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以何为业——重温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

Einspanner
2018-07-10 14:43:52

一百年前的11月7日,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革命,一举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了总攻,史称“十月革命”。就在“阿芙乐尔号”向冬宫发起总攻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德国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在安静地为年轻学子,为这些即将要毕业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作一场影响深远的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以学术为一种志业》。一百年后的今天,苏联早已解体,成为历史的符号,但这场演讲在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指导着一代又一代学术工作者以学术为业。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温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业》,在这个学术浮躁的时代重新思考我们的学术工作。 1920年的夏天,慕尼黑一个烟雨朦胧的日子,德国慕尼黑大学山后的一片空地上,一位妇人和几个人正在为慕尼黑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举行葬礼,出席这个葬礼的人不是很多,只有这位教授的妻子还有他生前的几位同事以及学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长眠于山后的教授几十年后重新被思想界记起,并在后来产生了热烈的讨论。这位教授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德国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通常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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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11月7日,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革命,一举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了总攻,史称“十月革命”。就在“阿芙乐尔号”向冬宫发起总攻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德国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在安静地为年轻学子,为这些即将要毕业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作一场影响深远的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以学术为一种志业》。一百年后的今天,苏联早已解体,成为历史的符号,但这场演讲在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指导着一代又一代学术工作者以学术为业。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温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业》,在这个学术浮躁的时代重新思考我们的学术工作。 1920年的夏天,慕尼黑一个烟雨朦胧的日子,德国慕尼黑大学山后的一片空地上,一位妇人和几个人正在为慕尼黑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举行葬礼,出席这个葬礼的人不是很多,只有这位教授的妻子还有他生前的几位同事以及学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长眠于山后的教授几十年后重新被思想界记起,并在后来产生了热烈的讨论。这位教授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德国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通常他会被定位为一个伟大社会学家,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爱米尔·杜尔凯姆 (Durkheim)被公认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但实际上他几乎遍历并精通哲学、宗教、历史、政治、法律、经济等人文社科学领域,深悉各学科的原理,有着超乎常人的历史追溯、跨越比较和洞察力,对不同体系知识宏观掌控和综合驾驭能力极其强大,他可以从容展开庞杂铺陈,再有条不紊的在千头万绪的历史案例中,抽丝剥茧般盘考现象背后的真相。如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展开,却有着哲学般的深遂思维,横跨覆盖了世界宗教史比较研究,追究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原因,在基本社会形态、官僚制度、和世俗权威等不同角度逐一展开,对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他甚至试图深入考究中国封建宗法体系及其社会影响,留下了一本《儒教与道教》。今天,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人们都明白这得需要多大的脑容量和恒毅,更令人崩溃的是他居然不是深居简出的学者,还是一位热衷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达人。其学术成就之宏大深远,在近现代世界学术史成就空前,身后百年,至今仍无人超越。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塞缪尔·亨廷顿两位现代学术巨擘或许是接近他的人,但是整体思维力、考究力尚逊一筹。美国社会学家根瑟·罗思认为,“韦伯是惟一能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熊彼特誉之为“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则说: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

马克斯·韦伯生于1864年德国小城爱尔福特,父亲是一名市政官,母亲是也饱书之人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新教教徒。韦伯家境殷实,家中藏书量巨大,同时家中常往来当时思想界著名的人物,这一切都为韦伯奠定了良好的启蒙教育,韦伯也对知识表现了极强的求知欲望。19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律,大学期间韦伯不好学习学校设定的课程,参加了他父亲的兄弟会和决斗社团(社团时与人决斗,别人的剑刺到了韦伯的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疤,为此韦伯不得不蓄起浓密的胡须,后来看望母亲海安娜·韦伯时,母亲竟然认不出他并给了他一巴掌),韦伯也经常喝酒。回顾海德堡岁月,韦伯写到“决斗兄弟会在侵略方面的训练,以及战备军官的身份,无疑给予了我相当深刻的影响。一扫我成长时期的害羞与缺乏安全感的气质”。在海德堡读了三个学期后,十九岁的韦伯前往斯特拉斯堡服兵役,这一段军旅生活对韦伯影响巨大,严重影响了韦伯民族国家主义的思想。韦伯结束服役后,到柏林和哥廷根重拾学业并于1889年以中世纪贸易公司史和《罗马农业史》取得博士学位与任教资格,在最后的博士论文答辩中与蒙森教授(三卷本《罗马史》的作者)发生了激烈争辩,但在讨论结束后,蒙森讲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这位得到极高评价的马克斯·韦伯更能继承他的人”。韦伯获得教职后与玛丽安娜结婚,这位终身陪伴韦伯的伴侣在后来韦伯精神奔溃后悉心照顾他,在他去世后将韦伯的遗稿整理出版,韦伯的著作才会被我们所熟知。1894年和1896年他分别接受了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教职。就在这段时间里,韦伯工作极为辛苦,每每挑灯到至夜深人静,当玛丽安娜劝他休息时,他大声喊道“我若不工作到深夜一点,就不能算是一个教授”。

