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 逃离 8.1分

《逃离》——逃离主题与当代娜拉

Tenore
2018-06-28 21:50:14

法国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有一句名言,至今被无数女权者奉为圭臬:“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这句充满哲学思辨的名言道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境遇——无数安于现状的妇女在使用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金科玉律作为自己稳定生活的道德守则。

波伏娃的女权理论有着存在主义的元素,它将女性重新置于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性别二元对立的新境地中,从而发掘出人性的新力量。此后在文化方面,女权主义异军突起,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一批批杰出的以女性本位为主的作家作品层出不穷,欧洲最具代表的当属伍尔夫、杜拉斯,美国则是奥康纳、苏珊·桑塔格。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丁玲、萧红,其作品大胆暴露女性的性心理与性欲望;当代也有不少女性作家,如池莉、铁凝、翟永明等,她们也在新时期重新点燃曾在五四后辉煌一时的女权主义圣火。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或细腻敏感,或大胆反叛,或直抒胸臆表现人之欲望,或间接隐晦透露潜意识情感。但所有女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共性所指——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从而形成客观冷静的叙事风格。

这恰好是人们对爱丽丝门罗作品的初步印象。爱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女作家,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因其作品的平淡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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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有一句名言,至今被无数女权者奉为圭臬:“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这句充满哲学思辨的名言道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境遇——无数安于现状的妇女在使用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金科玉律作为自己稳定生活的道德守则。

波伏娃的女权理论有着存在主义的元素,它将女性重新置于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性别二元对立的新境地中,从而发掘出人性的新力量。此后在文化方面,女权主义异军突起,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一批批杰出的以女性本位为主的作家作品层出不穷,欧洲最具代表的当属伍尔夫、杜拉斯,美国则是奥康纳、苏珊·桑塔格。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丁玲、萧红,其作品大胆暴露女性的性心理与性欲望;当代也有不少女性作家,如池莉、铁凝、翟永明等,她们也在新时期重新点燃曾在五四后辉煌一时的女权主义圣火。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或细腻敏感,或大胆反叛,或直抒胸臆表现人之欲望,或间接隐晦透露潜意识情感。但所有女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共性所指——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从而形成客观冷静的叙事风格。

这恰好是人们对爱丽丝门罗作品的初步印象。爱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女作家,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因其作品的平淡叙事与深刻内涵而被赞誉为当代契诃夫。20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多描写小人物(特别是妇女)的个人生活与经历,常常使用时间跨度突出今昔对比,从而把握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我们所要谈到的《逃离》便是她广受好评的代表作品集。

在《逃离》中,门罗使用一种退出现场的客观态度描述人物的行为、神态、语言,甚至是他们的内心活动,好像她就在现场看着一出出悲剧,可她就是无动于衷,任凭人物自己去痛苦、彷徨。这种笔触可以说奠定了一种前提条件,即深化悲剧主题的前提基础。纵观《逃离》全书的八篇作品,所有内容都在凸显“逃离”这一大主题,尤其是第一篇,其题目即为主题,情节也围绕着逃离发展。主人公卡拉在少女时代便与克拉克相爱,但她的家人极力反对,卡拉为了与克拉克结合愤然逃离她所厌恶的家庭,而与克拉克以他们所热爱的畜牧养殖为生。同居后她才逐渐发现克拉克是一个贪财乖戾之徒,他和任何人都处理不好关系,而且他贪婪、平庸,常常计较钱财,无聊时也只是坐在电脑前无所事事。而卡拉则是一个热心肠,善良且勤奋,在邻居西尔维娅的丈夫去世后,她经常去帮助她无偿收拾家务。克拉克却认为这其中有利可图,怂恿卡拉去敲西尔维娅的竹杠。卡拉在西尔维娅面前泣不成声,她无法忍受丈夫的庸俗,想要再一次逃离,并在西尔维娅帮助下出走,可她走到半路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在精神上摆脱克拉克寻找自己的生活了,于是她又重新回家,继续一如既往的生活。这篇作品只有四十九页,寥寥不过几万字,却蕴含着一种深刻而具体的精神力量。逃离主题由此成为该作品的力量内核。

