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读书笔记记录

Javen
2018-06-29 18:10:11

本书是庞薰琹先生的人生自传,共分115节,各节有小标题概括。语言平淡,娓娓道来,固然生活中有很多苦难和周折,艺术创作中有很多亮点和不得已,但庞薰琹并未着重于渲染,明明白白,无欲无求。之前读郑重先生的《林风眠传》,虽然他考证详实,但未免——当然这也许是好事——在叙述其生平时带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这种有点散文情调与笔法的传记反而更让人动心和揪心。这在庞薰琹的自传中是几乎不存在的,也正是老先生晚年人生态度坦然的体现。

自传中的前半段人生,即建国前的叙述,相对更为具体;建国后的下半段相对草草,因为庞薰琹未来得及修改便撒手尘寰。实际上,这两段差别并不大——但是也许后半段更不加掩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后半段中,出现了不少家人的影子,比如夫人丘堤的逝世、之后的再娶、以及对小女儿庞绮的多次提及。相对而言,前半段经过润色的自传,丝毫未提及迎娶丘堤、女儿庞涛儿子庞均的出生、以及一家人在30年代至建国前的颠沛流离。想必是庞薰琹不想过多曝露家人的事情,多少留些隐私,也属人之常情。

庞薰琹生于1906年, 卒于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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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庞薰琹先生的人生自传,共分115节,各节有小标题概括。语言平淡,娓娓道来,固然生活中有很多苦难和周折,艺术创作中有很多亮点和不得已,但庞薰琹并未着重于渲染,明明白白,无欲无求。之前读郑重先生的《林风眠传》,虽然他考证详实,但未免——当然这也许是好事——在叙述其生平时带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这种有点散文情调与笔法的传记反而更让人动心和揪心。这在庞薰琹的自传中是几乎不存在的,也正是老先生晚年人生态度坦然的体现。

自传中的前半段人生,即建国前的叙述,相对更为具体;建国后的下半段相对草草,因为庞薰琹未来得及修改便撒手尘寰。实际上,这两段差别并不大——但是也许后半段更不加掩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后半段中,出现了不少家人的影子,比如夫人丘堤的逝世、之后的再娶、以及对小女儿庞绮的多次提及。相对而言,前半段经过润色的自传,丝毫未提及迎娶丘堤、女儿庞涛儿子庞均的出生、以及一家人在30年代至建国前的颠沛流离。想必是庞薰琹不想过多曝露家人的事情,多少留些隐私,也属人之常情。

庞薰琹生于1906年, 卒于1985年, 对于艺术,据他说“几十年中,主要的靠自学”,也确实如此。

童年时期,大家族败落,分家后,所剩无几。父亲工作不顺,母亲格外辛苦,对4个孩子中较小的说,“快长大,要争气,靠自己”,对庞薰琹影响巨大。父亲在庞薰琹出生那年就有了精神分裂症,很少说话;所以他的教育全由母亲负责,包括要他学画画、学法语,包括14岁带他去上海考学校(震旦大学)。在此之前,10岁时庞薰琹患了重病,恢复后失忆,母亲让他学画,从此便迷恋色彩。

1921年,庞薰琹考入了震旦大学预科,这是一所有着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背景的大学。去那里主要修习法文,相对于英文更容易进。在预科阶段,庞薰琹还提到了外滩公园门口看到的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1924年,预科学习结束了,庞薰琹彷徨了。预科阶段有图画课,他很喜欢,虽然本来学医,但也想过在上海学油画或彻底改行搞绘画。他在学校里碰到了外国神父,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神父却认为中国人成不了大艺术家。由此,庞薰琹离开大学,决心学油画。

起初,他跟一个俄国人学画;不久碰上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运动”,燃起民族主义的心,决定也出国看看外面的情况。1925年8月,从上海乘船“波尔加号”赴巴黎。他买的三等舱票,比当年勤工俭学的林风眠舱位高一等。