就在韦伯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1897年韦伯的父亲老韦伯突然离世,因为在老韦伯去世前,马克斯·韦伯与他的父亲发生了严重的争吵,老韦伯对马克斯·韦伯影响巨大,韦伯一度不能原谅自己,用他的话来说是“一项永远无法弥补的罪行”。这直接导致了韦伯患上了抑郁症并到后来产生了精神奔溃。韦伯患上精神疾病后一度不能担任教职,“无论读书、写字、说话、走路或睡觉,他没有不感到痛苦的;他所有的精神机能和部分躯体机能,都拒绝运作”。但学校还是继续让他带薪休假,这一点造成他很大的心理负担,他认为只有工作中的人“才算是一个完全的人”。当韦伯身体慢慢恢复之时,已经是1904年了,这一年韦伯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好友他们踏上了前往美国考察的道路,虽然考察期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对韦伯的冲击和影响力巨大,就像是托克维尔在考察新大陆后的发现一般,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对韦伯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国考察完后,韦伯开始撰写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在写给里克特的一封信里内称之为;“新教的禁欲主义作为近代志业文明(Berufskultur)”的基石——一种对近代经济‘精神论的’(spiritualist)建构。韦伯在他生涯的最后十五年,这十五年他在学术与政治事务之间不断转化,却从未就两者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韦伯担任了当时海德堡地区战地医院的负责人,韦伯工作出色,也为他的著名的官僚制(科层制)研究做了现实的基础。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韦伯奔走呼吁希望能够为德国减轻战败后的负担,也担任了最后的谈判代表,为谈判做着他应当做的努力。1920年6月14日,韦伯溘然长逝。

我们在了解这样一篇演讲前必须要了解这篇演讲的作者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我们无论花多少时间与笔墨都不为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窥见这篇“学院性格较强”的演讲的意义。 1917年到1919年的这段时间,对于整个世界、对德国,都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917年的德国在一战的失败后处于二难的境界,一方面德国要进行宪政改革,一方面又要进行和平谈判,德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的一个迷茫的时代,他们正要面对学术的压力与工作的压力,又对德国的未来不知该如何去探索,同时在一战期间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人间的悲剧,特别如毒气的大量使用使得大量战士未登战场而死去,所谓的“工具理性”正压抑着年轻的一代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登场了,组织者希望他,学生也希望他能够鼓舞学生,从这样的阴影下走出来。但——韦伯让所有人失望了,他的演讲不鼓励在政治上积极行动,而是在自己身边,布下消极不可为的氛围。那缘何这样“消极不可为”的演讲,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却要不断地研读韦伯的这本书?原因就是恰恰是韦伯没有给出时代的答案,他为我们提出了严酷而冷峻的问题。 韦伯首先在演讲中指出了年轻学者的境地。他比较了德国与美国的年轻学者的境地,美国的年轻学术工作者在他们刚入职之时就有比较丰厚的薪水可得,但德国的年轻学者除了学生的听讲费,别无薪水可领。同时韦伯指出,年轻学者在晋升方面很大程度上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机运,韦伯毫不讳言“靠机运,而非是真才实学”;韦伯认为一个学者的真才实学的体现绝不在上课听者的多寡,而应该是这位学者的真实水平,他认为如果一位教师上课时学生如潮水般涌来,那么很可能这位教师具有很强的鼓动性或者本身他的语言很具有魅力,而不是那种冷静思考且不善于言谈的学者。年轻“私讲师”薪水依靠上课的学生多寡而定,那么整个的环境对于这些年轻学者来讲是一个及其严峻的考验,如韦伯而言“学术生涯乃是一场疯狂的冒险”。 韦伯说“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着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活着只是为了我的志业’”。

