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美记 窃美记 7.5分

【书摘】窃美记

江萸
2018-07-11 13:51:00

另一次冒险,是在主演《清洁》并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之后,她不再出演电影,重新开掘自己的生活。她拒绝的片约,是别的演员求之不得的,包括来自好莱坞的邀请。因为她在英国的求学生活,她在异地所遭受的排斥,让她“对自己的文化产生防卫意识”。更重要的是,她打算去尝试各种生活,这种生活,“比我演戏演到死更好”。

所以,当她签约摩登天空,以唱作型音乐人的身份亮相时,没有人认为此举是冒险。尽管音乐人并不拿她当真,调侃她的唱功,用她在“春晚”演唱的《花样年华》为例,说那“证明了她是真唱”,还称她是“史上唯一不会参加商演的歌手”,但没有人认为她是冒险。她已经历过两次冒险,有资格去玩耍、撒欢,或者什么也不做。换言之,她获得了自由。

我还看过一次她的演出,在音乐节上,大屏幕放大了她细微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其实不够放得开,有几次,气势已经不够了,她又续上去了。她的表情明明白白地写着:既然站上舞台,不能半路退场。那种不矫饰,很动人。

但我还是觉得,最接近我们对鹦鹉螺号定义的、更动人的,还是张曼玉唱摇滚这件事。

格非在谈到尼采和音乐的关系以及理性之外的那个危险、幽暗的地带时,用了塞壬作为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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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冒险,是在主演《清洁》并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之后,她不再出演电影,重新开掘自己的生活。她拒绝的片约,是别的演员求之不得的,包括来自好莱坞的邀请。因为她在英国的求学生活,她在异地所遭受的排斥,让她“对自己的文化产生防卫意识”。更重要的是,她打算去尝试各种生活,这种生活,“比我演戏演到死更好”。

所以,当她签约摩登天空,以唱作型音乐人的身份亮相时,没有人认为此举是冒险。尽管音乐人并不拿她当真,调侃她的唱功,用她在“春晚”演唱的《花样年华》为例,说那“证明了她是真唱”,还称她是“史上唯一不会参加商演的歌手”,但没有人认为她是冒险。她已经历过两次冒险,有资格去玩耍、撒欢,或者什么也不做。换言之,她获得了自由。

我还看过一次她的演出,在音乐节上,大屏幕放大了她细微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其实不够放得开,有几次,气势已经不够了,她又续上去了。她的表情明明白白地写着:既然站上舞台,不能半路退场。那种不矫饰,很动人。

但我还是觉得,最接近我们对鹦鹉螺号定义的、更动人的,还是张曼玉唱摇滚这件事。

格非在谈到尼采和音乐的关系以及理性之外的那个危险、幽暗的地带时,用了塞壬作为象征:“塞壬是恐怖与美丽的复合体。它显示出希望和诱惑,也预示着颠覆和毁灭的危险。由于塞壬的存在,水手和航海者永远处于两难的悖论中。面对歌声的诱惑,你当然可以选择回避,远远地绕开它以策安全,也可以无视风险的存在,勇敢地驶向它。据此,人的生活也被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安全的生活和真实的生活。”

初看这个访谈,觉得张曼玉像一切曾经美丽过的人一样,在为自己的老去担忧——她说,自己正处在尴尬的年纪,已经演不了别人的女朋友,却也暂时演不了母亲。她希望自己在真正老去后,能像萧芳芳那样复出,但已经变身为另外一个演员。

怀尔德的电影《日落大道》中的女明星斩钉截铁地说:“明星是不会老的。”而在比利·怀尔德的另一部作品《费多拉》中,女明星为了延续自己容颜不老的神话,宁可唤来自己的私生女假扮自己。

