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 元史学 8.9分

《元史学》导言/结语阅读笔记

叶梓涛
2018-06-29 看过

叶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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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叙述的味道来看,整个史学史的论述呈现出一种黑格尔式的味道。海登怀特将不同的历史叙事的方法与历史学家预构史学领域使用的语言规则——诗学/语言学上的话语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反讽这样的四重模式分析中,将19世纪的历史学/历史哲学著作加以结构主义的分析与论述后构造出了一种所谓的“历史意识”。即如同其在序言中所说的“作为一种普遍性诗性语言的理论基础,它使我有可能描述这个被认为是闭合循环的发展时期中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每一种模式都可视为一个话语传统之内的某个阶段或环节,经由转喻式或提喻式理解,最后转入一种对一切知识不可还原的相对主义的反讽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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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这其中透露出一种循环论般的回环。正如19世纪历史意识的第一个阶段所试图克服启蒙运动晚期史学思想的危机之中展露出的那样,“吉本、康德等人以一种本质上是反讽的态度看待历史”,而经过了19世纪前三十多年前的“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学派的克服,以及第二阶段(1830年-1870年)史学大师们,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等人对“实在论”的不同的对反讽的试图超克与解放,但最后在尼采、克罗齐那里又重新回到一种反讽式的自觉。“作为一个整体,历史哲学的演化终止于历史学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所达到的同一种反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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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试图切入元史学领域的史学史著作,其内部有着一个全然悖论式的循环,这个循环是解释学的,也是美诺悖论式的。当康德在试图探索一种“哲学化的哲学史”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便提到这样的悖论,即“哲学史是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以至于若不事先知道本应该发生什么,以及本能够发生什么,就说不出其中已经发生的任何事。”,这种试图以合适地方法切入“解释学循环”中的史学史言说,必然要求着非常清晰的理论自觉。正如在其中译本前言开头承认的那样,“《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而正如他在诗学的预构层面所使用的是借助比喻理论(如借鉴了列维施特劳斯、本尼维斯特等人的语言学研究),在不同层面上海登怀特皆使用了许多不同理论,这种混杂地理论结构使得让他的著作看起来像是哲学著作,但我觉得其实际上依旧是“史学史”的作品,只不过这个“史学史”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或历史哲学都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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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涉及到史学史何以可能,即如何选择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来论述历史学的历史。不得不说,海登怀特的视野很广、野心亦很大。他试图将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作品皆视为同一,即一种贯通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尝试——“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和思辨历史哲学的区别只在于侧重点不同,而不在其各自内容上有什么差别……每一种历史哲学都包含了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的要素,正如每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都包含了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要素。”海登怀特通过挖掘历史著作的诗学的风格以及意识形态内涵蕴涵来打通这两者后,他在某些意义上或许如同克罗齐将历史学比作哲学一样,在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讲两者一同处理,正如他在述说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重现的反讽情形中说的那样,与启蒙运动晚期不一样的地方,“复杂性体现在历史哲学中对它所作阐述,而知识的广度则体现在这一时代的历史学中对它的阐发。”所以无论是称呼它为史学史还是历史哲学都不合适,因为它要做的便是超越这两者的分离,但我终究还是会将其指认为含括了历史哲学的史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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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和结构主义的方式在导言中说明的其实非常清晰,现梳理如下:海登怀特《元史学》的研究试图分析历史叙述中的显性层次与隐形层次之间的关系。首先显性层次中,用于解释材料的理论概念得以施展,而这样的解释的概念化层面可以分为原始要素(编年史、故事)、情节化解释(悲剧、浪漫剧、喜剧、讽刺剧)、论证模式(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情境论)、意识形态蕴涵(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样的几个层次;而这些层次的组合之间有其亲和关系,但是这并非是各种模式的必然组合,而是有一种辩证的张力,是的单个思想家关于该领域的概念获得了一种自我融贯的总体外貌,即著作的独特风格——而这种一致性的基础,便是其认为的隐性的,被视为语言基础的,一种诗性的、本质上是语言学的内涵,所以在此层面上,海登怀特借助了传统诗学与近代语言理论分出了“隐喻、转喻、提喻与反讽”这样的四种基本比喻类型,分别代表“两者间的相似”、“将整体还原为它的某一部分”、“共有特征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于前三种“朴素”的比喻的特殊比喻——反讽,“反讽本质上是辩证的,因为其代表着为了使言辞自我否定而自觉地使用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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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的姿态十分特殊,在黑格尔、苏格拉底、梅洛庞蒂那里都显示出来,它是一种“元比喻式”的,它被海登怀特称作“意识的一个阶段,在其中语言本身那种成问题的性质已经被认识到了。”并且“在反讽中,修辞性语言折返自身,并带回了自身的潜能”。因为海登怀特实际上在一个循环式的历史意识的维度上展开,所以正如他在结语中所说的那样,他可以将目前的历史学置于历史意识发展一般过程的某个特定阶段,他将福柯、海德格尔等人将其作为职业历史学反讽态度的可能的替代品,并且概念都是以隐喻、转喻、提喻的模式构成,都有自己的解释策略和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蕴涵,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基于道德或美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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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反讽的历史学姿态并不是某种无力感亦或是十分悲观的不可知论的终点,而更是在承认它的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为超越它提供基础,而实际上反讽只是关于历史的诸多可能观点中的一种,而其他每种观点都在诗性的或道德的意识层次上有其自身存在的很好的理由,在这样的如同彩虹一样四周皆有理由和独特光辉的光谱中,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将自由地对历史进行概念化和理解,用与自己最相符合的意识模式来阐述历史过程的叙事,历史意识将要敞开它的熊辉,重建与诗学、科学和哲学的宏大关怀的联系,而最终似乎在这样的如同阐释学一般的辩证法中,回到柯林武德喜欢说的“人们以何种方式写作或思考历史,最终取决于他是哪种人。”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真正地,如康德年老所言“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构想历史。”

201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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