也许是后半辈子都从事工艺美术的原因,庞薰琹到巴黎后第一个叙述的是“第一次接触工艺美术”。他适逢巴黎的博览会,看了后认为美术不只是画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所以决定去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学习,可不收中国人,遂入徐悲鸿曾就读的叙利恩绘画研究所学习,彼时,徐悲鸿已回国。这个阶段,庞薰琹和其他外国学文艺的穷学生一样,住在金光旅馆(女儿龎壔2002年还去找寻过这个旅馆,仍在)。

庞薰琹并不遮掩,直言在这个研究所中,学员水平相差很大,教师每周只来一次。可见,这是一所教学并不成体系的修习所。庞薰琹所学,“从教室那里学到的东西微乎其微,主要的依靠朋友的帮助”(p.47)。他认朋友为师。

庞薰琹还去巴黎大学听《法兰西文化史》,还去梅隆夫人家里学音乐。一度,从来不懂外国音乐的庞薰琹,反倒对音乐燃起了超越绘画的爱好和兴趣。他专门指出,“音乐室时间艺术,绘画是空间艺术,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色彩与音乐,它们之间能相互美化与深化。”(p.52)他买不起歌剧、音乐会的门票,好在有听唱片的店铺,付点小钱,可以在店里听唱片,是很幸福的娱乐。

关于学画,庞薰琹记录了1926年秋天的一则故事,写到自己绘画总是把颜色从颜料瓶中挤出来,而不再调色板上调好自己的颜色,受到了一个波兰同学直率的批评建议。同学还教了他调色的方法,由此,他才知道颜色应该是自己在调色板上调出来的。由此可见其之前绘画教育的薄弱。

不久,庞薰琹意识到既学绘画、又去巴黎大学、又学音乐,不是长久之事,终于决定专学绘画,那么时间安排就成了去叙恩利研究所,外出写生,去博物馆,多数在房间临摹。不到一年,从画石膏像,就画起了模特,可是仍然彷徨。

彷徨中庞薰琹去巴黎郊区拜访了旅居巴黎10多年的常玉,常玉很穷,拒绝和画商合作,叮嘱庞薰琹“千万别上画商的当”——这也正是庞薰琹后来照做的。庞本想在叙恩利学习两年后去巴黎美院进修两年,常玉坚决反对。后来进修也未成行。

庞薰琹在巴黎生活困窘,谋生成为巨大的挑战。他曾试图跟卖中国木质家具的人学画稿、再雕刻上去,但是阴刻、阳刻很复杂, 遂放弃;也搞过画布娃娃的脸,流水作业,钱很少,也放弃;还去过巴黎的技术学校学放电影,可是出来也找不到影院要自己,白白浪费了时间;最后,找到了一家卖玻璃镜框的小店铺,画小的装饰画,装在镜框里卖钱,同时也画起了服装设计(包括生活服装和舞台服装),后来,还有一位叫米斯登哥特的法国歌舞明星看上并采用了庞薰琹的舞台服装设计。

庞薰琹没有去巴黎美院进修,而是去了一个名为“格朗德·歇米欧尔”的研究所习画,这里买了票就能进去绘画,庞薰琹往往和常玉同去,他说常玉“用毛笔画速写”。在这个研修所学画的时候,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跟庞薰琹打招呼,很是谦逊,还教了他一些雕塑。1929年,庞薰琹看报,看到讣告,才知原来这个老头正是布德尔。

庞薰琹回忆巴黎的艺术生活,说极容易也不容易,巴黎为穷苦艺术家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文艺生活中对艺术家有所优待,即便穿戴不得体,也可进剧院看戏;法国政府也为艺术家创造了不少工作室;巴黎既有大画廊和画商,也有为学生和穷画家开的小画店。他后来在就把遇到了一个画商,要打他的中国牌,想跟他签约10年,保持固定的生产和画风。但是庞薰琹想起常玉的嘱咐,便拒绝了,因为“我不愿做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我要有创作自由!”(p.83)在为朋友画像的过程中,庞薰琹溯源了自己“第一次使中西画法结合的尝试”以及“第一次尝试表现出‘装饰性’”(p.94)。