但仔细琢磨起来,张曼玉不能接受的,似乎并不是衰老:“我不觉得我演戏演得好又代表了什么。你说你很会煮饭、很会算账,这都是实打实的本事,可很会演戏算什么呢……到我死那天,别人说‘她生是一个演员,死是一个演员’,我会不高兴。”她更在乎的,是能否从自己的前半生里退出,从那个众所周知的“张曼玉”里抽身而去,为此,她愿意有步骤地、有策略地抹去自己存在过的痕迹。

水木丁写过一篇让我反复细读的文章:《张爱玲为什么不自杀?》。她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两种灵魂,一种是做加法的灵魂,要让别人看到自己,要和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另一种,是做减法的灵魂,他们希望自己和这个世界保持一种简淡的关系,希望自己不被觉察、不被打扰,安静地过完一生,因此永远在努力从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中挣脱出来。张爱玲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她实现了一种“社会性的自杀”(借用东野圭吾的话),顺利地将自己的存在感抹掉,虽然活着,却已经成了别人心理上的古代人。

其实,这两种状态,完全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人之所以做加法,常常是因为不得不做加法,做加法,为的是谋取做减法的资格。所以,许多人在人群中做加法,在独处时做减法,或者在前半生做加法,在后半生做减法。张曼玉正是如此,她逐步退隐,在自己和观众之间制造出了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将来,她还会用一种新的形象覆盖以前的形象,像现在的萧芳芳或者郑佩佩。

而现在的张曼玉,正在经历《毕加索的奇异旅程》那样的结尾——毕加索在墙上画了一扇门,拉开,外面是碧海蓝天。那是一个不需要我们知道的世界。

但凡述及翁美玲生平,总要提到她的荷兰男友。年,她与荷兰男友分手,于复活节期间返港,报名参加“香港小姐”选拔,获第八名,从此步入娱乐圈。近日,“荷兰男友”Rob Radboud制作翁美玲纪念网站并接受采访。网站公布百余张翁美玲成名前的照片,照片上都是日常生活场景,不外旅行、打球、用餐、弹吉他。那时的翁美玲,还是一个憨直少女,与后来的明艳照人迥然不同,Rob Radboud也说,翁美玲后来的录像片段和照片让他觉得异样,“她不是我认识的Barbara”。和他有相同感触的,是小说《印度墨》中的男主人公,男人看见出现在电视上的前女友(影射李嘉欣),喃喃惊呼:“那不是她。”那不是她,一旦成为香港小姐,她就再也不是她,她已经过萃取、整理,成为这个城市的香水

——聚斯金德小说中的“香水”。气味天才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出生在臭气熏天的巴黎,他谋杀少女,萃取她们的体味,制成终极香水,让围观行刑者进入酣醉状态。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对这部小说有精彩解读,他说,香水不只是香水,是所有气味的综合,是感情、感触,是记忆中印象的回声,或者说,就是一个时代的精魄。

香港小姐,就是香港这个城市萃取的香水之一。 世纪年代末,香港经济起飞,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地位日渐强化。香港人在与国语文化、上海往事周旋良久后,在充当上海镜像许久后,终于有信心确认自己的身份,成为“香港人”,粤语成为主流,粤语电影压倒国语电影。香港人像世纪的巴黎人,开始大刀阔斧地塑造城市形象,他们欠缺一个路易十四那样的首领主持这一切,所有行动均出于自发,效果却十分惊人。各种神话、符号从角角落落出发,汇入“香港”这个大神话。美女,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神话最坚实的部分,她们的容貌、身材、服饰、妆容、礼仪,是城市的结晶,是城市的微缩景象,意味着控制感,意味着城市的整理、驯化、调教,那是和荒原上的苔丝完全不同的一种美,是压迫之下的美。

少女们从五湖四海出发,从伦敦、从纽约、从上海,到香港来,接受这个神话城市的审阅。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她们是被消费和被物化的人。香港作家陈浩泉的小说《香港小姐》里,毫不犹豫地将她们参赛的动机解释为虚荣。女主角刚一出场,就伫立在橱窗前,痴痴望着一只无力购买的波鞋,占有欲极强的男主角,也是通过波鞋等小物件,将她搞定。欲望总是背负污劣之名,尽管欲望或许也是文明的推动力。