韦伯强调,在学术专业化的今天,唯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训练,学术工作者才能完成传世的成就,灵感也在学术工作中扮演者重要的地位。韦伯向听众发出了呼吁,他说“各位贵宾们!在学问的领域里,惟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惟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度与尊严”。在何处寻觅学术工作的意义时,韦伯指出“将来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被别超越;这不仅仅是我们共同点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当我们进行一场工作时,不能不希望别人会更上一层楼。有了这种了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便是学问的意义”。 韦伯说到,在学术和以学术为依据的技术所孕育的是理知主义的合理化趋势,例如搭乘电车时我们不需要知道电车的运行方式而只是乘坐就可以,运行方式只是学术工作者探讨的问题;花钱多少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考虑其内在蕴含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也只是学术工作者的事情。原则上,通过计算可以支配万物,在宗教隐秘世界“除魅”之后,支配万物的只是技术性的方法与计算。韦伯援引托尔斯泰的话“死亡没有意义,文明人的个人生命是置放在无限的‘进步’之中”。 韦伯引用了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并说“引领囚犯走向光明的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和真理。惟有在这真理之中,我们才不以幻觉与影响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学问没有意义”!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韦伯所强调的“学问没有意义”并不是在实证化的研究范畴中的不到新的知识与认知,而是如韦伯所言这些知识最多只是“技术性的成果”,而得不到“知识的终极意义”。韦伯举例说明到现代医学的的发展减轻了病患的痛苦,医疗人员尽力挽救生命但病人因为痛苦恳求离开人世,这样的一种伦理价值的冲突使得学问似乎只有技术层面的价值而无其终极意义。

接下来则是所有社会科学乃至所有学者都不可避免的问题——“价值中立”的问题。韦伯集中强调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后来韦伯去世后这个概念引起了巨大的讨论与争论,这个问题是“学术中的价值究竟会不会有中立”,后世的学者索性将其称为“价值自由”与“价值无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价值中立”的问题并不是韦伯强调的核心问题,而还是“面对理知化与‘去魅’的时代”作为学者如何以强大的“人格”担负起伟大的志业。 韦伯在他演讲的最后一段说: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无怪乎我们最伟大的艺术,皆以隐邃柔敛见长,而非以巍峨雄放取胜;更无怪乎在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圈子里,在私人与私人的关系间,才有某种东西,以极弱的调子在搏动;换到以前的时代,这个东西,正是那曾以燎原烈焰扫过各大社会,而将它们熔结在一起的那种发出先知呼唤的灵。如果我们企图强求或“发明”巍峨刚发的艺术感性,那么,会出现的将是像过去二十年间所建的许多纪念堂、纪念碑那样的可怕怪物。如果有人企图在没有新的、真正的先知的情况下,谋划宗教上的新力量,那么,会出现的将是一种在心灵意义上相似的怪物,惟其后果更恶劣。最后,至于讲台上的先知,将只能产生狂热的宗派,永远无法造就真正的共同体。对于我们时代的这种命运,谁若无法坚毅承担,让我们对他说:您还是安静地、不要像一般回头浪子那样公开宣传,而是平实地、简单地回到旧教会双臂大开而仁慈宽恕的怀抱中去吧!它是不会为难您的。不论以哪一种方式,他总是要以某种方式奉上他的“理知的牺牲”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他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会因此而责骂他。因为这种为了无条件的宗教皈依,而采取的知性上的牺牲,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和规避智识诚实这个平实义务,并不是同一回事;如果一个人缺乏勇气去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转而用软弱的相对主义论调,减轻这个义务,那就是在规避智性诚实这个平实的职责。在我看来,为了宗教皈依而牺牲理知的人,比讲台上的先知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后者没有了解到,在教室的范围内,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实的知性诚实。不过,这种知性上的诚实,要求我们指出:在今天,所有在等待新先知和新救主的许多人,所处的情境,和以赛亚预言所记的流亡时期以东的守夜人那首非常美的歌,所唱出的情境,完全一样:有人从西珥不住地大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韦伯最后说:从这件事,我们要汲取一个教训:只凭企盼与等待,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走另一条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是在人间的事务方面,抑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 两年后,韦伯又作了《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但效果却不是很理想,但韦伯却在演讲的最后警告说:“届此﹐在座的各位贵宾们﹐让我们约定﹐十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很遗憾﹐我不能不担心﹐到了那个时候﹐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反动的时期早已开始﹐你们之中许多人以及──我坦然承认──我自己都在盼望﹑期待的东西﹐竟几乎无所实现──也许不能说毫无所成﹐但至少看起来是太少的成果;到了那一天﹐如果实情恐怕很难免地真是如此﹐我个人是不会丧志崩溃的;但不容讳言﹐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负担。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能够再见到你们﹐看看诸君当中在今天觉得自己是真诚的“心志政治家”﹑投身在这次不啻一场狂醉的革命中的人﹐有什么在内在方面的变化”。

