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末”视野下的鲁迅及其创作 ——以伊藤虎丸的《鲁迅与终末论》为中心

齐天大圣的妹妹
2018-07-03 10:30:30

2008年由李冬木翻译,三联出版社出版由伊藤虎丸撰写的《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一书。在此之前,国内已译介过他的论文集《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与专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而《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最能够体现伊藤虎丸的核心,该书“清楚地呈现着作者的学术动机和构成该书以及其他论著的限制基础和学历基础,甚至也可以说,此著即作者本人的高度浓缩。”此外,该著作是伊藤虎丸充分吸收、总结竹内好以降日本鲁迅研究的思考方法与内容,在反思的基础之后力图有所突破。因此,以《鲁迅与终末论》一书为中心,在思考伊藤虎丸对鲁迅的解读之外,同时亦能看到在宏阔的背景中“作为方法的鲁迅研究”背后的得与失,为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提供现实意义。

一、“伊藤鲁迅”核心:终末论与“个”的自觉

《鲁迅与终末论》一书主体有三部分,在“终末论”这一主题的统摄之下,形成相互关联。第一部分内容《初期鲁迅中的欧洲——关于作为“精神”的人与文明的整体性》,主要论述鲁迅早年把握欧洲近代的方式;第二部分内容《鲁迅的进化论与终末论——近代现著主义的

...
显示全文

2008年由李冬木翻译,三联出版社出版由伊藤虎丸撰写的《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一书。在此之前,国内已译介过他的论文集《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与专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而《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最能够体现伊藤虎丸的核心,该书“清楚地呈现着作者的学术动机和构成该书以及其他论著的限制基础和学历基础,甚至也可以说,此著即作者本人的高度浓缩。”此外,该著作是伊藤虎丸充分吸收、总结竹内好以降日本鲁迅研究的思考方法与内容,在反思的基础之后力图有所突破。因此,以《鲁迅与终末论》一书为中心,在思考伊藤虎丸对鲁迅的解读之外,同时亦能看到在宏阔的背景中“作为方法的鲁迅研究”背后的得与失,为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提供现实意义。

一、“伊藤鲁迅”核心:终末论与“个”的自觉

《鲁迅与终末论》一书主体有三部分,在“终末论”这一主题的统摄之下,形成相互关联。第一部分内容《初期鲁迅中的欧洲——关于作为“精神”的人与文明的整体性》,主要论述鲁迅早年把握欧洲近代的方式;第二部分内容《鲁迅的进化论与终末论——近代现著主义的成立》,以文本《狂人日记》为切入点,探讨鲁迅思维方式中有关终末论式的“个”的自觉,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起近代现实主义方法。在这两部分中,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的逻辑基础与分析前提,即正是因为鲁迅在日本的学习过程中,从整体上把握到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西方“异质”文明,才开始在自我创作的反思中体认到“个”的自觉。第三部分内容《显示于鲁迅论中的“政治与文学”——围绕“幻灯事件”的解释》以“幻灯片事件”为核心,梳理日本战后鲁迅研究方法,对于伊藤虎丸而言,这部分内容是对他第二部分书写的内容的补充与解释,重新确认其发现与解释所具备的意义。

首先,需要理清此书中有关“终末论”的内涵。“终末论”是基督教神学思想中重要概念,它探讨的是关于死亡、审判、天堂和地狱等问题。“在基督教当中,一方面认为终末时代(上帝之国)因耶稣的到来而‘已经’来临,另一方面又坚信这‘上帝之国’只有在耶稣基督从天国重新降临,最终消灭一切邪恶,给地上带来绝对和平,即‘千禧年’到来之际才能获得终极性实现。”因此,“终末论”赋予人生存生活的勇气,以此来克服人生的困难。伊藤虎丸并不认为鲁迅具有神学意义上的“终末论”思想,这是因为鲁迅既是东方人,又是无神论者,以“终末论”来称呼鲁迅的所有的创作并不贴切。实则伊藤虎丸从鲁迅的身上看到的是“终末论”式的思考结构。因此,在此书中有关“终末论”论述只是将其描述为作者把握到鲁迅时的一种词语表达方式,就类似于竹内好描述鲁迅时使用的“文学的自觉”一样。伊藤虎丸使用“终末论”来思考鲁迅,这与他自身是基督教教徒的身份相关,同时他吸收了熊野义孝的思想,即并不满意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有关“终末论”虚无主义的消极色彩,而认为“终末论”是希望之学,而在鲁迅那里,同样如此。

