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邊緣 華夏邊緣 8.8分

边缘——汉民族历史的重新审视

虫二喵
2018-07-10 19:04:05

王明珂这本《华夏边缘》回答的依旧是那个老问题——谁是中国人?

但他的回答方式却完全不同于标准答案。他以纸上画圆做比喻,圆的轮廓而非圆心,决定了这个圆的形貌及性质。同样,回答谁是中国人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成为中国人的历史成因与文化特征,而在于区分中国与非中国人之间的那条边界上。这条边界,便是华夏的边缘。

一、边界、边疆、集体记忆——边缘理论的三个来源

1、边界——族群研究的重点

族群是一个在晚近才在人类学、社会学中流行起来的的概念,它是对一类社会群体的分类与描述,与“氏族”、“部落”、“民族”概念有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族群概念也是上述概念的补充与延伸。

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与边界》对族群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巴斯认为,族群是一种建立在归属与排斥行为之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族群的延续建立在族群间边界的维持。来自诸多田野的案例说明,族群可能并非是一个如家庭般稳定的社会单位,族群的存在是群体认同的后果而非来源。巴斯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的族群概念(即将族群视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能自我延续,有着明显可辨别文化特征的群体),并将族群研究的重点应从族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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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这本《华夏边缘》回答的依旧是那个老问题——谁是中国人?

但他的回答方式却完全不同于标准答案。他以纸上画圆做比喻,圆的轮廓而非圆心,决定了这个圆的形貌及性质。同样,回答谁是中国人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成为中国人的历史成因与文化特征,而在于区分中国与非中国人之间的那条边界上。这条边界,便是华夏的边缘。

一、边界、边疆、集体记忆——边缘理论的三个来源

1、边界——族群研究的重点

族群是一个在晚近才在人类学、社会学中流行起来的的概念,它是对一类社会群体的分类与描述,与“氏族”、“部落”、“民族”概念有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族群概念也是上述概念的补充与延伸。

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与边界》对族群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巴斯认为,族群是一种建立在归属与排斥行为之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族群的延续建立在族群间边界的维持。来自诸多田野的案例说明,族群可能并非是一个如家庭般稳定的社会单位,族群的存在是群体认同的后果而非来源。巴斯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的族群概念(即将族群视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能自我延续,有着明显可辨别文化特征的群体),并将族群研究的重点应从族群的客观文化特征的描述分析转移到对族群边界的研究上。

《华夏边缘》充分融合了巴斯的族群理论。在王明珂看来,华夏族群的边界是审视华夏族群产生、发展及变化的最佳位置。

2、边疆——族群间互动的场域

一般性观点认为,组织及其文化,是一个类似同心圆般从内至外逐渐扩散的结构。可借由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来理解:向水中投掷一块石头,越靠近中心,波纹越大,直至最外圈微弱的不见涟漪。典范式的族群观点即在此认知上书写——越靠近族群的中心,它的文化特征便愈发明显,它的族群性(ethnicity)也愈发强烈;离中心越远,族群的文化特征便越微弱。远离族群中心的边地边人对群体的认同感也会因空间距离而逐渐微弱。

但拉铁摩尔提出的边疆理论使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边疆的重要性。这位长期在内蒙新疆等地实地考察的学者认为,以长城为代表的边疆,是一条生态的、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分界线。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数千年的互动关系中,边疆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场域。它的作用不只是区分与防御,边疆也是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粘合剂,边疆的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了它两边人群的历史发展。

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与巴斯的边界论虽语出不同,但在族群问题上却有着诸多一致。一是,族群差异很大程度在于生态环境差异下生计方式所导致,如游牧和农耕的典型分类。二是,族群边界并非是一条生硬的界线,而是一处具有丰富内涵的场域,它引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生活。此二者的结合成为《华夏边缘》的主要理论支撑。

3、共同祖先记忆——凝聚族群的工具

边缘理论的提出拓宽了族群研究的深度与宽度,但仍然未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族群与其他存在边界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职业等等)的最大区别在哪?对此人类学社会学界有着多年的论争,并形成原生论和根基论。

