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选集 柔石选集 8.3分

柔石笔下的男人们

多动症少女
2018-06-29 14:05:41

柔石,中国作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左联五烈士之一,他的创作生涯并算不上长,但是在他笔下却创造出了许多不同的人物,而他在描绘悲惨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了许多“悲剧式”的男性形象,如:《为奴隶的母亲》中的皮贩和秀才;《三姊妹》中的章先生;《二月》中的萧涧秋;《疯人》当中的“疯人”等。柔石笔下的男性主要可以分成三类:封建的卫道者、新式知识分子和受压迫的底层人,他们在对女性的身心进行残害的同时,其自身命运也在时代中不断地沉浮,演绎着封建专制重压之下的悲剧人生。

一、封建主义的卫道者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经典的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堪称是他反映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最具艺术魅力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柔石塑造了苦命的春宝娘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在身心上压制她的封建守旧者——李秀才的形象。他可以说是春宝娘悲剧命运的主要制造者之一,他无视下层劳动者的艰辛,反而趁虚而入,在皮贩家最艰难的时日占有了他的妻子,对这些苦难的劳动人民进行压榨。

他满脑的封建思想观念,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意欲纳妾,却遭到大妻的反对,便选择另一种野蛮的方式——典妻,典妻相比于纳妾,是更低级的行为,但李秀才又偏偏提出了高的要求——“年纪约三十岁左右,养过两三个儿子的,人要沉默老实,又肯做事,还要对他底大妻低眉下首。”李秀才意图用看似这种清高的举动来掩饰自己这种卑鄙可耻的罪行,但这恰恰反映出了他作为封建主义卫道者的虚伪和守旧。在李秀才身上,他所学到的封建知识反而让他显得更虚伪,他尽全力花了一百大洋典来了一个妻为他生儿子,在知道妻子怀孕之后,他很高兴,在夜里吟诵《诗经》,反复念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诗表达的是恋人之间纯洁美好的相思之情,李秀才读了这首诗,并在这节诗文中将自己与主人公相提并论,把他典来的妻子想象成他内心深处的爱人,这是非常讽刺的,他与她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生育上的,这首诗的内容与他的生活并不相符,作者对他是充满讥讽之情的,他借此讽刺了李秀才思想中呆滞、顽固的封建因子。

然而,秀才的命运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悲剧,因为他没有自由——人性的自由。对于他来说,本来是衣食无忧,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然而柔石在小说中却为他安置了一个令人悲叹的情节——没有后代,作为封建正统的伦理理念的卫道者和家族秩序的代言者,年近五十而没有一子,这是万万不能忍受的,彪悍的大妻不让他纳妾,他便典来了一个妻。买到的春宝娘温柔又贤惠,与他的大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在这种反差下,当春宝娘生了儿子,秀才高兴之余便想永远的留下她,但却被大妻一口回绝,李秀才只能默默走开,在维护家族利益面前,他与春宝娘一无二致,都不过是工具罢了。

不可否认,李秀才的伦理观还存在着封建道德的扭曲,但透过这种扭曲的道德观,我们似乎又可以隐约看到渐渐丧失了人性自由的男性缩影。在人性压抑的时代,处在封建家族专制下的男性,也总是不断的被沦为被利用的工具,他们也是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种虽然无关乎生与死的“生存”,却依旧令人感到可悲可叹。

二、新式知识分子

在《三姊妹》中章先生先是先是与大姐莲姑一见钟情,但却在北上求学后弃之而去,南回之后,他失意于大姐的出嫁,但因为觉得二妹与大姐的神似,又开始追求二妹蕙姑,后来因逃避战争沉醉于生活的快乐,而淡忘了谈婚论嫁之事,多年之后再次重逢,章先生不甘失落,转而追求年轻的小妹藐姑,在被拒之门外后,他又打着拯救的无耻借口,要求共娶三姐妹,但一无所获。《三姊妹》的章先生生动展现了何为“自私自利,毫无责任感”的爱情观。

柔石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二月》也同样描述了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幼儿阿宝的染病身亡,新寡文嫂的悬梁自尽,书生萧涧秋的被迫出走,青年陶岚的热望成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一出悲剧,凄婉哀绝,令人回肠荡气,唏嘘不已。而在这部作品中,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便是既因受制于旧式道德而不得全力救助寡妇文嫂母女又未能主动追求新式爱情对象陶岚的回乡青年萧涧秋。