鲁迅早年在日本的学习过程中,吸收了有关进化论的西方科学知识,同时吸收尼采、拜伦、克尔凯郭尔等西方人文科学知识,在其笔下出现了诸种思想龃龉不合的面貌。伊藤虎丸认为在这些知识中,鲁迅从整体当中把握到了欧洲的近代,而非将近代科学、近代文学和近代政治等作为个别东西来把握。在从根柢上把握了西方近代异质文明之后,鲁迅发现了中国人在生存层面的巨大缺陷,即“内面性”的主观能动精神的缺失,鲁迅作为觉醒的青年人从文化内部预感到拥有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正面临着一个从根本上走向倾颓与倒塌的危机,意味着鲁迅“看到的是儒教世界的‘本根’=‘精神’”的腐朽的死灭”。而这种图景是一种彻底的终末。但这种终末并非意味着完全的死的寂灭而是“希望之生”。因此,在伊藤虎丸看来,这种“终末论”在鲁迅的文化思维中具备双重意义,一是现实的批判性,二是对救赎的期待与希望。前者意味着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针对中华文明的“整体失序”发出的愤懑之词,即极度愤恨“四千年吃人的历史”与“人格意义上的死(奴隶与奴隶主的循环以及没有‘自由意志的猴子’)”;同时也生发出从根柢上整体恢复的革命的诉求,从一种“断裂”中拯救民族,从自我变革的意义上寻找新的生机。汪晖在《鲁迅与向下超越—<反抗绝望>跋》中也提及鲁迅整体创作中所体现的那种“时代末日的来临”。“这个末日不仅表现为肉体的衰朽,也不仅表现是一种精神的病症,而是一种根本分不出内外的、彻头彻尾的衰朽。正是在这种自觉中产生了一种‘综合的’文学方式批判时代的愿望。这就是对时代的‘综合的’批判而言,鲁迅的文学方式有一种宣布末日降临的‘革命’意味——这个‘革命者’以‘鬼’的方式现身,乃是因为他从不愿意通过许诺未来表达自己的理念,也不通过过去确立自己的认同,恰恰相反,他始终在大地上游荡。”汪晖在这里的表述实则有两重含义,其一,鲁迅的写作具备一种拒绝抽离于历史、政治、文化之外的品质,这种品质绝不会避免脱离于具体的情境来思考问题,始终保持在复杂的思维中思考问题的核心,这种品质便决定了鲁迅从文化根柢的角度来审视本国文化缺陷,把握异质文明当中可以为本国文明提供革新的内容;其二,革命者在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过去与未来的徘徊反抗意味着自身变成了“幽灵”或“鬼”。这个“鬼”有着深切的对于没有未来的自觉,对于绝望的自觉,对于末日的自觉,这种自觉正是在“末世”的基础之上衍生出来。因此,如果不把“终末式”的“死”放在另一个极端上,是无法理解鲁迅的“革新”与“革命”之意。

