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停滞的绊脚石 ——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丁国宗
2018-07-04 看过

官僚政治这个话题在当今已经为各方学派所研究的热点,然而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这个问题却依旧浮在研究层的表面。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无疑是开此研究之先河,实对此领域有着发凡起例之功。在此前对官僚政治有限的研究中,尽管有些许观点触碰到了问题的关键,然而却并没有对问题的本质予以揭露。王先生的突破就在于他用唯物史观,从经济因素去思考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并对官僚政治的基础、影响以及转型都有着自己读到的见解,语言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性,正如其自序所谈:“当作中国社会政治之基本原则的科学的研究,它是用不着过于学究化,同时也不必是一种宣传品。”(p17)见识读到、鞭辟入里又通俗易懂是此书成为流传至今并不断再版的原因。

作为发凡起例者,其思考与论述自然只能位于这个领域的初始阶段。尽管王先生一再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其文笔之中依然有着不少意识形态的话语,加上其些许结论在当下看来似乎又有所商榷,因而受到不少当今读者批评。不过当我们考虑到王先生的时代(1948年)与政治立场,能写出至今仍让我们感到受益匪浅甚至振聋发聩的著作,我们就不得不在批评之际采取更谨慎的态度了。

一、全书的概念与线索

作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者,王先生显然极为重视概念问题,全书第一篇便是“论所谓官僚政治”。

何谓“官僚政治”?王先生认为官僚政治要从技术与社会两方面去理解,技术性的作风存在一切大规模机构中,并广泛存在各个地域与各个时段,具有普遍性;而社会性的官僚政治则是本书所论述的主题,是一个社会体制,只允许存在于社会特定阶段(如16—18世纪的西欧)。

另一个关键概念则是中国封建阶段,王先生是认同“西周封建说”,即西周变为封建社会,只是这种封建社会是贵族政治的封建社会;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中国转而进入到了官僚政治的封建社会。决定中国封建社会性质的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与各阶层的生产地位所决定的。中国从西周到清末,广大农民依旧是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而贵族或官僚则是站在他们之上的剥削者。王先生对此分析到:“封建制无论采取向心的形态或离心的形态,统治者无论是用官僚的名义或贵族的名义,被支配者无论是被称为农民或满含有农奴性质的荫客或部曲,对于他们相互间所结成的提供农业劳动剩余和占有农业劳动剩余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说,并无何等本质的改变。”整个封建社会不过是从贵族政治转变为了官僚政治。

全书的线索则是经济因素,王先生不愧为《资本论》的翻译者,其对经济因素的重视远超之前各派学者。在他看来,官僚政治的建立、发展与消亡都与封建社会下的地主经济息息相关。建立在地主经济上的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绝非是“超阶级”的政治,它实实在在是依赖于广大地方的小农经济,在此基础上派生的官僚文化、制度都是为官僚政治服务。

二、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基本特点

王先生在对官僚政治进行定义以及简述世界官僚政治特点之后,他便对中国官僚政治特点与产生进行了论述。

中国官僚政治除了具有近代西欧各国的共同特点(“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p1)外,还具有延续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包容性(与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密切结合)、贯彻性(强有力的支配作用)等三大特点(p21)。也正因如此,中国的官僚政治才有着远超其他各国官僚政治的生命力,与整个社会活动与文化融为一体,并不断地把异化因素排斥在外,形成“道一风同”的局面。(p28)

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王先生先后驳斥了当时的主流观点:魏特夫的治水社会、拉狄克的外敌压力、吴保安的士大夫创造力。在他看来,这些观点仅仅是触碰到了问题的表面,真正决定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根本因素在于中国的地主经济,准确的说是封建形态下的非集中化的领主经济转向了集中化的地主经济。秦国的兼并战争就是这种转变的体现,“以地主经济代替领主经济,以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的新社会秩序”,等到秦始皇混一中华,普及郡县制之时,一种叫建立在地主经济上的集性的官僚制度就在中国建立起来了。

之后,王先生又进一论证官僚(士大夫)与农民(经济基础)之间密切的剥削关系,再次批驳认为中国官僚“超阶级”的观点。士大夫们自始至终垄断着国家的统治地位,对农民始终握有支配权力,并为了巩固这种权力而不断地帮助君主提高他们的权威并为其出谋划策。

