的中小型、非垄断国企退出)。仅1995-2000年,国有部门集体单位在职人员减少了4800万人;

退出公共福利,职工住房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中国教育经费在上世纪末的目标为GDP4%,实际上从3%(1990)下降到了2.5%(1998)

最终,大量呆坏账在银行挂账留给了继任者,中国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数万起群体事件,大众收入下降带动内需下降。在付出了一系列巨大的代价后,终于在1997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由14%(1992)下降到9.7%(1996),通货膨胀由21.7%(1994)下降到了6%(1996)左右。

然而,之后全球立刻遭遇了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内需和外需都下降的中国,陷入了3-4年的通货紧缩。

需要补充的是,在1993-1996,3年间100%幅度连续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并且(因补贴压力太大)全面取消粮票制度(1992),客观上虽然保护了农民利益,实际上国家进行了“平准制度”,开展了粮食垄断经营,加剧了城市的通货膨胀。

解决

1 人民币大幅贬值,汇率一步并轨 (本币一次性贬值52%);

2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削藩;

3 放松银根,大规模通胀 (1994 CPI 24%,连续三年俩位数);

4 政府退出效益低效国企,大量工人失业;

5 政府退出公共福利,住房、教育、医疗产业化。

小丑行径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这些调控措施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为未来20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奠定基础。

总结起来,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成本,这成本中央转嫁给了地方,地方又转嫁给了房地产,而房地产又被全民买单。具体来说就是土地资本化的过程中,货币大量超发,超发的货币被消化在了房地产市场,从而实现了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让市民和农民共同承担了中央政府在1993年三大赤字高于GDP总量的危机局面。

买房的人,帮中央承担了很多债务,不买房的人,则承担了更多的债务(通货膨胀)。

第七次 1997 亚洲金融危机

背景

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从产业型经济向资本型经济的重大转变。明显的标志就是第一产业就业出现了衰退。中国从资本紧缺走向资本过剩,而且随着融入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中国的60年历史上,一共发生过4次外资引入,或者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每次都会或多或少引发危机,这是资本逐利的本性造成的。

第一次发生在50年代,苏联资金的撤离,造成了两次(1960,1968)赤字爆发和就业危机;

第二次发生在70年代,因西方设备和服务的高昂代价也造成了两次(1974,1979)赤字和就业危机;

第三次发生在80年代,中央在赤字压力过大情况下,允许地方扩大开放,招商引资,这造成了1988滞胀型危机和1993三大赤字同步发生的通胀和经济危机;

第四次是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国民经济已经有严重的外向型特征,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收到了输入型危机的影响。

本次危机实际上由内外原因叠加而成,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严重依赖外需,外需对中国经济拉动率为4.2%(1997),贡献度为44%,当年投资度经济的贡献度为34%。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危机仍未结束,大量之前的银行的呆坏账(主要源于之前的地产热),需要通过银行商业化解决。

经过

1992年南巡讲话,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在1994年出现失控迹象(CPI24%);

同期,由于新老制度交替,赤字持续扩大,不得不超发货币;

1997年完成软着陆,同期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中国遭遇特大洪水;

1998-2001,陷入之后3年的以通货萎缩为标志的经济衰退。

解决

1 中央上收金融权利,进行金融系统改革,彻底解决从80年代起遗留的历史坏账问题;

2 积极财政政策,从1998年-2000年,发行了3600亿元的国债,用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扩大内需。

1998年我国的第一条高速公里才通车(沪嘉高速),而到了2003年换届时,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到达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从1998年起的十二年间,我国的国债投资带动的投资规模达10万亿,加上各个地方融资平台,可能总计达到20万亿。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基础设施面貌,为我国成为新世纪的世界工厂,以及为日后的互联网物流发展红利奠定了基础。

同一时间还有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2001东北振兴,2003中部崛起和2005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总结起来,这次输入性危机由于中国政府的强力干预,1997,1998两年的GDP为7.8-7.6%,整体稳住了经济,但是中国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长达四年的农民收入下滑”,内需不足和“三年通货紧缩”。市民和农民依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金融系统改革

一般来说,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不分家。所有的地方债务最后中央都会变成最终债务热,而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最后也都会向银行透支(或者银钱来购买国债)。

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各国政府对金融体系安全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意识到大量坏账的巨大隐患。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从1998年开始,至2002年结束,金融和财政终于进行了“分家”,银行脱离了对财政的依附关系,中国的银行终于从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变成了独立与地方的产业垄断资本。

第八次 2008 次贷危机

背景

1999年后,中国面对的是两大过剩(林毅夫),劳动力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90年代人口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奖金1000万,如果中国的GDP低于7%。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就会少于800万,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另外,中国还面临着金融资本过剩:2007年的存贷比为69%。中国已经全面由资本短缺转入资本过剩。

所以,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是三大过剩vs三驾马车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

中国决策者在90年代面对危机建立起的“高利率 + 低币值”策略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全球化发展趋势,这一方面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创汇,同时迎合跨国公司投资诉求。中国在1998-2008期间成为FDI第一的国家。但是这也导致跨国公司占据了中国几乎所有战略性行业的主导地位,其年均利润率也一度高达30%,这个时期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10年。

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1998年金融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利被大规模削弱。地方政府开始主导“高投资+高负债=高成长”的发展模式。自2002年起,地方财政赤字急速扩大。

综上,中国在这一时期靠的是外贸+投资,化解国内过剩产能的发展模式,从2003-2007,中国GDP在5年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经过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对外依存度在续上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曾长期在70%左右(进口+出口 / 总GDP)。中国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2002年完成金融市场化改革;

2003年新政府换届,进入圈地运动,地方财政赤字扩大;

2008年以雷曼兄弟倒闭为代表的次贷危机,迅速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产生影响;

虽然四万亿刺激计划在一定程度挽救了经济,然而三驾马车仅剩投资可用,而且大量的过剩产能已经无处出清,这为之后的第九次危机埋下了隐患。

解决

1 积极财政政策,四万亿投资计划;

2 稳定汇率的前提下,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

3 持续超发货币,房地产为支柱行业。

1997和2008两次输入型危机,都是全球型危机演化而来,中国政府采用“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危机,成为全球的典范,然而,这也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造成了政府债务大幅上升,虽然说,这些债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而国内的基础设施条件,然而,也不可避免造成了全民买单的现象。

2008年和1998年最大的不同在于,1998年我们还处在“经济货币化”改革当中,大量的货币可以被纳入“经济蓄水池”。而之后就只剩下“房地产池子”,同时,中国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投资和外需都已经是强弩之末。制度成本不断累计,全民买单现象则常常表现为社会冲突。

很感谢您看到了这里,面对第九次危机,我们认为,仍然无法避免全民买单的现象(当然这要看你怎么理解“一带一路”政策),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是:买房子,多美元,和空股指。

其他:1994年分税制改革

http://news.hexun.com/2008/1994fszgg/index.html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状态。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名为“借”,实为“取”,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

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 ,但中央支出却占50% 多

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 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

1、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如产品税),代之以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征收增值税和规范消费税。

2、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财源。

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

中央财政直接 组织的收入将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60%左右,中央财政支出约占40%左右,还有20%的收入 通过建立规范化、科学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向地方转移。

3、为了保护个省市(特别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

主要参考资料

温铁军《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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