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秋红
2018-06-29 22:43:41

一、出版信息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初版 李泽厚 著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二、记得些什么

这本古代思想史论从孔子“仁学”开始,论及孔、孟、墨、孙、老、韩、荀、庄等各家,从先秦诸子到汉代思想,再到宋明理学,以儒家的兴起、分流、吸收各方思想以及被诠释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线索串联起中国古代主要的思想体系。

1、孔子“仁学”的结构

“仁”是孔孟之学的精髓。贯穿于儒学几千年的发展之中,期间被依照阶级和利益多次阐释,但无法脱离母体的核心,同时仁也或多或少渗透到道、法、墨等多家的思想之中。本书总结构成仁学模式的四个要素是(一)血缘关系(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并总体体现出 (五)实践理性 的整体特征。

以血缘父系家长制(亲亲)为基础的等级制度是这套学说法规的“骨脊”,孔子将“孝”“悌”作为仁政基础,“亲亲尊尊”作为标准,维护这一血缘父系家长制。孔子的仁学能够作为中国千年来思想主流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将作为统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礼”,是以理解人性、肯定人的食色好恶为基础的,这体现了中国早期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成分。同时,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做到了使儒学不是宗教但扮演了宗教的角色,承担着宗教的社会统治功用。他将“礼”和“仪”赋予人性化的心理原则,实现了儒学系统由内而外、由被动变主动、由对立变为调和(王老师的总结,觉得很精辟)的转化。简言之,(我觉得)就是通过温情脉脉的方式将社会管理逐步内化为自觉的心理—情感机制,让百姓心甘情愿接受思想,更加便于统治。这种方法看似温吞,却比任何一种犀利、冷酷、直接的思想更加易于接受、便于统治,所以这也是仁学之所以长久占据思想史主要地位的重大原因。

2、农业小生产与思想的稳定和发展

不可否认,各种社会思想的发展与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儒家的稳定主导的地位是因为它“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历史性的先验结构”,而是历史地建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经济形态在中国长期存在,是儒学稳定发展和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原因。但既然是建构于此,便要制约于此,儒家经过历代发展和阐释,已经和封建主义密不可分,在中国国民中形成鲁迅先生批判的“国民性”,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严重障碍。同时,长期扎根于小农业生产中的儒学导致了过分强调现实、重视实用和经验,轻视甚至反对思辨性、研究性科学,极大阻碍了现代科学发展。更重要的是,儒家倡导以理节情,用理性压抑情感的生发和表达,虽说形成了独特的含蓄美的文化,但也培养了中国人的奴隶性格成分,阻碍了文艺的发展进步。

另一个深刻并具体扎根于下层农业小生产的学说是墨家的文化。墨子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强调百姓的衣食饱暖,提倡“节用”、节葬、“非乐”,反对铺张浪费和享受,重“力”“强”,不信“命”,认为一切都维系在人的努力之上,不在于命运。这样看来,与现在自力更生、无依无靠的下层民众的心理是相当一致的。墨子以物质现实的功利性为基础,信劳动,同时又重“兼爱”、重然诺、拥有类似“大同”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还要有“天志”“名鬼”来主宰人民的人格,这是典型的小农生产阶级的思想。与此也许并非自觉、但殊途同归的社会体现,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水浒传》中描绘的水泊梁山就是一个重信义、讲博爱、求平等、共患难的小型理想社会,而排座次、崇官职的矛盾也体现出这一思想的矛盾两面性。

3、思想社会功利性的演化

中国古代思想其实是统治的工具,具有极强的实用理性特点和现实功利性质。儒家从孔孟开始,提倡以“礼”辅“仁”,结合诗乐舞的形式和礼教的详细体系,融合文化心理构建出一个裹着糖衣、温情脉脉的思想体系。事实上,辅弼政教、维稳社会还是它最重要的实用目的。如上言,墨子的学说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物质功利性自不必言。而在《孙老韩合说》一节中,作者将兵家思想的一脉相承线路拿出,让我们看到功利性愈加清晰明显的发展。孙子的兵家学说以实际战争操作为主要来源和应用目的,自然一切以现实利害为准绳,杜绝情感判断,不事神明鬼怪,重视经验,通过现象迅速把握本质,并以主体获利为最高追求,这般冷静理智,是战场之必需。

