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随想:与教育病理有关

平成四月
2018-07-06 07:49:16

九八年初夏的时候,我曾经修过“教育社会学”的课程,是位从教育学转过来的女老师讲授的。当时我应该已经考上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了,所以是带着一种“随缘”的心态再听社会学类的课程。课程的所有内容都没有记忆了,只记得好像做了一个实验,让我们班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分别还原一下快到家时候的场景。女生到门口(门口是透明的,我们坐在里面也能看见)时下意识地捋了捋头发,而男生离门口还有一段距离便哗哗地掏钥匙。那女老师便由此分析出一大通道理,具体内容也忘了,现在的记忆里似乎我们当时都半信半疑,然后就下课了。

这或许是一种比较扯的学习经验,但似乎只有在告别某些学科的时候才会觉得那里面本来有很多秘密,但几年教育下来一点不喜欢了。后来读文学的时候,碰到的同学大多是从一开始就上中文的,他们读研的目的倒不主要是爱好,或者说也已经不喜欢了,只不过种种原因没有转专业罢了,有时甚至还说社会学很好吧,你为什么要转。最开始的时候还诧异,二十多岁的人连文学都不喜欢了,就像那个年龄段连美女都不喜欢了,是很怪诞的事。但后来才知道一些喜欢的东西,一旦学习后就不喜欢了,因为跟中学没什么两样,都是一个复习复习再复习的过程,似乎没任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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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年初夏的时候,我曾经修过“教育社会学”的课程,是位从教育学转过来的女老师讲授的。当时我应该已经考上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了,所以是带着一种“随缘”的心态再听社会学类的课程。课程的所有内容都没有记忆了,只记得好像做了一个实验,让我们班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分别还原一下快到家时候的场景。女生到门口(门口是透明的,我们坐在里面也能看见)时下意识地捋了捋头发,而男生离门口还有一段距离便哗哗地掏钥匙。那女老师便由此分析出一大通道理,具体内容也忘了,现在的记忆里似乎我们当时都半信半疑,然后就下课了。