原生论派认为族群仍然是以客观文化差异相区分的社会组织。一个人的群体认同来源于其文化背景所给予的基础认知与心理图式。工具论派则认为族群是人群为某一现实利益所结成的集团。王明珂用“共同祖先记忆”来调和二者。

“共同祖先记忆”脱胎于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具有社会性,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记忆并不等同于过去的“真实”,群体回忆什么及如何回忆,是为当下现实而进行的建构行为。“共同祖先记忆”是典型的集体记忆。这是一个相当狡黠的概念。它肯定了记忆的建构性,也承认族群内部真实血缘关系的存在,最终标明了族群最根本的属性:建立在血缘或拟构血缘关系上,以竞争和维护资源为目的的一个不断标明边界的群体。

4、华夏边缘——观察华夏族群的最佳位置

边缘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族群间不规则、变化及多重的边界。它着重考察族群边界出现或改变的资源竞争背景;边缘如何出现?边缘人群如何通过操作集体记忆的方式维持对族群的认同,或将其改变;族群内部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边缘不同于传统民族史研究的溯源方式。它要求研究者从边缘的角度重新看待族群的历史与现状。考古上边缘理论不再注重类型的比较,而强调生态考古;在历史研究上边缘理论不倡导以往的族源研究的二重证据法,认可史料中的矛盾与不一致,强调将史料、神话的矛盾之处当做不同族群历史记忆书写方式加以研判。在这些理论前提下,王明珂开始重新审视了华夏族群形成及发展的历史。

二、由边缘看整体——汉民族的产生、形成、及发展

1、族群生态边界的形成

将族群看做竞争某一生存资源的手段,首先要考察族群形成的生态背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北方地区,不同的生业形态已经出现。河湟地区的马家窑、齐家与卡约文化的生态考古学显示出一种农业向游牧过渡的形态;鄂尔多斯地区,气候变化引起了农业生产的衰退,甚至在考古学上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直至以游牧人群重新开始占据这里;在华北、东北的西辽河流域,气候变迁引起了当地人生计方式的多样化。混合农业、放牧及狩猎采集经济方式的人群开始出现。将此三者联系起来看,这正是后世中原农耕人群与关外游牧与混合经济人群长期的生态分界。生态系统变化引起的人类生计方式的变迁,是中国族群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2、华夏族群边界的开始

周是华夏民族的主体来源之一,华夏的观念亦产生于周。无论周人是起源于山西还是发端自泾渭,在克商之前的很长时间,周人便已在周原一代定居。彼时以姬姓族群为代表的周族人,从事定居农耕。在商人眼中,周人是居处于西方的西土之人,几与羌戎无异。以周人为主体,混合了姬、姜、戎等部族的军事联盟在克商后,建立了西周王朝。但周人的族群认同在此时产生了矛盾:一方面周人要继承殷商的政治财富,对殷商故地进行管理,就必须要强调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西土故地乃周兴之所,周人与不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戎、羌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矛盾是导致西周倾覆的原因之一:申侯联合犬戎杀死周幽王,平王率部东迁。

在周族的祖先记忆中,定居与农耕是不断被表述与肯定的伟大功绩。周人对此二者的强调,逐渐将自己融入华夏认同,而将曾是通婚对象的姜戎之人推向了认同边缘。

周人通过操纵祖先记忆而纳入了华夏,但曾与周族关系密切的羌人与华夏之间却从来有着一条从未弥合的鸿沟区别彼此。殷商时期,羌人是商朝屡次攻伐的对象。羌人是商朝的奴隶来源,人殉的牺牲,羌人因其放牧的生活方式始终未被纳入华夏的认同范畴。但彼时之羌非后来之羌也非今日之羌,羌于商族来说,不是某一特定的族属,而是华夏族群在资源争夺中不断排斥在外的不进行农业生产的人群之概称。“西羌”是一个不断被华夏民族“发现”并“识别”的群体,他们广袤的分布地域(从华北直到中亚)恰能证明华夏族群边界持续向西漂移的特性。