香港的“香水”味日渐稀薄,缭绕在这个城市上空的香气,渐渐投奔他乡。对赵雅芝、朱玲玲、钟楚红、邝美云、翁美玲、张曼玉、李美凤、李嘉欣、陈法蓉、袁咏仪等“香港小姐”的怀念,其实是对促成她们美貌的所有因素的怀念,对过去的香气的追忆,是对萃取香水的所有因素的追忆。这种因素,从实处讲,是经济指数、文化成就,从虚处讲,或许,叫做元气。

“许多人以为枪声是电影的一部分。” 丹佛影院枪击案发生后,幸存者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出了电影院,整个国家都像是电影,这是美国最迷人的魅力所在,你所穿越的沙漠像是西部片的布景,都市像是一个符号和程式的屏幕。”让·波德里亚在《美国》里这么说。其实不只美国,此刻,整个世界,电影(或者媒体、网络、游戏)和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因为二者越来越难以分辨,我们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片场,一举一动都在仿拟影像。

我们像古惑仔那样打架,像张君那样打量银行,像硬汉那样点烟,像妖姬那样走出浴缸,我们也用肖申克来说明忍耐,用容嬷嬷来说明愚忠。杨丽娟被娱记围追堵截时,恼怒地挂着脸,对记者说:“信不信我打你。”这不是西北矿区女孩的天然表达,这是她钟爱的香港影视中的表达。浙江有个自制八十多件工具入室行窃的小偷,被警察抓住后,面对镜头,这样回答提问:“人生就像一场戏,有人扮演警察,也总要有人扮小偷。”这也不是小偷的表达,这是明星处心积虑设计金句时的表达。人们从影像中取材,来设计自己的言行。与此同时,人们也愿意按照影像的规律去理解他人的所作所为,“像电影”减轻了理解的难度。

显然,重点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如何讲述以及人们会不会接受这种讲述。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现实非常残忍,简直无法直视,但当事人又必须要完成讲述,于是索性创造出一个故事,有猩猩和斑马的故事,来覆盖现实。对于已经创建了“讲故事”这种文化手段的人类来说,比“不是真相”更难以忍受的,是“不够故事”

有两个张浅潜。一个是朋友所知道的张浅潜。这个张浅潜,总是抢着埋单,特别大方,朋友送给她的礼物,不论贵贱,她转眼就送给别人,这个拒绝接受,就找下一个——总之,一定要趁热送出去,要趁热。

还有一个张浅潜,是别人知道的那个张浅潜,总是从演出中逃跑的张浅潜。年春节前,朋友发起“张浅潜的流年簿”十地巡演,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兰州、西宁,其中有一半场次,她或者没能到场,或者在演出中途消失。有人说,她像个古代人。“古代人”可以做两重理解,一重是赞美,意味着热情、忠诚、坦荡、亮烈,所有这些现代人身上不多见的浓稠感情;另一重,意味着散乱、落伍、执拗、不合时宜。

但突然间,什么地方神秘地“咯噔”了一下——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那些有天分的人身上。突然间,“咯噔”来了,他们像是过了十二点,得忠诚于自己,不要天上掉的鞋子了,要做回那个灰颓的、哀伤的捡豆子的姑娘。

如果把这张音乐版图再拉远一点儿,我们会发现,这种合并了两重意义的古代人,盛产于西北。苏阳、赵牧阳、吴吞、马木尔、吴俊德、张玮玮、张佺、小索、洪启、“花爵鼓”的刘潼、“六个国王”的李东。再延伸出去一点儿,向着别的领域,还有写阿勒泰的李娟,写河西的雪漠,都是西北人。