一日,庞薰琹在巴黎和好友看了日本绘画展览会,在开幕式看到了日本的装潢、和服,精致的颜色、沉着的处理,心潮澎湃。这时,决定回国的心便有了。

1929年,庞薰琹计划回国途中在德国短住,然后去苏联,“只是想看看社会主义国家,到底与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分别”(p.109)。可是在德国时,意识到无法从莫斯科回国,只得返回巴黎再回。在船上,他们度过了跨年之日,在大洋中迎来1930年。


1930年初,庞薰琹回到上海。此前的1929年,适逢刘海粟欧游考察(此阶段著有《欧游随笔》),曾有一面之缘,有傅雷相伴。刘海粟得知庞薰琹要回国,帮他给在上海办“艺苑绘画研究所”的王济远写了一封介绍信。不过回上海后庞薰琹并未立刻找到工作,就回了家乡常熟。主要画油画,探索“民族性”和“装饰性”。同时阅读中国画论,曾写过一些文章。

回国半年内都没有工作,于是,母亲站出来,靠关系联系上蔡元培,庞薰琹遂赴杭州。谈到这里,庞薰琹从工作角度介绍了30年代美术界的艺术教育的情况:

“当时一个学油画的人,除了到学校去教画以外,就没有其他谋生的办法。国内习惯把水墨画成为国画,把油画成为西洋画。西洋画没有人要买,可是美术学校中却教学油画,当时称西画课,有的学校有西画系。当时有两个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这两个美术专科学校的创办,都与蔡元培先生有关系。此外有三个私立美术学校,两个在上海,一个是上海美专,由刘海粟创办,一个是新华艺专,由汪亚尘当校长。一个私立美术学校在杭州。再有在南京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中成立美术系,由徐悲鸿任系主任。一个学油画的人除了到这几个学校去教油画,此外就找不到工作。”(p.119-120)

实际上,当时艺术界也有民间的力量,一些较小的教学组织、补习班,也请油画老师,不至于像庞薰琹概括地那么绝对。他自己后来也很快加入了朋友在上海办的“苔蒙画会”(Deux Monde),招收学生办美术班。

话说回来,庞薰琹去了杭州,拜访林风眠,但是按了门铃,未等开门,便跳上刚好过来的公车走了。他那时想,要靠自己的能力谋生。回了家乡开始教教小孩,知道再去上海加入苔蒙画会。这个阶段,《申报》登了他的画作,把他成为“她”;他于是改名,从庞薰琴改为了庞薰琹。

在苔蒙画会期间,学校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后被封闭,尽管庞薰琹因为曾旅法和会说法语未受牵连,但他对控制上海的国民党“算是看得很清楚了”。

1931年,倪贻德从武昌来上海。本商量着办画会,却因为九一八的动乱,延迟了。这一年,庞薰琹有在一些学校教书或是挂名,但“就是这样混过去的”。他后来艺术到靠卖油画在国内是办不到的,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开始画包装,画广告,设计封面(《诗篇》、《现代》杂志)——可见,向工艺美术的转向,不仅有兴趣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生活所迫。

1931年底,一二八事件爆发,上海市民团结一致抗敌。庞薰琹的社会责任感同广大群众一样饱满,一度去求复旦的一位教授教他和其他青年制造手榴弹和地雷,后来也的确做了,且派上了用场。庞薰琹说:“从那时起我愈加热爱我的祖国,我相信中国绝不会灭亡的。”(p.130)——这种肺腑之言与感时忧国的状态,也许和从事文艺与否和文艺的具体取向无关,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面向和一切大众的情怀。救亡是不得已而又实实在在的现实与精神需要。