当然,鲁迅对于西方文明的把握并不是以“事实”进行直接的接受,而是存在一种“抵抗性”,将西方的精神原理的异质性接受为本国“语言”的一种“思想的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其一是对“语言的异质性”的把握,鲁迅留学时代通过撰写评论和翻译外国文学内容进行文学运动,通过“语言”这种载体把握到了欧洲近代文学与文化。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其背后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惯性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消失是文明衰败的标志。鲁迅在《破恶声论》的开头便提及“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摩罗诗力说》的开头也以“真言”的消失所带来的“萧条之感”而感到痛心。因此,文明的整体性丧失的感觉与语言的丧失所带来的“萧条”、“寂漠”互为表里。为了破除“寂漠为政”的困境,便需要呼喊“心声、内曜”,寻找新的语言,并寻找新的发声主体。对于前者而言,新的“语言”一旦发生,就会像“春雷”一般,创造出新的现实的力量,如同“摩罗诗”的力,语言一旦发生,就会具备活力。对语言的此种把握,是以彻底否定和克服咒术世界为其特质的作为“启示宗教”(“语言的宗教”)的基督教。对于后者而言,需要寻找新的主体,也就是实现“本土化”目的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即在民众(国粹)中寻找承担变革的主体,开掘民族文化的根本性活力。鲁迅对那些作为“精神”之人的“诗人”、“知者”、“精神界之战士”发出的“心声”充满了期待,希望他们能够唤醒民众,塑造新的民族主体。鲁迅在十九世纪欧洲文艺思想中捕捉到的“人”具备如下特征:具备主观内面之精神,具有自我意志,以及具备反抗精神,不断进行革命。伊藤虎丸通过对比20世纪初日本学界的尼采观与鲁迅的尼采观,发现鲁迅牢牢地抓住了尼采思想中有关“个”的观念,这一观念与其说是尼采的创造,不如说是基督教文化的特色。同时借助北岗正子的研究,发现鲁迅疏离式的进化论世界观与严复有机式的进化论世界观的差异,即赫胥黎的伦理进化与斯宾塞生理进化之间的差距。从而,在此两个层面将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坐标联系了起来。在这一阶段中,伊藤虎丸将鲁迅以“个”的思想为中心的文学称之为“预言者的文学”。