在阶级社会中,一个统治阶级要想巩固其统治地位,就必然要在把握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之后进一步支配精神生产手段。官僚政治最终与儒家思想完美契合,成为统治中国的政治文化两千年的关键。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是在于它有契合专制政治的三大内容: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以及纲常教义。天道赋于统治者以神圣地位;大一统则保障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纲常教义则保障辽阔统治范围内的治化问题。三者环环相扣,加上儒学的巨大包容性(佛、道等的加入)最终促使中国出现官僚阶级把控的大一统帝国。

三、官僚政治的发展与成熟——贵族化、两税法、科举

与欧洲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出现依旧是封建社会,因而欧洲是贵族的官僚化,而中国则是官僚的贵族化。在大一统后,尽管世卿世禄的贵族难以存在,然而官僚(士大夫)们却凭借对知识的垄断变得特殊化、贵族化,而且他们也不断地积累财富(尤其是土地),日益成为新的贵族(门阀)。

官僚的贵族化是王先生关注的重点,他认为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有四个:皇族通婚下的贵族群体;宗法制度的影响(宗族交游光宠);知识的垄断;官僚的资产累积。经过两汉四百年的发展,这种趋势愈发明显,拥有雄厚实力(地产、人脉、奴仆、名望)的世家大族不断产生并发展,,在“王纲不振”之际,发展为“门阀政治”,官僚的逐步贵族化,并且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与此相对的则是农民的半农奴化,整个社会再度回到离心化的封建状态。这种发展与君主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为了更好宰执天下,统治集团内部进行调整,出现了两税法与科举制度,官僚政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再次到来,整个社会的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流通经济的发达使得固定农民于土地之上的均田、租庸调都难以执行,门阀贵族的形成又时刻维护自身利益(控制土地),统治者决定转变统治方式,“不在垄断土地分配权,以长期控有赋税源泉,而在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即杨炎“两税法”,“不问主客、以居者为薄,不问丁中,以贫富为差”,某种程度上是流通经济下的财产税。这是官僚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妥协:“原则上不让步,有土斯有税,有人斯有役;而在实施上不坚持,择其可税者而税之,就其可役者而役之。”毕竟官僚主义的就是讲求形式而已。

再次统一后,统治集团除了在经济利益上进行妥协之外,选拔官僚成为另外的焦点。门阀政治下的九品中正制无疑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挑战与威胁,更不能保障官僚队伍的素质,也堵塞民间豪杰的晋升。科举制成为调整官僚政治的又一法宝。不过王先生更多地是指出科举制的问题以及科举之外的妥协。世家大族并未因此而彻底削弱,事实上除了他们拥有参与考试的更好资源外,科举之外依旧存在恩荫、捐纳等晋升途径,而后者则完全属于有权有势的天地。科举本身也存在种种弊端(所学非所用、奴役思想),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依旧是统治阶层内部的自我调整,是官僚政治的自我完善。

四、官僚政治的影响

王先生认为,中国的官僚政治自身就存在贪污腐败的特性(不可根治)以及造成中国社会的停滞。“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加上中国地大物博,商业发达,官员的贪欲是不可避免的,其贪污是必然的、普遍的。纵然有少数英明天子施展铁腕手段、开明官僚清廉手法,他们也断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解万民于倒悬”。更何况,封建时代政府的权力本身有限,直接关系人民生活的吏员又是中央政府所难以企及的领域,甚至成为地方官的财源。

官僚政治有着这样的特点,就注定了屡屡改朝换代的命运。开国统治集团无论多么深谋远虑,也绝不能改变官僚政治的本质。商业、兼并、高利贷的发展刺激官员的贪污并动摇统治根基,贪污的盛行又腐蚀着统治机构,绝望的农民成为“犯上作乱”者,已经腐蚀的官僚队伍又不能很好地应对,再加上天灾外患,王朝终不免于崩溃。问题的关键是任何阶层都不可能意识到问题根源,最终只能是“再生产一个同性质同形态的政治体制完事”。不过王先生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死循环”,他认为中国最终还是能够脱离这个循环,官僚政治需要真正转型。

五、官僚政治的转型

这一部分,王先生讨论了鸦片战争到抗战时期,中国传统官僚政治阴魂不散,反而借助种种新因素变本加厉的问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剧变。原有的进步因素在西方的冲击下有了质的飞跃,其中农村原有的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解体,这意味着封建官僚统治的经济基础的动摇;与此配合的纲常伦理也日益失去效力;市民阶层、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崛起也表示了对官僚政治的不满。然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依旧顽强,并发生了新的转型。