他们热情、亮烈,却又远不及东边的人手爪利落。和西北的天光一样,他们总要慢半拍。

丹纳《艺术哲学》里的理论始终正确,地理性格决定了艺术家的性格。西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经典事例:年,西北L城有个寺庙决定放河灯。那天,全城倾巢出动看灯,导致全城交通瘫痪。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不得不辟出许多专版来刊登走失孩童的照片。这是一个会为盏河灯沦陷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幽闭的家。

也正是这落后的半拍,造就奇异的审美。这可能才是年后民谣复兴的原因。必须有一些人,比我们慢半拍,比我们固执,供我们回望,成为乡愁的实体,成为业已消失的田园牧歌时代的落难贵族,惨烈,但却美,身上有过去时代的蠢蠢祟动。越是激烈的时代,这种寻找慢半拍者的愿望也越强烈。而他们一旦成为景观,也就意味着被固定在原地,被过塑,被嵌入符号。

像萧红的诗:“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我所向往着的,只是旷野、高天和飞鸟。”那是给所有慢半拍者的馈赠。

遭遇这种重创的,还有杨惠珊、王祖贤、赵薇、郑秀文、汤唯、章子怡、张柏芝,华人娱乐圈的顶级女明星,全都没落下。而且,重创一律出现在她们风头最健时。政治不正确或者感情问题,突然间击打她们,像突如其来的胃痛,让她们蜷缩、苍白,原本截断众流的锐气全无,随后开始随波逐流。

和生活对着干,试图超越平凡,遭遇雷霆是必然。当毛阿敏还是上海染化七厂的工人,当韦唯还是呼和浩特铁路局职工张菊霞,当张柏芝还在龙蛇混杂的旺角成长的时候,不会想到,雷霆已经在什么地方潜伏,等着轻轻打她们一下。这种打击要在多年后才平息,要在年华老去之后才变缓。像回归后的巩俐,人们称赞她演技成熟,赞美她在红毯上的表现远超年轻女星,似乎他们已经这样赞美了很久。这是用各种伤害耗干她们之后的补偿。所以,活到一定年纪的女星,都有那么一种普遍的神情,眼神斜乜,嘴角下撇:我见多了。命运的这一套把戏,我见多了。

但一周的热度,对王菲来说,还是太少了,少到让似怨似嗔的记者们都感到愕然,而那正是当下的趋势——新闻事件的关注周期,越来越短,新闻人物,越来越快被遗忘。我们对“好声音”、“我是歌手”、“快男”、“超女”中出现的各色人等,惊艳时是真惊艳,遗忘时是一点渣滓不留。还有《一代宗师》、《一九四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引起的全民共议,转瞬就被淡忘。从狂热到淡忘,所耗费的时间,越来越少,网络的“十五天定律”(对人和事的关注不超过十五天)已经变成“七天定律”乃至“三天定律”。

青春偶像,往往要经历两次出生,一次是新生,一次是重生,第二次更难。小虎队的三个成员,在极盛时期过去后,境遇各自不同。陈志朋一直郁郁不得志;苏有朋借助《风声》中的突破性演出引起关注,但后劲不足;真正实现重生的是吴奇隆,他一直密集地出演电影和电视剧,并且终于在年,凭借穿越剧《步步惊心》中的四阿哥角色爆红,片酬暴涨,传说中的数字,是一集万台币。三人起点相同,最具可比性,最可以让我们窥见青春偶像重生的秘密。吴奇隆之所以再度走红,或许因为,他是三个人当中,唯一由Beloved向Lover转型成功的。