建立在上述逻辑基础之上,该著作的第二部分进入对鲁迅“终末论式的思考”的具体分析。伊藤虎丸以《狂人日记》为切入点,借助木山英雄与竹内好的研究成果。木山英雄认为,《狂人日记》中,鲁迅实现了从早年的“精神界之战士”的独醒意识到“置身于黑暗世界”任意点上意识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节点在于狂人意识到了“自己也吃了人”这一事实。据此伊藤虎丸认为,狂人改革的努力与挫折处于鲁迅早年“预言文学”的延长线上,在“自己也吃了人”的再次觉醒中,他获得了“罪的意识”。“罪的意识”由竹内好提出,他认为鲁迅在十年沉默中获得了“罪的意识”,并产生了对于鲁迅一生具有重要影响的“回心”,并将此称之为“赎罪文学”。伊藤虎丸在吸收此种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将有关“罪的直觉”进一步具体化,他将“罪的意识”的获得设定在《狂人日记》的这一关键节点处,称之为鲁迅的第二次“回心”。在伊藤虎丸看来,这种“罪的意识”是狂人在自己“四千年吃人的历史履历”死的意识中对生的自觉,狂人在把握“死”的方式上称之为“终末论式的思考”。“在这种基于“死的自觉”的思考中,主人公第一产生了有别于他的个的自觉”。由此鲁迅实现了从早年的“预言文学”向“呐喊”时期的“赎罪文学”的转变,即从“个”的思想向“个”的自觉的转变。所谓“自觉”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在“死”的威严面前,存在本身所肩负的责任意识。鲁迅经过了从“独醒意识”(“被害者意识”)的自身中拉出来的“回心”(意识到“自己也吃了人”)才能真正“回到社会”,获得“罪的意识”,在此种方法意识的基础上重构自我(虚构处理)同时又反过来以此作为变革现实的杠杆。从另一方面揭示了鲁迅“行动哲学”的起点,同时也目睹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诞生。可以看到,鲁迅的“忏悔”面对的对象并非类似于西方“上帝”的超越物,而是面对着或许自己无意中也“吃过”的人,以及在历史长河的河底之中堆积的鬼的怨念,即木山英雄所言的“对由无数死者堆积起来的历史的感觉。”进而,鲁迅在“女吊”身上,找到了凝聚着最底层的弱者怨念的象征。鲁迅从民间社戏中挖掘出复仇的“女吊”的形象,将其作为自身的精神寄托。女吊带着复仇的性质,“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具备凄艳、决绝的特质,她们的死亡并不是源于意外(例如淹死鬼、科场鬼、虎伤鬼),而是基于自己的选择,属于自杀的结果。在历史诉诸的暴力与不义面前,自杀成为维护自我尊严的最后一种选择,最后一种抗议。但自杀之人尚不满足以死相争,在死后还要化作厉鬼加以复仇。这种脱离人世后生发出更加强烈的仇恨,不能不使人生出惧怕与敬意,因此,生前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女吊”在死后由鬼而兼为神。在最执着最尖锐可怖的“女吊”面前,一切所谓的正确的立场、主义、意识、形态、口号都失去了意义。对于鲁迅而言,“剥夺一切高论、正论以及公论的权威,揭露虚伪的终末论式的观点,并非来自跟西欧式的至高无上的超越者相遇,恰恰相反,而应该说是通过跟构成亚洲历史社会最底下的深暗地层的民众的死以及还活着的仿徨着的孤魂幽鬼‘对坐’而获得的。”也就是说,鲁迅的“终末论”意识根本上是从对“深暗地层民众”的苦痛的感知把握到的,在“现时”的黑暗中孕育革命力量。鲁迅以一种“向下超越”的“鬼”的视角去把握现实,得以拒绝一切过去的权威与教条,也拒绝一切未来的希望和见解,而对“无限循环的历史”执着偏执,对当下现实的“真”与“伪”锱铢必较,将自己投放到社会中来,面对眼前的现实付出踏实执着不知疲倦的努力。这种执著于“现在”的态度正是他早年把握到的欧洲近代“科学精神”在“文学”上的落实;同时这种“科学”与“文学”的内在精神的结合也正是伊藤虎丸关注的日本战后“科学”与“文学”对立问题在鲁迅研究中的映射。

二、“终末论”思考结构下的文本解读

在“终末论”的思考结构的关照下,鲁迅在作品中多次体现了有关基督教中有关“死亡、审判、天堂、地狱”之论。鲁迅对《圣经》的经文故事以及典故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也数次购买过不同版本的圣经,对中文与合译本更是情有独衷。鲁迅对于《圣经》中有关耶稣这一形象,曾多次提及并且对耶稣受难的事件也有所关注;也通过创作作品《药》与《颓败线的颤动》与安德烈耶夫的《齿痛》与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有所联系。孙伏园在《鲁迅二三事》中回忆“《齿痛》从头到尾描写齿痛对于般妥别忒的重要,而把耶稣的钉死轻轻带过几笔。《药》也有相似的作风,更加利害的是众人对于夏瑜的轻蔑,奚落和唾骂。”也正如鲁迅自己的表示“《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式的阴冷。”《齿痛》与《药》的接榫点还不仅在于先知者被庸众所害的隐喻层面,更为重要的层面在于,在《齿痛》中般妥别忒这类人看来耶稣受难的事情远比不上自己的牙齿比医治好更重要,这与《药》中的华老栓认为革命烈士夏瑜的牺牲远没有医治好自己儿子的痨病更为重要是一致的。可以说鲁迅是从精神的层面来考察耶稣的受难,以及受难的结局。木山英雄认为《野草》中的《颓败线的颤动》这一中国文学中不曾有过的说法和表现方法直接来自阿尔之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的结尾。鲁迅对这篇小说极为重视,亲自翻译过此文,并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结尾是阿尔之跋绥夫对《圣经》中耶稣受魔鬼试探故事的改写,他将《圣经》中的魔鬼变成自己笔下的裸女。尽管木山英雄不太肯定绥惠略夫形象一定是耶稣的折射,但就其小说情节与《圣经》中进行对比便可知晓其真正意指。鲁迅在意象的选取以及语言层面的使用,都贯穿了一致性。《工人绥惠略夫》中这样描述绥惠略夫“一个是寂寞的立着,两手叉在胸前,骨出的手指抓在皮肉中间。晴空的风搅着他蓬飞的头发。眼是合的,嘴唇是禁闭的,但在他精妙的颓败的筋肉线上,现出逾量的狂喜来,而那瘦细瘦的埋在胸中的指头发着抖。他只是一条弦,周围的空气都在这上面发了颤,因为精魂的可怖的紧张而起震动了。”而在《颓败线上的颤动》中,这样描述可怜的寡母“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地那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为饲养孩子而牺牲自己肉体反被长大的孩子所唾弃、驱逐的老妇人,同样如同那位受苦的耶稣形象。这些形象都属于和庸众相对立的先觉者,可以说,鲁迅赋予了他们同样的人格内涵。