春秋战国,是华夏族群边界扩大化的时期,也是华夏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曾经处于华夏边界的诸多群体在这一时期开始融入华夏,并将华夏之边缘不断向四方推移。黄帝的华夏之祖形象逐渐明晰。按照顾颉刚的层累说,这一传说实为晚近的建构。四方诸多非华夏群体出于某种现实利益需求,开始攀附这一族源,以此希望为华夏所接纳。东南的吴国本是“断发文身”的非华夏群体,但“太伯奔吴”的典故使得吴与周王室建立起血脉的联系;南方荆楚也宣称自己是颛顼之后,所以有权问鼎中原。黄帝共同祖先记忆的背后,是华夏族群对于其边缘的不断划分与确立。

秦汉大一统王朝是华夏族群边缘急剧扩张的时期。帝国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将华夏边缘推延到了其所能利用资源范围的极致。族群的工具性不止体现在对资源的争夺,也体现在对已有资源的维持上。族群的边界需要维持。华夏之延续不只是文化的传承,也在于对边缘的不断强调。反映在帝国的政策上,华夏通过内地化与异质化维持已有边缘。通婚、贸易、征伐、册封、贸易等等皆为手段。华夏对不同的边缘类型有不同的策略:行定居并有君长的边缘地带(朝鲜,越南),华夏以共祖记忆试图将其纳入,混合经济但无君长统摄的(南蛮、邛都)的边缘,华夏以分封与贡赋加以羁縻;北方像匈奴那样统于一个中央的草原帝国,华夏则将其想象为一个野蛮但又强大的敌对势力,和亲与贸易是维持与草原帝国边界的主要手段。从商开始一直被看做西方非华夏的羌人则施以不断的征讨攻伐。

华夏边缘在东汉时已初步形成,这也是今天中国版图内汉族人聚居分布的大体格局。“汉”作为华夏族群的自称,也一直沿用至今。

一、评价与思考

《华夏边缘》一书以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为依据,从边缘视角重新梳理华夏族群的历史与现状。无论对普通中国人还是已经习惯“典范”式研究思路的学者来说,这种梳理都是巨大的震撼与冲击。边缘理论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中纷繁复杂的族群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种更具多元性与动态性的理论也对解决当今世界上诸多族群问题大有裨益。研究族群并“超越族群”,是王明珂先生主要的学术追求。

但本书让人产生的疑惑,几乎与他的破坏性和创新性一样多。首先,族群及相关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以族群边界理论阐释古今的所有族群关系,这个理论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

本书的论证停止在了东汉,台湾与羌族两个现代案例,在作者看来无非是过去之边缘在今日之延续。但后来发生在这条边界之内的民族融合与矛盾,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与多民族国家,近现代以来的国族运动,诸如此类的问题边缘理论难以圆满的解释,这些非“共同祖先记忆”的民族历史,显然被作者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其次,对于边缘理论的内涵还有待扩充。边界、边缘、边疆三个概念,虽然关系紧密但又各有所指。边界是族群之边界,边缘乃认同之边缘,边疆乃国家之边疆。但三个概念在本书中大量的混用让人感到困惑,容易心生华夏边缘=汉族居所=中国疆界的感觉。这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台湾人作为一个族群可以理所应当的存在于华夏之边缘。生成并影响“华夏边缘”的因素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单纯以生计方式或者主观认同进行的分析很容易将问题导向极端工具论与环境决定论。

最后,边缘理论并没有走出族群研究中二元对立论的窠臼。这反应在他对民族与族群这一相关观念的厘定上。王明珂认为,民族乃族群最大子集,如此去理解的话,羌族与汉族是民族关系,而非族群关系,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简直可以说是族群内部矛盾了。在王明珂另一本著作《羌在汉藏之间》里,有诸多的田野案例印证了羌族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认同。当地羌人将汉族、藏族视为自己的兄弟民族,也认为自己是中华大家庭之一员。这些案例无不反映出族群主观认同的层次,以及族群间非对立性的相互关系。这些案例说明了族群认同的多元性,族群间边界的适应性。“华夏边缘”可能并不只是一条清晰隔绝他者与我者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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