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节选—反思部分

年糕菌
2018-07-03 16:48:05

作者是否夸大了大众媒体的作用?在林郁沁看来,“公众同情”是一种随着大众媒体兴起后产生的“新”的情感体验。可是,“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历史。比如,在没有大众媒介的春秋时期,就有众怒一说。(《左传•襄公十年》就有讲到“众怒难犯”)既然有众怒,是否也可能有“公众同情”?难道同情的公众主体只能被大众媒体询唤出来?

其次,作者先验地把公众同情与女性及女性的现代主体性连接,是否太过粗糙?尽管施剑翘案是女性所为,但它激发的“情感”却未必是女性特质的。在缺乏严谨考证的情况下,盲目地下此论断,不仅将“公众”狭隘化了,也导致了研究逻辑的前后矛盾:一边反对情感-理性的两极化分,但另一边又将公共情感“女性化”,以此区隔哈贝马斯所谓的男性主导的理性公共领域,强化着情与理的对立格局。

另外,“情感研究”是一个很庞大的话题。正如先前提到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许多学科都在“情感”路径留下了脚印,仅仅一本《施剑翘复仇案》所能窥探的范围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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