鲁迅相信语言的超越性,并与精神直接相连。这种语言一旦发生,便会拥有活力。伊藤虎丸称之为“预言者文学”,跟《旧约》中的“先知书”类似,以明确的来源与明确的方向为指向。“先知书”中将语言作为绝对精神来干涉人历史,进而要求人作出决断,开始行动,最终改变历史。“鲁迅的文学,进而是中国近代文学,可以说是以在初期鲁迅身上所看到的那种对‘语言’把握的整体转换为出发点”。文学在精神性方面的价值被鲁迅推衍至类似先知的位置,“呐喊”类似于先知的“旷野呼告”。顾彬认为在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旷野意象,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母题之一。“它与声音的结合最明显的当然是出自《圣经》”,它表明了“中国的现代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特征”。《圣经》中的旷野是对精神进行考验的重要场所,意味着人需要离开世俗世界单独面对上帝,也意味着离开平时所依赖的支持系统单独面对魔鬼的诱惑。无论是《旧约》的以利亚、耶利米还是《新约》中的施洗约翰、耶稣,他们都有过在旷野之中呼告的经历。而在鲁迅的笔下,多次书写有关“旷野”意象,《孤独者》中叙述者“我”将魏连殳比作旷野中嚎叫的“狼”,最密集之处出现在散文集《野草》之中,譬如《复仇》、《过客》、《退败线的颤动》等作品。同时,《故事新编》中的《采薇》、《出关》、《非攻》中也有所体现。鲁迅将几位类似于先知式的主人公放置于旷野场景,让他们拷问自身,拷问有关战斗、牺牲、行走、复仇等意义。主人公几乎都是在难以抉择的困境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体现了一种力度之美与生命意志的坚韧。

《复仇》(其二)中,鲁迅悬置了《圣经》中耶稣的神性,将被虐杀的对象置换为“人之子”进行刻画;之后,鲁迅强调耶稣受难事件中先知与庸众对立的一面,使赎罪行为倒装为复仇行为,因此,这一种复仇行为不是因复仇而复仇,不是单纯以恶抗恶,而是为了义之高举;鲁迅着力描写耶稣意志的主动性,与其说是在写“神人”之死,不如说是写一位“人神”的诞生。伊藤虎丸认为,鲁迅把握住了“福音书”中的耶稣形象,因为鲁迅从根本上关注的不是作为“教义”的基督教,而是作为“文化”的基督教。即将基督教中有关赎罪、受苦等意义落实到文化思维之中。鲁迅虽然拒绝宗教教义上的基督,拒绝了作为“神之子”的耶稣的救赎,但事实上鲁迅却是有宗教思维的,他是文化上把握宗教思维的。所以作为“人之子”的耶稣仍然是基督。所谓“终末论”,鲁迅在《野草》中追问了无数次有关基督教中关于“死,审判,天堂、地狱”之论及其它们所承担的意义,他是在逼迫自己在“终末”的意义上做出自己的生命选择。他没有选择信教,但他却又无神的信仰,他赋予作品的那种思维方式和精神品格就是他的信仰;他拒绝被拯救,否定拯救的可能性,却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拯救,可以说在《野草》中,鲁迅凭借着无神的信仰走到了文化的边界。