庞薰琹回忆,“在战火声中,我和倪贻德等人商量了组织画会的事”,1932年4月,《决澜社宣言》发布,极富战斗精神。回忆起来,庞薰琹并不清楚组织画会的根本原因,但是也罗列了一些因素,包括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艺术突破的追求,但是根普遍而言,是成员“比较喜爱从西欧印象派以来的一些绘画作风”(p.135)。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决澜社在中国现代主义绘画上地位甚高。丘堤也是决澜社成员,在此期间,和庞薰琹相识、相爱、结婚,但是庞薰琹自传中只字未提。宣言如下:

“环绕我们的空气太沉寂了,平凡与庸俗包围了我们的四周,无数低能者的蠢动,无数浅薄者的叫嚣。我们往古创造的天才到哪里去了?我们往古光荣的历史到哪里去了!我们现在整个的艺术界只是衰颓和病弱。

“我们再不能安于这样妥协的环境中。我们再也不能任其奄奄一息以待毙。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我们承认绘画决不是自然的模仿,也不是死板形骸的反复,我们要用生命来赤裸裸的表现我们泼辣的精神。我们以为艺术决不是广告主的奴隶,也不是文学的说明,我们要自由地、综合地构成纯造型和色彩的世界。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

二十世纪以来,欧洲的艺坛实现新兴的气象:野兽群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达达主义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现出一种新兴的气象了。

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1932年,庞薰琹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决澜社也办了第一次群展。个展选定在中华学艺社,因为有人介绍,租金便宜。因为籍籍无名,所以很少人注意,之吸引了几个美术学校的同学。好在,冠生园的老板花200元买了一幅画,得以把展览的债务都还清了。同年,决澜社的展览也在中华学艺社举办。决澜社的第二次画展在地点更偏僻的福开森路世界社礼堂举行,主要参观人仍然是学生,“来看画展的人比第一次更少”——因此可见,后世追述决澜社的历史意义,绝不是从当时产生的影响力而言的,毕竟,实在也没法产生太大的影响力。决澜社从1932到1935年先后办了四次展览,欠了一些债,庞薰琹费力还清,回忆起来,“四次展览会,像投了一块又一块小石子到池塘中去”(p.140)。第三次展览在留法同学会,参观人数最多,第四次回到中华学艺社,人又很少,“决澜社就是在这样暗淡的情况下结束了它的历史”(p.143)。

1934年8月,在庞薰琹和丘堤结婚一年后,庞涛出生了;1936年8月,庞均也出生了。儿女的出生,庞薰琹未在自传中提及。这正是全家很困难的时期,“情形一天比一天不利,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p.142)。好在1936年9月,李有行从北平发来电报邀请庞薰琹去北平艺专图案系做教授。回国以来的1930年到1936年,庞薰琹在上海“总的来说,可以说是很艰难的”(p.143)。好在之后去了北平艺专,有了固定收入,家庭暂时稳定下来——然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马上由于抗日战争,又要动乱南迁了……

北平艺专人员时常变动,赵太侔正逢做校长,各系主任还有常书鸿、王临乙和李有行等人。不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月16日,只好全家撤离北平……

北平艺专并未解散,而是带着学生逃难着上课,从庐山到湖南,从汉口到湘西沅陵。在沅陵安置后,杭州艺专也迁了过来,两个国立艺专合并,出现了权力斗争。据庞薰琹的描述,他对林风眠印象不好,因为第一次开会就很亲蒋;而据郑重在《林风眠传》中的考证,赵太侔和林风眠背后的教育部的关系又各有不同,很是复杂,但总算是发生了权力分配的斗争问题。庞薰琹在北平艺专教书,自然有所偏袒。一翻争斗后,林风眠辞职、复归、后又辞职,乱七八糟,又很多人去了延安,后来滕固空降来做校长,学校又再迁往云南……