一年后,韦伯安然离开了人世,没有等到反动的时期,但又十年后希特勒上台将德国拖入了二战的深渊,韦伯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我们不得不佩服韦伯的洞察力。但预言和警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在今天的中国似乎韦伯一百年前的问题更能引发我们的深思,市场经济的时代、政治氛围浓厚的校园、学术的造假、学者的薪资与晋升......一百年前的德国如此,一百年后的中国与世界亦是如此,韦伯的问题在今天也就显得弥足珍贵。作为西方的“耶利米”,马克斯·韦伯拒绝在演讲中给出答案,亦没有用高昂的激情与希冀给青年的学子以答案,而是用冷酷与严峻的语言引发他们的思考,“青年以为业”?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找出韦伯所希望的学者已经很难了,但我们必须要重温韦伯的演讲。在今天这个“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代里,大学正面临着某种危机。这种危机是对大学所提供知识的质疑,许多人认为大学就是某种功利化的事业,是迈向成功的垫脚石,一旦大学的专业不能够在当下产生生活上的满足感,他们就会抛弃知识,甚至对知识本身产生抵触质疑的心理。今天大学不应该被认为是培养功利主义者的“梦工厂”,也不能单纯地认为是大师、学者追求真理的自治社区,而应当是知识产业的神经中枢,民族实力、繁荣和尊严的锯造者。何谓大学?大学就是致力于“追求最高形式的学识”的基地。她关乎人类思想,她关乎学术的精神,她关乎于人类的未来。

在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两篇演讲的翻译过程中,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先生将其译为“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以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样的翻译是极贴合韦伯思想原貌的。他在在翻译时并没有译为“职业”而是译为了“志业”,虽然是一字之差,显然在韦伯眼里“志”却意味着将学术真正作为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来追求,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职业”来对待。其实纵观韦伯的一生,无论是在其著作还是其人生中,“志业”显然是韦伯的核心观念之一。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时更多强调了新教徒的“天职”观,认为发财致富是新教徒“荣耀上帝”的重要途径;在其对待学术的态度时,他经常凌晨才休息,他常对他的妻子说“我若不工作的凌晨一点,我就不能算做是一个合格的教授”,如他演讲所希冀的他真正将学术作为了他的“志业”,当然很遗憾的是这种苦行僧式的学术劳动加之先天的脑膜炎疾病严重摧毁了他的身体,他只活了56岁;在政治活动上,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也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甚至想在一战登上战场,后来为自己的国家在一战的惨败收拾局面。

面对现实的压力,与理想的张力,学术工作者需要担负起伟大的“人格精神”,需要将学术作为自己的“志业”,唯有如此才能在这个“去魅”的时代里无愧于学者的使命,即使今天的学术必定会被明天的学术取代,即使“学问没有意义”,即使“早晨将至,黑夜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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