鲁迅《墓碣文》明显是对卡夫卡短篇小说《梦》的借鉴。在卡夫卡的《梦》中,主体是分裂的,分成看碑文的人与写碑文的人,只有二者合一,即通过死亡,碑文才能完成,主体才是完整而统一的。在卡夫卡看来,死是人之为人的唯一必要条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墓碣文》就是续写了主体死亡之后的事,纵使人之为人,并意识到了自己是人,亦无法对自己作为一个主体而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作为全部主体意志存放之所的心,即使“抉心自识”,也“不知本味”。洋溢着浓重的虚无气息,然而它的落脚点却是在“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于无所希望中窥见自身携带的“鬼气”,在“死”之绝境中剖析“心中之鬼”。而当鲁迅将其自身放置于社会语境中进行思考,放置于他人的目光之下,对“心中之鬼”的感知则更加剧烈,心情也更加矛盾。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对自身存在进行根本的质疑“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筑台是建设,掘坑是埋葬,而这两者之间似乎均只是对于自我生命的损耗。鲁迅他无法再以引路者的身份引导路人前行,况且,他本身就对启蒙的目的性与有效性有所质疑。“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鲁迅在这里彻底否定了自己的书写,写作在他这里成为了“绝境”,写作既不能供自己宣泄,也不能为他人提供救赎。最后,写作的合理性甚至生存的合理性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便是对憎恶者的复仇,即进行“贴身的肉搏”。

三、鲁迅与革命关系之反思

伊藤虎丸认为鲁迅通过自我的双重否定,即在依据“自由精神”这种异质的精神原理与传统文化进行彻底交锋的同时,也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进行交锋并且否定自我(摆脱尼采)而把自己媒介给工农阶级,在这个双重否定的过程中,鲁迅作为“否定媒介者”所发挥的作用是把“孙文媒介给毛泽东”的作用。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也提及“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这均暗示着鲁迅最终回到了大众之中,在瞿秋白的革命话语论述中,个体“精英”与群体“大众”本就同属于一个文化体系,所以瞿秋白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之上,以革命话语去诠释鲁迅的思想历程。虽然存在政治层面的拔高,但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伊藤虎丸所言鲁迅的第二次“回心”,即作为自觉的责任主体重新返回社会,解释了鲁迅缘何从“进化论”的思想发展至1928年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但是,笔者不能同意鲁迅思想信念向左转之后便完全与左翼思想或之后毛的思想进行了“质”的层面的接榫。鲁迅在狂风暴雨的革命意识的号召下,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与自我反思意识投入大众之中,但是鲁迅的“多疑”气质始终催促他对“革命”进行思索,使之不能完全臣服于政治机器的调配。鲁迅曾与左联作家谈话,提醒他们“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别以为“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鲁迅对于“革命”行动的残酷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同时也对革命成功之后,对于革命队伍中的诸种腐败力量有所担忧。至于革命的后果,鲁迅也不是没有过警觉,但仍提倡与向往,且全力以赴地支持。鲁迅深知,在处于极端混乱的中国的当下,需要一场摧枯拉朽式的革命改变现状。基于这一改革现状的信念,鲁迅晚年倾向于暴力革命,同时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及红军一边。但鲁迅与周扬等左联领导存在矛盾,不仅仅是误解,更在于鲁迅虽然认同共产党的战略目标,但始终不愿也不能交出独立思考的权利,更无意成为庞大政治集团或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这显然与国家诉求、政权诉求、领袖诉求等诉求不相匹配,也不能容纳。鲁迅只能成为“个”,而不能成为被集体声音所压抑的成员。孙伏园曾在《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记录,刘半农曾写过依附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认为对其自身评价十分妥当。鲁迅的思想来自托尔斯泰与尼采,而文章笔法效法魏晋。暂且不论后者,只言前者。托尔斯泰代表人道主义,对平民怀有同情之心,体现在鲁迅身上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自己肩住因袭的重担,放子辈们到宽阔明亮的地方度日;而尼采代表个人主义,以超人的权力意志俯看众生,体现在鲁迅身上则是对冷漠看客的俯视与厌恶,因此鲁迅也始终在批判国民身上的劣根性,以启蒙者的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引导、改变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刻骨的痛苦与深刻的绝望就在于他身上同时具备这两种思想。他对劳苦大众保有同情之心,然而同时基于国民性的考量,看客们的愚昧与冷漠需要从尼采那里寻找“独战众数”的武器,强调人的野心与强力,决不驯服任何规训。托尼思想处于两段,属于鲁迅之矛与鲁迅之盾,矛与盾在鲁迅身上展开搏斗,进行厮杀,几乎成为鲁迅的内伤,但也说明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也就说明鲁迅根本不能让自己保有对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目的、革命的集体持有单向度的思维。可以说,革命强调集体观念,社会强调进步观念,二者都将实用性、功利性等特质奉为圭臬。作为革命中的人、集体中的人有关自由的追求、独立的思考与异质的声音都被“规训”在统一的声音之中。但鲁迅显然不能被容纳其中。再者,鲁迅与列宁主义存有极大的差异。孙郁在《鲁迅与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对鲁迅的政治判断与审美判断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鲁迅在审美判断层面追随托洛茨基者,而在政治判断层面则有列宁主义的痕迹,至于社会运动的理念,与斯大林主义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列宁主义的强制性理念与残酷斗争的理念对于鲁迅而言,也是相当隔膜的。因此,鲁迅与革命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复杂性,绝非可以一言以蔽之。