庞薰琹一家也迁往云南,但是他拒绝再回到艺专,决定自己画画、读书。他意识到“学艺术的人,读书太少,知识太少”(p.160),恰逢国内大多学者彼时客居云南,庞薰琹便抓住这个契机。在研究装饰性和中西结合的绘画问题时,他被陈梦家带给他的古代装饰纹样吸引了,他开始临摹,画了四册《中国图案集》。

不久,通过梁思成的介绍,庞薰琹在30年代末进入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很快,博物院要它担任起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工作。庞薰琹有所犹豫,“我想自己是学绘画的,后来为了生活,搞这样那样设计”(p.181),到了云南,又对装饰纹样产生了兴趣;这时再去搞少数民族艺术,“势必将放弃自己所学的专业”。但是他还是做了,并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区考察,记录了大量风俗习惯、民歌等,可惜“两大本记录,和我一些画和书都于文革中毁去了”(p.189)。

这个阶段,庞薰琹搜集了很多纹样,包括彩陶纹样,殷、周、战国时期的青铜纹样,汉砖纹样,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装饰纹样,他很希望能编写《中国纹样史》,可是中央博物院接到通知,要迁往四川,又要逃难了。

迁往成都,庞薰琹辞去了博物院的工作,去了成都的省立艺专。在此,他画成了一本《工艺美术集》,曾获当时教育部二等奖。四川省立艺专工资低,1942年庞薰琹又辗转到了重庆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当时,国立艺专也从1940年就由昆明迁到了重庆)做图案系的教员,落脚沙坪坝。庞薰琹说图案系的课不被重视,学生们愿意上就上,不愿意就不去。这个阶段,庞薰琹还目睹了系主任徐悲鸿流水线作业画马,实在搞笑。

1943年,庞薰琹离开了中央大学,回到成都,生活困难,靠少量卖画维生(油画卖不出,得画白描古装舞蹈才能维持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庞薰琹一家准备回上海。1946年,在西南等待的时候,庞薰琹闲着没事,写了一个建立工艺美术学校的计划,跟赵太侔聊过,也跟陶行知聊过。

回到上海,和傅雷见面,被傅雷策展人看上,要帮他办展览,在震旦大学新的礼堂办。展览傅雷大策展人全包了,裱画、镜框、请柬、写文章、算账,实在专业!展览很成功,卖画卖得很好,“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傅雷”。凭借这个展览,“我的生活得到了暂时的安定”。

回忆1930年回国初到上海,转眼1946年又赴上海举办个人展览,对于这16年,庞薰琹说,“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场‘梦’,但并不是幸福的”(p.214)。生活不易,战争流离……

之后,接到广州来信,工作问题得到解决,通知去广州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做教授,同时做广东省立艺术学校做绘画系主任,于是全家又去了广州。这个阶段,有美国人(包括司徒雷登)请庞薰琹去美国教绘画,他拒绝了,放弃(失去)了出国的机会。回忆录里写“不能出卖我的祖国的利益”(p.220),唉………………(这部分回忆录1981年写的,还留着时代的忏悔的印迹)

内战时势转变,1948年,又从广州回上海……真是颠簸。同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


1949年6月,庞薰琹和上海文化界的同志们一起赴京,“朝拜”,聆听新时代的工作。见了毛,开了7月的文代会。周扬决定派江丰、刘开渠、庞薰琹、野夫、彦涵和莫朴等人去杭州接受杭州艺专,庞为绘画系主任。接收后,学校改名为央美华东分院。不久,绘画系的林风眠和关良久走了。

1951年底,三反、五反开始了,预示了下一个时代的风波。

1952年,逢周恩来提到要成立中央工艺美院的契机,庞薰琹写了一个建议,希望把华东分院的工艺美术系迁往北京,和央美的工艺美术系合并,再建一个院。庞薰琹后赴京,先计入了央美实用美术研究室,任主任,期间还和研究员刘凌沧搭班成一个小组,和另一个小组一起,成立民间调查团,去了各个地方调查。

