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美国家族企业的权力交接

晓林子悦
2018-07-06 看过

凯瑟琳•格雷厄姆

1973年春夏之交,沃伦·巴菲特陆续购买了超过23万股的华盛顿邮报B类股,并计划购入更多。这项交易使巴菲特成为了格雷厄姆家族之外,该公司的最大股东。巴菲特在致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一封信中,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大量购买他们的股票。

当时美国股市正处于低迷期,巴菲特认为华盛顿邮报的股票被严重低估了,“便宜得有些荒谬”。巴菲特的买入价大约为1600万美元,随后几年这批股票一路下跌,缩水至大约800万美元,而如今它们的价值超过了8亿美元。这批股票的涨跌起落反映了巴菲特的投资策略、持股信心以及他对邮报前景的看好。

这封信还缔结了沃伦·巴菲特与凯瑟琳·格雷厄姆长期的诚挚的友谊,他们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巴菲特在多个场合屡次赞美格雷厄姆夫人是他的良师益友。巴菲特称之为“偶像”的这位传奇女性,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呢?1997年,凯瑟琳·格雷厄姆写了一部自传,次年荣获普利策奖。中译本即《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

这是一部诚恳朴质的传记。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水门事件”之后,凯瑟琳对《华盛顿邮报》连续追踪报道获得的赞誉的答复。她说邮报的所作所为无关勇气,而是在别无选择之下的涉水过河。谦逊大度,保持清醒的认知,这是凯瑟琳的性格特征,也是全书的底色。这段话,还可以看作凯瑟琳对自己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妥帖的比喻。

凯瑟琳·格雷厄姆是《华盛顿邮报》的第三位领导人。她的成就建立在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和父亲(尤金·迈耶)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华盛顿邮报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族企业,围绕它所发生的一切,也是典型的美国家族企业权力交接的故事。

尤金·迈耶的发迹,也是很典型的美国故事。这位犹太商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具有极其出色的商业天赋和犀利的投资理念。20世纪初,迈耶用5000美金投资铁路股票,这笔钱迅速增值到了5万美元,随后被投放到华尔街,滚雪球一般壮大。但是,迈耶在1933年购买风雨飘摇的《华盛顿邮报》之举,并不是出于风险投资的偏好,而是把它当作公共事业来经营的。他并不在乎这家报纸能不能挣钱,而是想让美国人民“知道事实真相”,“我将会给予他们无偏差的真相”。迈耶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告诫子女,“报纸拥有者受到的首要限制在于自我限制”。迈耶认为新闻报刊必须拥有言论自由,他最担心的是在自己之后,华盛顿邮报是否还能继续这个办报宗旨。为此,他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假如他的继承人想要卖掉报纸,这个信托基金将对买主拥有“绝对裁决权”。

尤金·迈耶有五个子女,唯一的儿子只对医学感兴趣,女儿们则各有各的生活。迈耶思虑再三,决定把《华盛顿邮报》交给凯瑟琳的夫婿,菲尔·格雷厄姆,哈佛法学院培养出来的青年才俊,他对政治和公共信息有着敏锐的思维。1948年,菲尔正式接手《华盛顿邮报》,时年33岁。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菲尔来自南部的农场主家庭,与妻子的望族出身有很大悬殊,强烈的自尊心从一开始就在他的婚姻里投下了暗影。当他接过迈耶给他的报纸时,邮报的发行量和口碑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唯独不好的,是迈耶留给他的巨大的财务黑洞。菲尔日以继夜,像机器一样连轴运转,想以成绩来证实自己的才干。与拥有众多产业的岳父不同,邮报是菲尔唯一的砝码,他退无可退,必须背水一战。这个过程里,菲尔逐渐改变了迈耶的办报宗旨,《华盛顿邮报》不再是迈耶时期的谨慎中立,显示出了年轻领导人的激进色彩,尤其是对政治事件的主动参与和舆论引导。

《华盛顿邮报》在诸如杜鲁门总统选举等事务中的表态让人瞩目。菲尔违背了迈耶的意愿,很难说他错了,20世纪中期风云变幻的年代,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菲尔进一步扩大了《华盛顿邮报》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让这只大口吞金、多吃少拉的“怪兽”渐渐回报财富。1954年,《华盛顿邮报》买下了竞争对手——《时代先驱报》,统一了华盛顿的晨报市场,吸引了大批的广告商,这成为报纸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菲尔·格雷厄姆继续在《华盛顿邮报》的事业路途上前进。然而,他的精神分裂和自我怀疑加剧了,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他的努力,还是因为他有一个担任美联储主席、世界银行行长的老丈人呢?

