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鼠疫 8.9分

荒诞、反抗、幸福:外国文学课的《鼠疫》报告

2018-07-08 看过

来源于我跟向学的外国文学课课堂报告,据此整理。

基于小说文本分析,重点关注20世纪西方文学发展脉络,存在主义的哲学缘起和文学表现,以及加缪的其他作品和其他存在主义文学家的作品。

多为口语。


荒诞

首先,我们可能要面对“荒诞”这个词。“荒诞三部曲”是加缪创作的第一个系列,包括《卡里古拉》、《西西弗神话》和《局外人》。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说:

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

我感觉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应该是人类试图运用理性把握世界,但是并不能全盘把握。比如意外死亡,我们曾经将一切交给上帝,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但当上帝的权威消退,人们无法接受意外死亡,人们的理性无法对此解释。

我觉得这应该被称之为人类的“精神危机”。

然后我们就比较好理解鼠疫了,“鼠疫”当然可以理解为纳粹法西斯的一种象征,《鼠疫》一书也可以理解为反法西斯战争史。但也可以将“鼠疫”理解为人们理性所把握不到的“存在”,当它突然降临,人们感觉到荒诞。

小说开篇是一副远景,加缪在勾勒奥兰城市的平凡普通,鼠疫这个意外之物,突然打破了平稳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会发现让人们“承认”鼠疫是困难的:

他对里厄说:“里厄,您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等待化验结果。”
“我知道的,我倒用不着化验。我曾在中国做过一段时期医生,约在二十年前在巴黎也见过这样的病例。只不过是在疾病发作的当儿没有人敢直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不可惊动:不能慌乱,切不能慌乱。而且就像一个同行说的:‘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了。’不错,大家都知道,除非是死人。得啦,里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一样明白。”
里厄思忖着。他从诊所的窗日眺望那远处遮住海湾的峭壁悬崖。天空虽然一片蔚蓝,但色彩暗淡,随着夜幕的降临而逐渐消逝。
里厄说:“对!卡斯特尔。这是难以相信的。但是看样子,这很像是鼠疫。”
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鼠疫的来临,使得日常生活突然崩溃,就好像突然掉链子了,当人们逐渐接受“掉链子”也是正常的“存在”,鼠疫也是世界中的存在时,也就正视了荒诞。

这是整本小说的一个基调。

反抗

既然理性无法依靠,荒诞会导向虚无,进而导向自杀吗?这种焦虑感和虚无感一直折磨20世纪的文学家,每个人都在试图给出答案,而加缪的回答是否定的。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详细评述了前人面对“荒诞”时采取的解决方法,他提出:“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就是反抗。”这也就是我们印象深刻的里厄医生的反抗,我觉得里厄医生和塔鲁的对话是非常精彩的:

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
里厄刚一提高嗓门,塔鲁就打了一个手势,好像是要他平静下来。
……
“毕竟……”医生继续说,但又犹豫起来,一边注视着塔鲁,“这是一件像你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事情,对吗?既然自然规律规定最终是死亡,天主也许宁愿人们不去相信他,宁可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双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
“对,”塔鲁表示赞同,“我能理解。不过您的胜利总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里厄的面色阴沉下来,说道:
“总是暂时的,我也明白。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对,这不是一个理由。不过,我在想,这次鼠疫对您说来意味着什么。”
“不错,”里厄说,“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塔鲁对医生凝视了一会,而后起身以沉重的脚步走向门口。里厄也随后跟着走去。当他走近塔鲁时,后者好像低着头注视着自己的脚,一面说:“这一切是谁教您的,医生?”
他立刻得到的回答是:
“贫困。”

我之前非常喜欢这句话:“是一串没完没了的失败。”它所展现的是人们不是出于对于鼠疫会即刻消失的期望,而进行反抗的,“反抗”是第一性的、固然存在的。如同西西弗,如果期望太热烈,内心会充满焦虑,西西弗就变成了石头的奴隶,所幸,西西弗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是幸福的。

粗一点分,加缪在《鼠疫》里大概写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是行动者,包括积极承认“鼠疫”和采取一系列措施的人,以里厄医生和支援防疫队为代表,加缪这样评价他们:“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唯一非做不可的事情,里厄等人的态度正是西西弗的态度。还有一类就是:“有不少人却总在希望着瘟疫即将过去,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安然无恙。所以他们还不觉得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对他们来讲,鼠疫不过是一个讨厌的不速之客,既来了也总有一天会走的。他们虽然害怕,但并未绝望。”

战争爆发时,远离前线的加缪也有类似后者的感受,他们对于“鼠疫”的感受十分迟钝,离开始“反抗”还很远。

而在鼠疫进行中途,人们落入新的习惯中,就好像是在悬崖边缘行走,时时刻刻因担心自己会掉下去而焦虑,最终人们选择掉下去,人们也选择了疲惫、厌倦、麻木,意识不到要奋起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加缪会说:“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

幸福: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矛盾与解决

《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也写荒诞和反抗,但是《鼠疫》有了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让《鼠疫》更加丰富也更加打动人的地方。

《鼠疫》首先将《局外人》的个人式反抗,扩展成为集体式反抗。所以我感觉,加缪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没有人是局外人”。我们当然也很容易联想到之前萨特的《禁闭》和波伏瓦的《他人的血》,中所论述的个人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有关,以及我非常不能忍受的让·布劳马因为觉得“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而一遍一遍神经质地想取消自己的存在。