四、“作为方法的鲁迅研究”之思考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化运动,但这场运动并没有实现民众所预想的民主主义图景,最终沦为空洞化的泡影。20世纪60年代末,失望的学生发起了波及全国大学的对抗运动,企图与僵化的教育体制对抗。身为大学教师的伊藤虎丸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他积极参与大学改革,并重新思考有关战后民主主义空洞化的根源。在三木清“教养论”的启示下,伊藤虎丸意识到战后日本并未确立起“文化统一的理念”,同时由于“科学”与“文学”的分离,也并未确立起作为现在和融合各种知识的人的精神整体性。正是此种深切的现实性体验将伊藤虎丸重新引导至鲁迅的创作世界。也正如他自己所言“本书所收各篇,对我自己来说,是我以学园斗争中的学生的责问和追究为契机,通过重读鲁迅来对我引以为出发的‘战后民主主义’——其可以更具体地归结为竹内好先生的评论和浅野顺一牧师的说教——的再次确认和咀嚼。”伊藤虎丸将战后日本民主空洞化的问题放置于更为根本的层面进行思考,即“人将以什么使自己‘像个人’呢?”。这一提问使得伊藤虎丸超越了竹内好与丸山造的那种基于民族文化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局部视野,而是将中日近代化放置于共同的根本视野之下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伊藤虎丸为鲁迅研究建构起欧洲与日本的两重坐标参照系,把握到了作为“精神的人”、文明的整体性、语言的整体性等鲁迅作品中所体现的内容。在笔者看来,伊藤虎丸的学术研究有诸多可借鉴之处,立足于现实为根本之要。在笔者的专业学习中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历史、观察历史,对诸多遮蔽性的话语与意识形态叙述进行质疑与剥离,进而与当下形成对话的张力;最后达成自我身份的认同。