古希腊时代,男子在少年时是“Beloved”(被爱者,或者说,宠儿),年长的男子则是Lover(爱者)。被爱者生活在爱者和他人的庇护和指导下,向他们学习常识和礼仪。但是,一旦过了某个年龄段,就必须变成“爱者”,担负起庇护和指导他人的责任,违反了这个游戏规则,过期耽留,就会遭到惩罚。当然,不只古希腊时代如此,“Beloved”和“Lover”的转换是成长之必须,只不过古希腊的命名使之更有仪式感。让-雅克·卢梭在《爱弥儿》里说:“男人不能总是像个孩子。在命中注定的某一刻,他会离开童年。这一刻虽如此短暂,却意义深远。就像呼啸的浪潮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不断上涨的热情同样预示着什么。压抑已久的兴奋警告我们危险即将来临。”

小虎队曾经的角色,是彼得·潘式的少年,是全社会目光注视下的“Beloved”。他们的歌,他们在MV中的表现,和世纪之初德国的“候鸟运动”(The Wandervogel)遥相呼应——青年人不愿去当军人、工人、运动员,转而寻求别的出路,他们结成各种社团,穿着古服,经常去远足和宿营,在野外点篝火,唱歌作乐,和流浪汉交朋友,最后在营地沉睡。《青苹果乐园》、《逍遥游》、《爱》、《蝴蝶飞呀》、《红蜻蜓》里的小虎队,似乎生活在一个永恒的夏天,总在聚会、远足、海钓,或者在草木幽深之处扎营。李子恒为他们创作的那些歌,也常常要歌唱“大海”、“晚霞”、“蝴蝶”、“飞翔”。这固然是台湾民歌运动遗留的传统,也是解严之后的必然,禁锢一打开,接下来就是沉溺。

最先完成这个过渡的,是吴奇隆。和苏有朋、陈志朋不一样的是,吴奇隆家境不好,十三岁就出来打各种零工,在摆地摊时被星探发现,作为港台最著名的还债明星,他直到年才帮借了高利贷的父亲还清债务。这期间,他疯狂接戏、受各种伤、开餐厅、经历婚变。电视剧《大码头》显示出他已经有能力驾驭复杂角色,他和马雅舒的婚姻,则显示出他已经适应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婚变之后,他慷慨分家,不出恶言,只在《步步惊心》爆红之后,接受采访时说“感情真的没空想,但要当爸爸不难”,并表示不排斥找代孕母亲生子。隐隐一点儿雷声,什么都没说,什么都说尽,符合中国社会对成年男性的期望。

曾经的宠儿们,必须在时过境迁后,担负起指导他人的责任,不能胜任者,必然被轻视。莫少聪和孙兴涉毒事发后,孙兴召开了一个严肃的道歉会,事先准备充分,穿黑西装,背诵措辞严谨的道歉声明;莫少聪则表现得非常慌张,最后还跑回香港去召开道歉会,道歉会上,穿的是一身白衣服,让公众十分不满。他也是一个没能摆脱漫长青春期的男人:年近五十,没有稳定的婚姻关系,不认儿子,喜欢马拉松,喜欢户外运动,为了拍摄西藏户外运动的纪录片倾家荡产;另一面,耳根很软,又不善于理财,朋友只要说有个什么项目要他参加,就立刻掏钱,最后平添了很多赔钱的古怪商业项目。

这个时代给我的感觉是焦灼。在流沙上行走,在薄冰上经营,老无所依,大难将至未至,一落地,最先接受的是焦虑洗礼。周迅就有一张焦灼的脸,面容精致,眼睛灼灼,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那个战士形容假古兰丹姆:“好像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眼睛。”那双眼睛给人的感觉是,有一些悲剧被苦心地隐藏了,有一些哀愁得不到重视,因而索性以绚烂的姿态泼溅出来。她整个人也在配合这张脸,声音是烧灼过的,身材瘦瘦小小,但又不是了无生趣那种,倒像马齿苋,长在半沙的地上,努力固住水。

不知道这是不是她受欢迎的原因,她长着一张焦灼时代人们心里的脸,是蒋勋说的那种“在面貌上陌生,在精神上熟悉”的脸。她最好的角色,都是能够配合她这个人的,她也常常会在无根者、异乡人、来历不明者这类角色身上焕发全部光彩。她出演的角色,极少被父母和家人环绕,往往在故事结束前,就已经提前离去。