老子开创道家,看似与庄子玄说主体无异,实则大相径庭。老子重视客观实际不主情感,其思想核心“无为”“上德”等是政治上的优越态度和统治方法,结合了社会论和政治论,同样承接了理智冷静的功利主义。

韩非子将孙、老的冷眼旁观发展到了极致,成为极端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思想。法家认为并无确实存在的“真理”,一切都建立在人际关系、实际应用、利害关系之上,利于主体的就是真理,并将这一冷静的计算更加的细密化、严谨化,可谓功利之至。

到秦汉时期,董仲舒急于附会“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说教,并非真正感应天意,也不像庄子寻求自然,恢复天道与人的自然融合,而是以这种宇宙论的系统确定封建统治者的正统,便于管理社会,因而强调社会政治统治与自然规律相联系而作为“和谐稳定的整体存在的必要性”。

正是这种功利性的逐渐不加掩饰,后来诸子中孙、老、韩逐渐衰微,董仲舒学说多被大众诟病,儒家孔孟之道却因着那一点民主性和人道主义,那一层温情的糖衣被大众逐渐接受、被统治阶级阐释运用,但自以为,其内在本质是一样的,都无法脱离功利性的内核。

4、伦理学和宇宙论

纵向看来,中国的思想史呈现着 伦理论——宇宙论——伦理论的重点关注形态。先秦时期儒家以父系血缘为基础,孔子将“孝”“悌”作为仁政基础,“亲亲尊尊”作为标准,无疑是及其重视伦理要求的;孟子以恻隐之心作为核心,要求人自身完成心理建设;荀子强调“修身为本”,把社会意识转变为伦常道德,这都是注重伦理的体现。荀子是从孔孟道德论过渡到易庸世界观,再到汉儒宇宙论的桥梁。之后,秦汉道、法、阴阳、儒家四家合流,《吕氏春秋》自觉综合百家,深刻改造儒家氏族血缘体制,而到《淮南鸿烈》时,则囊括天上人间、泛论万物、包罗万象,成熟地构造了宇宙论的系统。董仲舒也借阴阳之说、“天人感应”之说构建了适应于统治的宇宙论,而纲常伦理似乎逐渐淡出。而到宋明理学发展时,论理论则又被重新提出,无极太极、理气心性之说都是为了重建孔孟的伦理纲常。伦理被提高为主体,以“重建人的哲学”,“人性论”和伦理论又回来了。

在思想历史和文学史上,有过庄子道法自然、虚静齐物之论,玄学清谈之风,禅宗“顿悟”之说,但终归回复归于人伦教化道德的讲求。

5、中国思想的乐感文化

本书最后一章《试谈中国的智慧》中,我觉得最具有价值的是《乐感文化》。作者在此处将中西思想文化做了一个小小的比较,说西方宗教意识和思想文化是“罪感文化”,即“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为赎罪而奋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以获得神眷,再回到上帝怀抱。”所以西方宗教式的欢乐经常必须通过真心的折磨和极度痛苦的挣扎才能获得,一如他们崇拜被血淋淋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都是原罪意识的体现。但中国的智慧是“审美型”的,“无限、超越即在当下的有限、现实中”,所以中国人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中国的文化作为四大古文化之一才能被保存、延续下来,成为唯一的奇迹,这和这种审美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这种“乐感文化”是分不开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层,今日一见,觉得实在有道理。

三、总结

这本书虽然小巧轻薄,可是读起来却一点不轻松。李泽厚先生取材能力强,举重若轻,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思想历史脉络梳理大半,我却有太多不懂之处。主要问题是原著储备理解不够,古代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史、文学史甚多交集,纵观全书,需要阅读的原著如《论语》《老子》《庄子》《淮南》《片论》等,其实也是文学史中必读的经典。零零散散知道一部分,竟然没有一部全读完的,自然也就无法纵向横向体会思想的发展。这是亟待加强的一部分。

看历史、文学史的时候很少关注到思想史,专著更是无从谈起。在写这一篇时看到一位写书评的豆友写长评给这本书,大致意思是其余很多思想都是思想史上的老生常谈,“宋明理学”那一章节是最为新奇、最有滋味的,并旁征博引写了许多自己的评论意见。不知他说的是不是中肯,自己的了解不够,看什么都是新鲜奇妙,却一下看不出究竟,也无法判别出哪些是继承前人的“老生常谈”,哪一点又是开拓创新的真知灼见,写评论看评论都是力不从心。真是让人惭愧又焦虑,同志仍需大大的努力哇。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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