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历史还是意识

平成四月
2018-07-06 07:58:07

查尔斯 蒂利这本书应该是10年才买的,当时看工运研究的几本书正入迷,而赵鼎新的大型意识形态也还是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社会运动在西方学界最近些年有很多研究名著,中国社会学界一般不敢碰这个问题,最多也就是研究研究社会运动的历史,前苏联曾经出现过社会运动的巨型研究著作,那里面的资料自然有所选择,对瑞士、阿根廷或者东南亚的社会运动不太关注。而共产国际的存在也成了个目的论的存在,人民大学以前有几位国际共运的专家,但好像都已年事已高,再加上过多关注民主社会主义曾经受到批判。

很薄的书里面牵涉到中国的部分也被删节掉了,不过好在看世界历史格局的发展也大致能了解我们的处境,毕竟我们现在既不是天朝,也跟西方并没有处在绝对的对立。史论部分没太仔细看,毕竟蒂利是理论家,对历史的还原肯定没有布克哈特、勒高夫或者布罗代尔那么精彩。有时直接看他的结论也很有启发:

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社会运动,这几乎是20世纪社会运动生发的一个前提。

社会运动出现的根源大致有潜在参与政治的人数逐步增加,这涉及到资源的分配问题,“当统治者组成狭小的精英团体通过庇护,出售国家资源进行统治时,民主很难兴盛起来”,因为跟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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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 蒂利这本书应该是10年才买的,当时看工运研究的几本书正入迷,而赵鼎新的大型意识形态也还是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社会运动在西方学界最近些年有很多研究名著,中国社会学界一般不敢碰这个问题,最多也就是研究研究社会运动的历史,前苏联曾经出现过社会运动的巨型研究著作,那里面的资料自然有所选择,对瑞士、阿根廷或者东南亚的社会运动不太关注。而共产国际的存在也成了个目的论的存在,人民大学以前有几位国际共运的专家,但好像都已年事已高,再加上过多关注民主社会主义曾经受到批判。

很薄的书里面牵涉到中国的部分也被删节掉了,不过好在看世界历史格局的发展也大致能了解我们的处境,毕竟我们现在既不是天朝,也跟西方并没有处在绝对的对立。史论部分没太仔细看,毕竟蒂利是理论家,对历史的还原肯定没有布克哈特、勒高夫或者布罗代尔那么精彩。有时直接看他的结论也很有启发:

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社会运动,这几乎是20世纪社会运动生发的一个前提。

社会运动出现的根源大致有潜在参与政治的人数逐步增加,这涉及到资源的分配问题,“当统治者组成狭小的精英团体通过庇护,出售国家资源进行统治时,民主很难兴盛起来”,因为跟大多数人无关。这也是很多人看到国企在海外投资损失上亿的时候既有点气氛也有点默然的原因,道理就是知道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分配到其他地方,但具体分配到什么地方不清楚。马克思舍勒谈论的怨恨造成革命的根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资源分配导致社会怨恨的无处发泄,社会运动不见得是特别破坏稳定的,至少与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比起来。

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这一点可能还要考虑到具体国家不平等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其实是在不断塑造不平等的根源,而这些不平等无非会表现为血统论或者职业区隔。血统论很容易理解,这很容易让一些统治者的后代成为优先的政治参与者,而观众的子女永远是观众。职业区隔本来是古代或者民主国家塑造专业政治的必要途径,传统中国的士人在一些时段也可以突破出身(摆脱血统论的限定)成为出色的政治家,只要看看宋代以降谏官的奏章,除了必要的客套外,其实倒都是谈论些政治的大问题。而现代职业最接近政治的除了政府官员,其次要数司法人员(法官与律师)和记者最应该成为政治制衡中的重要角色,但由于中国法律专业人士常会出现的情况是对条文了然于胸,但对一些外行都有的常识很是漠然。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弱小影响固然是因为教育的失败,更在于国体中本来就不是三权分立。而记者其实会好一点,但不少记者之所以显得遮遮掩掩,但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而是有些地方的评述确实不到位。只要看看梁启超时代的新闻记者,刚好从士大夫转型而来,谈论政治本就是拿手好戏,如又能辅助一点独立的思考,自然会有些广泛而长久的影响力。

蒂利提出的信任网络也是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大关节,当很多人能够将自己的财产坦然交付给国家的时候,这样的信任网络其实是民主化的。而如果私人恨不得将所有可能隐藏的都隐藏起来,如有可能将财产或者亲属转移到境外,与国家没有任何利益纽带的时候,不仅说明国家没有进一步民主化的可能,更大的可能是国家危险了。

围绕本书的大主题自然是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关系问题,但题中必有之义还在于社会运动之外尚有另外的形式——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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