孟广美的意大利男友Corrado被当做骗子时,我曾说:“只能说,Corrado是个失败者,失败的情人,失败的资金运作人,失败的危机平息者,投出去的钱固然不见声响,事后的表现也过于失措张皇,是他的失败,使他成了骗子。而骗子之所以成为骗子,不是因为他实行了欺骗,而是因为他是个不成功的骗子。”

明星所面对的群众,是个虚拟的平均人,是去掉最精英和最底层后,将所有人的智识、鉴赏力进行平均的结果。她或者他,只能比这个平均人文艺百分之十,大胆百分之十,再多一定翻船。明星形象都是塑造的结果,但如何塑造,要看公众脸色。明星和群众一起成长,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明星,他们的文艺指数,和群众大盘同起同落。

真正的问题是,不婚者,尤其是不婚的女性越来越多,全球皆是如此。因此,整个社会,不断对不婚者(尤其是女性不婚者)施压,要他们结婚生娃。年,日本学者三浦展提出“下流社会”概念,特指那些衣食无忧,但“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的人。而“下流指数”中的一个硬指标就是未婚(男性岁以上,女性岁以上)。他认为,“下流社会”的日益扩大,会削弱民族进取心和竞争力。

结果是,男性从发现吸引自己的女人,到最终前去搭讪,只需要七分钟;而女性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二十七分钟。不是因为女性羞涩,而是因为促使男性做出决定的因素,主要是外表;而女性则需要多一点儿时间观察,看看对方待人接物的细节,以便对对方的品质,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当然,“陪酒”也好,“饭局”也罢,都是修辞,是借代。“饮食”多半是通往“男女”的前奏,而它往往和机遇与利益捆绑在一起,只看你从与不从。《沉默的羔羊》中说:“贪婪起于每日所见。”作为欲望投射对象,艺人既要为人所见、勾起欲望,并因此获得收益,又要全身而退,确实很难。“饭局”成为投资融资的桥梁,担负着润滑剂的功用,拒绝“饭局”,则意味着出局,“饭局”之“局”,实在意味深长。

脸的历史,是另一部隐秘的历史。陈丹青认为,人的面孔和时代关系紧密,鲁迅之所以好看,是因为那样一个时代,足以滋养出那么一张即便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也不让我们丢脸的脸——人的脸孔,是时代元气的凝结,是时代能量的表露。同理,世纪年代的“香港小姐”里有许多绝代佳人,年代后的香港小姐,越来越难看,因为年代的能量已经渐渐衰竭了。

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知道自己正处在什么位置,却又不得不忍受自己的无情,不得不为当下算计,这是所有属于某个时代的人的尴尬。知道这种尴尬,则更加尴尬。我们知道将来的世界会怎么看待我们……“房吃人”、“新圈地时代”,却也知道改变一个时代的那种摧枯拉朽、渴望新生的动机越来越弱了。新世纪是一个翻身都困难的庞然大物,我们知道那些“同时代人”像马尔克斯小说里的巨翅老人一样,可能是上天的馈赠,但我们照旧凶狠地对待他们,最后以悔恨表示一点儿姿态。

潘光旦先生写过一本《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分析艺人家庭的族谱,看似以艺人血缘延续为主题,其实是一本人才学的著作。他着力于论证艺人也是人才(考虑到这本书成书于年年底,这种姿态并不奇怪),而且是一种“很复杂的人才”,因为艺人这个职业有血缘延续性,在某些家族非常集中。作为样本,用来研究人才的成因,最方便不过。

我们对娱乐圈中人的要求,非常矛盾。明知道他们身在声色犬马中,却又希望他们所经所遇不要反映在脸上,或者,反映得慢一点儿、晚一些。凤凰网某期《非常道》节目,主持人何东与李宇春对谈:“我说你还好没去酒吧。”李宇春愕然。何东予以详解:“因为我见过有的人一个月,两个月还好,时间长了就挂相了,行业会让人挂相的,那个生活也会给人一种痕迹。”