自我的存在与他人存在的紧张关系,在加缪的《鼠疫》里得到了缓解,人们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鼠疫。这也就是下面这段: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也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加缪一再在文本中强调反抗鼠疫不是英雄主义行为,里厄和防疫队也不是英雄,加缪说:格朗,那个平凡的小临时工是“唯一的英雄”,对平凡的强调正是突出了其反英雄色彩。

在他的哲学散文《反抗者》中,加缪论述了:“反抗不是自私的行为”,“反抗是为了捍卫一切人的共同尊严挺身而出”。加缪是非常强调“人的互助性”的。所以在加缪的说法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第一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首先,“反抗”是“第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二,必须是“所有的人”,没有这种“互助性”的反抗是不存在的,甚至可以发展成一种杀戮。

但我们马上会遇到一个困境,最初引我们注意这个困境的是记者朗贝尔。朗贝尔是奥兰的外来者,在鼠疫爆发后,他想各种办法企图逃离奥兰,朗贝尔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害怕“妻子”的变化和老去。

朗贝尔说:“您知道,医生,我对你们的组织考虑得很多。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是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失败者的一边,但从那时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塔鲁问。
“勇气。现在我明白人是能够做出伟大的行动的,但是如果他不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的话,那就引不起我的兴趣。”

朗贝尔是为“爱”活着的,在第一次朗贝尔与里厄医生见面中,朗贝尔请求医生开具证明以帮助自己出城,但是医生拒绝了,朗贝尔指责医生:“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这也就是我觉得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赞成朗贝尔的,而作者也是反对“抽象观念”的,他对于存在的感知不同于萨特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儿得到启发,加缪是很重视经验和个体感受的。就加缪的生命经验来说,在高中时得了一场肺结核病,结核病使加缪的感官变得更为敏锐,加缪称自己“浑身都是感觉的穿透细孔”。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朗贝尔的出现恰恰是在启示我们集体性的斗争很容易沦为“抽象观念”的斗争,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贝尔痛苦地说,“您不会体会,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以朗贝尔为代表地为了个人幸福而斗争,与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为了集体斗争,之间会有冲突。就如同里厄医生所说:“每人的个人幸福与鼠疫有关的那些抽象观念之间的阴沉险恶的斗争”

“个人幸福”这应该是加缪很特别的东西,在此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那儿都没有出现。在加缪最早的散文集《反与正》和《婚礼集》中就展现了加缪对于“个人幸福”的关注,加缪在《作者序》中赞成了勃里斯·帕兰对自己的评价:“在这些笨拙的篇章里比在以后的一切篇章里,有着更多真正的爱。”他也同时提到了他如此注重“爱”是由于童年生活:“无论如何,那美好的炎热天气伴随我度过童年,使我不会产生任何怨恨。我固然生活在经济拮据之中,但也不无某种享乐。我感到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所需要的就是给它们找到用武之地。……”加缪出身于贫穷的家庭,而且幼年丧父,但这一切都没有让加缪心生怨念,反而让他醉心自然,这在《婚礼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朗贝尔的出现引发“个人幸福”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之后,我注意到加缪在其后的行文中试图处理这种冲突,他摇摆不定,他首先承认了“个人幸福”的重要性:比较明显的就是里厄医生一直没有阻止朗贝尔的出逃,甚至表示理解并鼓励他行动。

我们会了解到加缪所面对的难题,以及他试图想给出的答案:

一方面是朗贝尔的转变,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么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么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加缪给出“羞耻感”来进行过渡,使得追求个人幸福与集体斗争相联系,至于这个羞耻感从何而来,加缪没有给出说明,加缪默认它的存在,也就是将个人存在与他人存在有关作为第一性的东西加以强调,

另一方面,是两场死亡所带来的转变。一个是奥东先生的小儿子,一个是塔鲁,值得注意的是,被鼠疫搞得冷漠、麻木的人们,从抽象的斗争中跌出,再度情绪失控。

我们聚焦于塔鲁之死给里厄医生带来的转变:

因而,在里厄的感觉中,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它宣告了一切战争的结束,但同时又把和平变成了一种不治的创伤。医生不知道塔鲁最后是否找到了安宁,但至少在这时候,他自己预感到他将像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或一个埋葬自己朋友的人一样,不会再有安宁的时刻了。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时候,“鼠疫”已经逐渐消失了,也就是那场与抽象的鼠疫进行的战争已经到尾声了,幸存者们对于鼠疫带来的死亡的恐怖来说,是胜利了。但是塔鲁的死使得医生感到了“不治的创伤”,医生将“不会再有安宁的时刻了”,因为他的个人幸福已经失去了。在这一刻,我觉得,“鼠疫”战争的胜利与否,既有着集体利益的考量,也有着个人幸福的考量。

加缪努力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直接把“个人幸福”和“斗争”都放在第一位。

所以与其说他是在解决两个“第一性”发生冲突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不如说,他近一步地强调两个都是“第一性”的,而消解了这个问题。他就是这样认定的,如同在走一根向左也不行向右也不行的平衡木,他只能艰难地也是短暂地走下去。但我们放过加缪吧,他可能只是在两难抉择中,试图做一个完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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