天之贵女、顺风顺水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忽然在中年时期坐上了“过山车”。险遭遗弃,婚姻危机,一团乱的公司,“嘣”的一声枪响,菲尔以戏剧化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把凯瑟琳推到了公众面前。。

如果尤金·迈耶当初直接把《华盛顿邮报》交给凯瑟琳,是不是更好呢?答案:并不。

凯瑟琳从小接受精英教育,母亲是一个开放的、有政治抱负的前卫女性,从小对子女的教导就是“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凯瑟琳在婚前从事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工作,她具有作为管理者的潜能。这种能力后来在她不得不负责邮报之后果然发挥得很不错。但是,凯瑟琳性格稳重内向,比不上菲尔的热情。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邮报来说,它需要的是一个敢想敢干、拼搏冲闯,打出一番新天地的领导人。菲尔·格雷厄姆正是最好的人选。经过菲尔统管的邮报,给凯瑟琳留下了很好的班底,也留下了盈利的空间。因此,凯瑟琳上任之后,起初几年并没有大的人事变动,着力于平稳过渡,后来才悄悄在几个关键岗位上更换了人马。比如,启用本杰明·布莱德利担任总编辑,正是他后来与两位年轻记者全力促进了对尼克松的调查,成就了邮报历史上最大的丰功伟业。没有菲尔,就不会有媒体领袖凯瑟琳·格雷厄姆。

中国人经常说:富不过三代。这个魔咒在美国却很难成立。根据《福布斯》杂志每年出炉的“美国富豪家族排行榜”,现在1/3的家族企业都已经超过了百年。美国家族企业何以传承?从权力交接的角度,可以发现一些秘诀。以同为媒体巨头的《纽约时报》为例。这家创刊于19世纪中叶的报纸于1896年更换了业主,犹太人阿道夫·奥克斯成为了新主人。在历史作家盖伊·特立斯记叙的《纽约时报》传记里,他描写道,奥克斯希望《纽约时报》一直办下去,他的家族要和报社一起工作,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压抑住任何个人的情感,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的家庭成员在婚姻中要选择那些愿意“嫁”给时报的人为伴侣。很显然,奥克斯的想法和尤金·迈耶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很早就在为他们的事业铺垫后路,在所有的考虑要素里,“热爱”是首要的原则。

无独有偶,阿道夫·奥克斯媒体王国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和女婿苏兹贝格。那么,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放手让女儿去做,偏偏要让女婿担纲呢?

凯瑟琳的传记原名叫Personal History,中译本的命名多了一些内涵。这部传记除了是个人历史,的确还是一部20世纪的美国现代史,除了穿插在凯瑟琳个人生活,邮报发展和各种新闻大事件的内容之外,它事实上还显示了20世纪女性地位的变动。对于尤金·迈耶、阿道夫·奥克斯这样的家族领导人来说,他们很难想象把事业交托给女儿,哪怕这个女儿怎么聪慧,怎么有能力。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无法成为领导人。

凯瑟琳·格雷厄姆在她的前半生里,一直扮演着乖巧的女儿和贤妻良母的角色,完全忽略了她被悄然贬低的地位,作为从属隐遁在厨房与客厅。1963年8月3日,菲尔·格雷厄姆死亡,凯瑟琳时年46岁。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时机。在这个年龄段,凯瑟琳已经拥有了一定的阅历和广阔的人脉,避免了她在险恶情境下的崩溃,得以在友人的帮助下度过难关。最重要的是,六、七十年代正在兴起的女性解放思潮,让公司管理层接纳了凯瑟琳成为领导人的事实,并且在社会公众的视线里,在一次次看似艰难的事项里,凯瑟琳克服了自己的腼腆与无措,从自己的生命故事里汲取了经验,获得了自己身为女性拥有事业,站在世界巅峰的信心与尊严。

在20世纪下半叶,在新的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了家族企业的领导人。在“福布斯2017中国上市家族企业100强排行榜”里,可以看到,四强之一,排名第三的碧桂园,领导人杨惠妍就是一位女性。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或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女性正在家族企业的权力交接中得到更多的投票。

PS:最后一段对杨惠妍和碧桂园不作评议,仅仅陈述女性接手家族企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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