同时,笔者以伊藤虎丸的研究视角进入“鲁迅”创作世界,更加体味到鲁迅著作以及其人的珍贵之处。笔者深爱鲁迅文学家的身份,也深爱其著作《野草》等著作,也始终认为鲁迅的《野草》真正峻急地探索到人类生存的那部分内容,尽管有诸多评论者认为《野草》太过虚无。然而从存在的角度来看,虚无实则可以看作实有的一体两面,即“无”的力量,“无”甚至成为一种本质的力量,那么这里的“无”毋宁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存在。这是一种文学思维,甚至类似于神学思维,就是以无边的强大的“无”来定义有限的虚弱的“有”,正如无形的上帝才可定义有形的人的生。文学亦然,它用孱弱、失败、痛苦、质疑、分裂、自我解剖与舍弃来定义存在的强大。而这种意义上的“虚无”,却是文学永恒而光耀的主题。而鲁迅的《野草》等著作正是在此种层面上把握到了文学的主题与根柢。鲁迅在写完《野草》之后,转向开始书写杂文,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将其心理定义为“虚妄”,也将鲁迅定义为“非文学的文学家”的身份,这一点颇具创见,但在笔者的视域中,更愿意将鲁迅定义为“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氛围中所出现的意志困境只是一种形式,当它以自身为内容之时,并不具备落地生根的土壤。作家只能纯粹为受苦而受苦,而鲁迅又无法与基督教的超验经验所连接,某种程度上只能走向自虐的境况。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需要知识分子的担当与彻底投入,而具备责任意识的鲁迅也深知此道,鲁迅不得不也不能不“转向”。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论述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批判、离散、业余”三种特质。而鲁迅则具备此三种要素,站在批判的立场始终敢于发出异质的声音,敢于直面权势说真话,不绝对依附于任何群体,也绝不为利益与奖赏所动。以萨义德有关知识分子观点来定义鲁迅或许有些“僵硬”,但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其定义的苛刻才能凸显匹配定义之人的珍贵与伟大。转向知识分子身份的鲁迅,后期书写内容中狠厉尖锐。鲁迅临死前的杂文《死》中立下遗嘱,第七条内容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了来,怎么回答呢?我想勒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以狠决的态度继续“复仇”理念,与中国传统话语中有关死亡的理解“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大相径庭。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对鲁迅这种彻底反对基督教所倡导的宽恕美德进行批评。他认为“鲁迅的灵魂在怨恨中早熟,怨恨的毒素已经把人灵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吞噬净尽,空虚的灵魂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画、冷嘲和热讽,还能向往别的什么高贵的精神?深切了解自己的鲁迅能不对自己绝望?在怨恨中‘早熟’的灵魂不可能倾近高贵的精神,基于怨恨的人道精神的爱,也不过是朝所恨的对象打出去的一张牌。”刘小枫的评论未免也太过苛责。鲁迅在生命垂危之时的所言,反对的不是宽恕本身,而是那些利用宽恕来损人利己的行为与人;他极痛恨那些“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或者那些不敢报复却拼命借助宽恕之词为自己懦弱的行为做辩护的举动。“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鲁迅并不反对宽恕本身,也并没有说宽恕不是慈悲的美德,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人,那些对宽恕加以利用的人的行为。与其说怀着绝望刻薄的仇恨与不宽恕,毋宁说是因为心中有所爱有所执。内山完造对鲁迅的评价则更为恳切妥帖“恰如父母对孩子的痛斥,是与热泪俱下的鞭子。唯有先生的暴露,才正式从伟大的爱发出来的奔流。”倘若不是因为拥有如同父母般的神圣之爱,何以在生命垂危之时还惦念“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知识分子就该有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的深沉天真,而鲁迅做到了。鲁迅不仅是文学家,也是知识分子。

1936年10月22日鲁迅出殡,内山完造在《鲁迅先生》中叙述了这样的情形: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男女和少年。数十里的路上,竟然连车马都没用,人们就这样拥簇着,把鲁迅灵柩一路抬到了国家公墓。

斯人已逝,神思犹存;斯人已去,先生的文字如今还在战斗。

0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鲁迅与终末论的更多书评

推荐鲁迅与终末论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