这或许是一种比较扯的学习经验,但似乎只有在告别某些学科的时候才会觉得那里面本来有很多秘密,但几年教育下来一点不喜欢了。后来读文学的时候,碰到的同学大多是从一开始就上中文的,他们读研的目的倒不主要是爱好,或者说也已经不喜欢了,只不过种种原因没有转专业罢了,有时甚至还说社会学很好吧,你为什么要转。最开始的时候还诧异,二十多岁的人连文学都不喜欢了,就像那个年龄段连美女都不喜欢了,是很怪诞的事。但后来才知道一些喜欢的东西,一旦学习后就不喜欢了,因为跟中学没什么两样,都是一个复习复习再复习的过程,似乎没任何新意也没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早期的教育可能扼杀了我们对语文数学英语等等科目的兴趣,大学教育可能进而扼杀我们对某一专业的兴趣。这些责任该由谁来负,可能是一本糊涂账,读了郑也夫的近著《吾国教育病理》,一些困惑破除了,但另一些疑惑又随之而生。郑著里讲到一个学习的分流问题,他对德国教育进行过一些宏观的整理,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德国分流教育将一部分适合上大学的放在文科中学培养,而大部分是放在职业培训中发展,这个方式的好处是将人的自我定位早早确立,不用陪着别人一块上大学,但前提是社会形态必须是枣核型社会,而不是金字塔社会。前者里面的各种工作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发展程度最好的都会在社会中享有很好的物质回报的社会尊严,但后者却属于”赢者通吃”。中国大陆肯定是金字塔社会的典范,一个人只要成功了,什么都好,当然失败了,自然是什么都不好,一定会受到各种形式的践踏。这也是一个官员会有多种身份,不仅会成为某一领域甚至是多个领域的专家,也甚至会有多种才艺,或者经常用外语讲话的重要原因。郑将不能分流的原因看成了独生子女带来的坏处,他举了一些传统家庭的例子,再富庶的家庭也不太可能将所有子弟都送上科举道路,因为风险大而且对家族发展不利。范进会有,但范进的哥哥弟弟不会再去挤科举的独木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职业体系其实是很适合于分流制的,也没有完全出现学历异化的情况。我父母都是做老师的,我家兄弟姐妹四人从小在教育资源上不存在问题,但后来在读书过程中出现的分流不见得是“深谋远虑”的结果,但确实存在一些实际情况的考虑。先兄学习成绩不好,但在一些机械技能方面却确实有天赋,当时也不觉得读技校有什么不好的,八十年代的技校培养目标确实很明确。虽然濡染当时的风气,哥哥是一个写诗的人,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个不错的电工,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还会利用业余时间去给一些电站打打零工,赚点外快。而他当年刚毕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找工作的困难,毕业那天他们工厂里专门派车去学校将他们的行李物件拉到单位上。我后来大学毕业时,找过一阵工作,都很不理想,哥哥当时还有点不理解。现在很多大学提实践教学,其实是朝技工学校发展,只不过面子上要说是一种全民教育的新思路,是精英教育朝大众教育发展的趋势等等,这些连说的人都不太愿意相信。之所以要这么说,一来是套话,另外是自我安慰,毕竟教育在大众的心中已经缺乏基本的诚实和信誉。郑著中也提到德国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对接度,几乎是每周各三天,学校在市场上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但这些放在中国的企业和学校中是基本没法操作的。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再糟糕的变化便是等级制度像阴影一样附着在市场经济之上,八十年代是没有完全放开的市场,但一些内在的规则是有一定弹性。九十年代并非一个独生子女盛行的时代,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同学是独生子女的并不是多数,但已经感觉到了大学教育的虚无。这种虚无感受是对大学丧失了必要的尊重,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刚入学的时候,来了一个党员书记对我们入学教育一番,故意板起本就不舒展的脸,讲了一通大道理,当时年纪小,忍耐力确实好,但都不免咬住下唇,生怕笑出来。再后来,上了几周课,最大感觉就是困,无边无际的困意随时随地蔓延而来,所有的课程都差不多,都是些知识,都是些记忆。前几天看到刚上大学的外甥女在微信上说,“高中的时候很充实,有目标,现在不知道是做什么”。其实这些感受我在二十年前也有过,时间经过了二十年,高等教育其实没什么进步,甚至有不小退步。一些基本的教育常识被忘记了,而大学也慢慢蜕变成成长阶段不能不过的一个迷惘时期。因为现在不读大学的人已经没有1995年前的从容了,肯定被残酷的社会所排斥所抵制。有时早上我从某管理干部学校经过(应该是一中专),看到不少学生在门口肃立,像宾馆服务员一样对老师鞠躬,觉得非常荒诞。在现在的学校等级中,中专、技校这些本来可以成为很好分流体系的教育已经被制度设计成为一些更低级别的社会分流形式,而不是教育分流形式。八十年代比较有效的分流可能带来的一种结果在哥哥那里面展示出来,就是最初的分流效果在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时,职业发展是有前景的,至少不会对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一旦社会结构变化,等级体系发生调整,没有背景不喜欢钻营的人往往成为中国社会最先抛弃和践踏的人群,哥哥在九五年之后便陷入到一种惶恐当中,那种不适应几乎覆盖了跟他同时代同样发展路线的大多数人,他们都成为这个国家发展意志(这些意志没有缓冲余地,往往是几个老年领导人拍脑袋临时设计)的牺牲品。而另一种分流情况在我两个姐姐那个也同样表现出来,大姐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当医生或者护士,理由很简单:喜欢白大褂。当时怎么说都要去读卫校,父母可能觉得这种理由无道理,便强制她去读了师范,结果却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对了,用后知后觉的眼光看,如果她当时选择卫校,在九十年代末期职业生涯可能会碰到很大危机,当时医学院学生遍地是,我一初中同学从一医学院毕业,没有背景,本来学外科的,一开始便被弄到妇产科,他当时还没结婚,我们到医院找他玩都还会打趣他。如果大姐没有心思再去重新考试进修的话,又可能被学历文凭之类的东西排斥。二姐的发展轨迹跟大姐类似,本来二姐的成绩不错,但当时父母也不觉得有读高中的必要,这主要是出于性别的考虑,认为早点有合适的工作,有合适的生活是很好的,没有必要好高骛远。二姐开始的时候也对教师职业非常排斥,原因是有鼻窦炎,不喜欢粉笔灰,刚开始工作那阵老想改行,但后来也觉得在一个小城市做一小学教师也挺好的,收入稳定,工作体面,家庭和谐。应该说当时的这些选择并没有想的那么远,但兄姊不同选择导致的不同结果却属于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同影响。我上高中上大学一直上完博士其实也有某种家庭分流的因素,因为作为最小的,需要我对家庭承担的责任是最少的,家长对我的期待也变成了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的心态。好处自然是我能够不断发现我的兴趣,不断改换我的爱好,坏处便是给父母带来了更多的焦虑和不安,因为长此以往他们不太知道未来我能不能正常生活下去。因为看上去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那么久,对习惯意义的生活还有多少了解几乎是个未知数。郑著认为改变中国的生育政策能够使分流得到一定的缓解,但这样的缓解其实是很微弱的。学校的等级肯定无法回避,学校不安分的原因是在于政府的支持比较盲目,“马太效应”使得很多本来可以做点事的中专职校要升级变成浮夸的学院,本来有一定特点的小大学要变成五脏俱全什么都不是的大大学,而本来水平一般的大大学要吹气泡将自己变成国内一流大学,而曾经可能与国际大学有点竞争的大学经常从一些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里学一点皮毛不加区别地用,最后弄得四不像。最近”自主招生“引出的教育腐败,权力寻租不过是这一趋势的简单注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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