在柔石的作品中,这些知识分子总是显示出一种无力感,飘摇又迷茫,只能由命运的浪潮推着往前走,他们骨子里含着软弱的本质。章先生对于大姐、二妹的冷落并非起于感情的淡化,而纯粹是主观上对于修补感情的回避,他因为父亲的信而决定放弃莲姑,而后因为战事和蕙姑分开后也并没有去找她的意思“他好似蕙姑已是他过去的妻子了,和莲姑一样的过去。”章先生内心未必不知道与莲姑的相见并不影响自己的学业,与蕙姑的重逢也并非不可能,但他却总是放弃尝试,让他本可以抓住的东西溜走,这不仅仅是自私自利和没有责任感,更是一种懦弱性格的表现,而最终,即使他试图将三姊妹从困苦的处境中救出,即使他想用婚姻来补偿三姊妹也于事无补。柔石在刻画章先生时有意大篇幅书写他的三次回归和拜访以及最后的赎罪,这些都凸显了他的懦弱彷徨和由此生发的悔恨。《二月》中,萧涧秋并没有像其他作品中的人物那样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而是止于个人努力的迷茫,这也就使得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存在,萧涧秋只能说是由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者过程中的“半成品”。他的软弱和迷茫使其远远无法参与战斗,但他在经历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失败后最终离开了芙蓉镇前往上海,这为其之后参与革命的转向提供了无穷可能,而柔石也并未给予萧涧秋明确的未来,这就使他迷惘的当下更为突出了。

章先生和萧涧秋虽然大不相同,但他们的犹豫不决以及在抉择时刻的退缩却是相似的,他们身上决断力和行动力的缺失也是作者大力呈现的,并且柔石对于这些人物的结局设置也完全是开放的,而并非像当时很多作家那样将知识分子推向革命,这就使得他笔下的知识分子的软弱和无力显得更集中更突出。

三、受压迫的底层人

柔石笔下的底层人民究其一生都是在生存的重压之下苦苦地挣扎,人性也在这种压迫之下逐步地走向变形、走向扭曲。如《刽子手的故事》中刻画了绘声绘色地把砍头讲成游戏的刽子手和听得津津有味的群众,刽子手把砍头认为是谋生的手段,不同身份的人,价格是不一样的,在旧社会旧思想压制之下人性人格的扭曲展露无遗;《疯人》主人公是一个贫穷的飘泊青年,在乡间某望族家里作书记,由于他高傲不羁,常常违背主人的意旨,于是不幸的命运,拓展在他的眼前,使他陷入苦痛之网,最大的不幸是他的主人发觉了他和主人的女儿的恋爱,他立刻被主人驱逐,他的爱人也被逼死,在他得知爱人死耗的时候,他疯了,他在痛苦之中沉沦,最终走向自我的终结。

《为奴隶的母亲》中的黄胖,拥有着下层农民苦难、麻木和扭曲的灵魂,柔石对这个人物除了批判,还对他缺失的人性有着深深的无奈之感。黄胖本是个皮贩,插秧也很在行,“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可就这样一个身兼贩皮和农活的好手却渐渐变了,“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个本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光在外观上变成了全身枯黄浮肿,甚至在性格上也变得非常凶狠而暴躁。在当时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底层老百姓在生死悬崖边上挣扎。只要有生存的机会,无论是光荣还是尊贵,道德伦理还是刑事犯罪,都没有时间考虑,在这种境况之下,人性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被极度地扭曲。年复一年的累积债务,使生活越来越困难,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当债主来收债时,黄胖绝望了,为了生存,他只能屈服于残酷的现实选择去典当他的妻子,在这个时候,与生活相比,人性已经变得毫无价值了。

柔石笔下的男性形象是生动而富有深意的,他们身上同样承载着当时社会施加给他们的种种苦难与扭曲,他们和柔石笔下的女性一样是值得研究的,无论是丧失人性自由的封建传统卫道者、软弱彷徨的新式知识分子,还是挣扎在生存边缘的社会底层人民,他们都是当时那个时代异化了的产物,而正是因为柔石对于这些对象的准确抓取,才让我们得以体会到当时那个世界的灰暗面。

2016级汉语言文学班,黄曾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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