1954年,庞薰琹带领中国工艺美术代表团赴苏联访问。

1955年,升为二级教授。

1956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终于成立了,庞薰琹被国务院任命为副院长。

1957年,1月份,庞薰琹写了《工艺美术事业中的一些问题》;4月号《美术》发表了《谈当前工艺美术事业中的几个问题》;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文章《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再有意识,都妨碍不了这些文章成了把柄,于是受到了批判。年中开始反右了,《人民日报》头版黑体字说工艺美院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组织。丘堤当时因心脏病住院,听到此新闻,更加严重。庞薰琹却无法去看她。同时,因为父亲的缘故,庞涛作为党员,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下乡劳动。儿子庞均被撤销了党员预备期,得了肝炎,父亲也无法照顾,“从此我与儿女间好像筑起了一道墙”(p.265)。

不久,副院长被撤销,降两级。1958年初,丘堤去世。这阶段,庞薰琹受到多次批判,流下不少眼泪——然而之前再困苦的生活,也都没有哭过啊!

庞薰琹收到很大的打击,再加上夫人离世、孤身生活,身体状况恶化。后来经过医生建议,意识到重在“医心”,于是开始打太极拳,并开始编写汉代装饰画。还去买了唱片,每天就是写稿和听音乐。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右派”,无依无靠、无人搭理,庞薰琹“逆境勤著述”(p.270),编写汉画讲稿,发展到写《装饰画讲义》,还编写“南北朝装饰画讲稿”,为中央工艺美院的课程准备,1960年编成了装饰绘画系的课程讲义,提到“装饰画这个名称是近年来才正式提出来的”(p.272)。

1962年5月,摘掉右派帽子——显然,这一时期,政治环境有所松动。庞薰琹依旧致力于编写、修订历代装饰画的讲义。同年,他经装潢系书记介绍认识袁韵宜,年底结婚。从此“结束了几年来苦闷的独居生活”。很快,生了小女儿庞绮,而儿子庞均也生了孙子庞鹰。

之后几年迅速在教学、装饰画和纹样研究过去,迎来了1966年。

文革中,“我怕再给我扣上什么帽子,所以不少东西是由我自己毁去的”(p.279)。期间,去学校做清洁卫生,做最累最脏的活;进牛棚,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改造。晚年回忆这段经历,庞薰琹仍然记得彼时恶劣环境中个别年轻学生的善。

似乎还算幸运,他未被下放干校,1969年也被“解放”了,在剧团的妻子也不久也得解放,全家得以团聚。但1970年,妻子随北京文艺团体下农场劳动一年,年迈的庞薰琹做家事,受苦;薪水也领的少,生活不易。

1972年1月1日退休,1月2日就拿起了油画笔。叙述到这里,庞薰琹描述了彼时绘画的各种限制(空间的、时间的、高压气氛影响的、位高权重与打成右派影响下的):

“我从1949年到1972年的二十三年中,只画过五幅小油画,是不是我爱画小油画?不是。因为在我的房间里,找不出比两米大的空地,我只能把画布框子靠在一只椅子上,人坐在一只矮小的板凳上来画;是不是我爱画花?也不是,我想画人,谁敢理睬我让我画?我想画风景,我的处境和经济不允许我去游山玩水。只有花,有些好心人采些野花送我,我还在垃圾箱中捡些人家不要的花,我把倒头烂叶的花画得美些,我相信生活总会逐渐美好起来的。”(p.290)

1973年,下定决心,只画油画。这一时期,画了相当多,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可见文革后期,环境的松动。

1978年,为修改《装饰画研究》,72岁的庞薰琹去了敦煌看莫高窟的壁画。

1979年,正式平反,改正1957年错划一事,恢复政治名誉和二级教授。1980年,恢复副院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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