网上流传着一则逸事:“某女闹离婚,深夜蹲在路边哭。某陌生男士经过,问:我可不可以帮到你?某女烦躁地说:你走开!某男仍在旁边默默守护,直到某女情绪平静后,陪她聊天到天明。分手时某男记下了某女电话,后时时致电问候,希望她过得幸福。这是年的事,某女名叫Jacqueline,某男名叫张国荣。”据说,这个故事来自年月日的新城电台通宵节目,打进电话的女听众,正是故事中的Jacqueline。

洁尘在她的《找到了自我的人》中,有一段评述李安的文字,至今让我念念不忘:“他就是那种很早就确立了自我并遵循这种自我的人……确立自我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确立之后的维护乃至于修正,同样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甚至是更艰苦的事情。自我这东西,不加以维护的话,是会变形甚至丢失的。那些很早就确立了良好的自我并很好地维护了这种自我的人,天分甚高,同时后天也是十分自省和勤勉的。”

——如果在未来,有个属于我们的伍迪·艾伦,拍摄一部《午夜北京》,我想,它应该是这样的。就像如果我们现在穿越到让陈丹青先生朝思暮想的民国,去和那些民国男女相对,会发现他们生活的某部分其实伧俗不堪。他们只是被时间剪辑过了,被黑白照片提炼过了。

黄秋生对香港电影香港演员的评价是“肤浅”,对香港媒体的评价则是“神经病”和“下流”,对年轻一代演员毫不抱希望。“如果他们能活岁还可以超过我们,现在是没这机会啦!”北野武谈起D技术对电影的影响,一脸正色地说:“我觉得D只适合拍色情片,否则我不觉得它有存在的价值。”高仓健上电视节目,担任嘉宾的草彅刚向他示好,说他将在专辑里翻唱高仓健的《唐狮子牡丹》,高仓健的回应是:“我听过,但唱得不怎么样。”当主持人香取慎吾说自己“一般都是片场把台词背完”的时候,高仓健又说:“你不太适合当演员。”

林志玲的情商一向受人称道,她很少公开表达自己的喜好。有次记者会上,记者故意问她,是喜欢橘子还是苹果,她回答都喜欢。继续问,两种水果一定要她做出选择,选哪种,她娇嗔地说,都说了两种都喜欢,让人怎么选嘛!

陈丹青的神采奕奕——“他妈的”;陈国富的深邃——“电影比我大”;黄晓明的细腻——“给每个亲人送礼物。我一定想得很仔细很周全:这块手表和那条领带能配上吗?上次送的是什么,这次最好是什么”;范冰冰的老辣——“拍《十月围城》,剧组和当地的地头蛇起了冲突,范冰冰亲自去谈判”;高金素梅的通达——“那些和她在传闻里纠缠的男子,无不是身居险要,有家有子。不知道虚实真假,只知道,她在千夫所指的时候,会出来说,不要毁掉那些男人,不要毁掉他们的理想”。

身为明星采访者,她得到的许多采访机遇,都非常难得,更难得的是,她们或者他们,都不是一边化妆,一边抛出些事先演练好的字句,并时不时望向经纪人或者助理。他们给她的,都是报章上见不到的言论,是别的采访者挖掘不出的隐秘,一次说不完,说两次,电话打没电,换了电池再来。起初我以为,那是因为她本人是影人,有采访便利;她性格热情,有树洞潜质;她冰雪聪明又水晶心肝,足够和他们比肩而立。但后来我想,还是因为她能够见得他们的好,那种在同时代的语境下,被扭曲被忽略的好,他们才肯对她敞开心扉。 “见好”,是看得见好,也是“见面好”,相见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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