传统的官僚统治的伴随清朝的垮台而覆灭,新旧官僚政治出现交替与转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式商工业发展的缓慢和变态,封建经济转型或接替的延滞”。与此同时,新官僚政治(作者主要指国民党)采取与金融合一、开展“建设运动”、实行“训政”、建立保甲制等方法产生,并在利用抗战与内战而大发国难财。然而他们却不是真正的产业阶级,“不是从新式产业中累积起来,而主要是依靠种种原始剥削方式把广大农工生产大众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作为牺牲而劫夺而来的。”这样只能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

如何才能摆脱官僚政治:王先生将希望寄托于农民身上,“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六、本书存在的些许问题

不过,尽管王先生对官僚政治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极有见地的观点,由于时代与立场原因,还是有些许地方值得我们思索与讨论。

其一,由于作者的时代原因(1948年),国民党的统治濒临瓦解,官僚政治成为人人喊打的靶子,这无形中也就影响了作者的心态。尽管王先生再三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与客观性(绝不做宣传品),其作品的最后部分(旧官僚政治的瓦解与新官僚政治的建立),无论是叙述还是论证都有所欠缺,带着强烈的感情与意识形态的色彩,相比前半部分对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而言,似乎有明显的区别。

其二,则是王先生对部分问题的论证似乎也存在证据不足或者说以偏概全的问题。以官僚政治的产生来讲,王先生认为其产生就是因为地主经济相对于领主经济的优越性所致,并认为治水等因素仅仅是官僚政治的果而非因,仅仅从地主经济因素去解释官僚政治的形成恐怕失于片面。而在论述科举制度的效用之际,王先生更是存在过于主观的弊病。王先生力图证明科举制并不能解决公平公正的问题,专制统治之下绝无公平公正的录取之路,此言诚然不谬。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科举制确实起到了将民间豪杰纳入统治阶层以起到制约世家大族并促进阶级流动的作用。毕竟,欧美各国在克服自身官僚政治(贪污腐败、分赃包庇)问题时,它们大都选择参照中国科举来革新其文官政治。王先生所谈的恩荫、捐纳问题确实是为权贵者大开方便之门,然而科举出身往往为人视之正途,无论是声望还是晋升都有着其他杂流所不能比拟的优势,而历代对科举的规范化(如八股文、糊名、誊写)都是尽可能使录取官僚公平化,也给予底层人民以晋升希望。王先生对此问题的反驳却只是运用了少数材料,其中多为开明官员上疏与君主上谕,而材料本身就存在相当的主观性(开明官员可能夸大问题以求君主重视,君主同样可能夸大问题以警示官员)。要想对问题进行全面评价,势必要求较为全面、客观的论断(如将有代表性的一朝或一代的科举进行数字上的客观分析),而不能仅凭个别主观材料就下达最后审判。

其三,则是王先生对官僚政治的出路的看法。作为当时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王先生认为官僚政治的最终出路是人民民主,用民主的手段来革新官僚政治,这无疑是真知灼见。然而,可能是时代与立场原因,王先生似乎相当轻视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认为新的革命之下,前者已经不能承担历史任务,未来应该交给工农特别是农民手中。“革命就必得另辟一个途径,必须等待在战乱过程中警觉起来或磨练出来的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的广泛奋起和参加。”(p176)然而,两千年的官僚政治使得农民不仅在物质上受到剥削,其思想是最受纲常伦理、传统道德所束缚的(王先生前文曾反复论及此事),其历代革命不过促成改朝换代而已,加上文化水平极低(解放前农村文盲率高达80%)、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将他们视为革新政治的领头羊而轻视甚至排斥市民阶级(新经济因素下的新阶级)和知识分子(高文化、新思想),这实在是难以让人信服,并且在日后实践上也遭到了巨大失败。事实上,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尤其是农民众多的国家)往往引起更为严重的官僚政治,并且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世界关注。王先生对此不能说不知晓,甚至引用这些批评者的原话(“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指苏联)的显著征象,总跟重商主义时代一样,建立强有力的官僚政治”,p19),然而他坚持认为苏联的官僚主义最多是技术性而非体制性的,这就大大限制了他对现代官僚主义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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