卡拉的第一次逃离是她摆脱家人,与克拉克陷入热恋。在作品中,这是一段意识流描写。他们那时的生活如同吉普赛流浪汉,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克拉克的生活阅历很丰富,他已经攒钱买下了农庄,二人度过了幸福快乐的蜜月时光。“她把他看作是二人未来生活的设计师,她自己则甘于当俘虏,她的顺从既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心悦诚服的。”爱情成为卡拉逃离的重要原因。其实,除了无法自拔的热恋之外,卡拉逃离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家庭环境的束缚。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继父一直对她不痛不痒,卡拉自青春期起便瞧不起家中的一切,叛逆的情绪使她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平庸的生活。“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这种非原生家庭所造成的心灵上的裂痕,使卡拉的逃离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需要特定的时间地点一触即发,于是她和克拉克的私奔便成为逃离父辈家庭约束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层面上看,卡拉是一个在思想上大胆叛逆的形象,她冲破道德约束和父权控制,想要寻求自己的自由生活与爱情。在某种意义上讲,她也是一个像波伏娃那样敢于冲击父权的女权斗士。但不得不说,这种单纯的无目的的反叛势必会有不良结果。事实上,卡拉并没有真正实现其逃离的目的,她只是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于是,在帮助西尔维娅家务的契机下,卡拉又开始了第二次逃离。

与第一次逃离相比,卡拉第二次的逃离显得更为成熟稳重而又深思熟虑。在西尔维娅的帮助下,卡拉准备逃离至多伦多,在大城市开始她的新生活。在对西尔维娅哭诉自己的不平时,卡拉明显表现出一种爱恨交加的矛盾。一方面,她埋怨克拉克,指出他的乖戾无常“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另一方面,她又对他表现出无奈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之感实际上正是她在乎克拉克的表现“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包括她给克拉克留下的纸条“我已经走了。我不会有事的。”还有写纸条时的紧张颤抖甚至把简单的right写成write的行为,都在表明她内心活动之剧烈及其爱恨矛盾之复杂。尤其是当她坐上开往多伦多的汽车时复杂的心理活动被门罗描写得十分精彩:

“她现在逐渐看出,那个逐渐逼近的未来世界的奇特之处与可怕之处,就在于,她并不能融入其间。她只能在它周边走走,张嘴,说话,干这,干那,却不能真正进入里面。可是奇怪的是,她却在干着所有这样的事,乘着大巴希望能寻回自己。如同贾米森太太会说的那样——也像她自己满怀希望可能会说的那样——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里。不再有人会恶狠狠地怒视着她,不再有人以自己恶劣的心绪影响着她,使得她也一天天地愁眉不展。 那她还能去关心什么呢?她又要怎样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呢? 在她正在逃离他的时候——也就是此刻——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可是等逃离结束,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又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人——能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

对于已经建立起家庭、有着稳定的生活习惯与资金来源的卡拉来说,重新开始一段争取精神自由的新生活可能是一个不智之举。幸运的是,卡拉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她可以选择去或留,离去或归来。逃离可能意味着前半生的所有物质生活都要清零,只是为了逃离她日渐看清真实面目的克拉克,而归来则意味着她仍然要在农庄辛勤劳作,与克拉克相伴一生,可能还要在精神上再次忍受克拉克的乖戾与贪婪。在此,逃离分化为物质与精神的概念,追求二者的任意一个都会改变一生。最重要的是,克拉克虽然有着种种缺点,但在卡拉的心目中,克拉克已经是她心灵的支柱和内核,成为她爱情和自由的象征。二次逃离将使得这一象征支离破碎,然而寻找这一象征,以代替克拉克在卡拉心目中的依靠与地位,对于卡拉来说是一件难以承受的事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卡拉在经历第一次逃离以降所遭遇的种种现实打击后,其心灵已经脆弱不堪,少女时期的天真烂漫和大胆反叛已经被人生经历所异化。犹豫、延宕、脆弱、无助成为她这一时期性格的主要方面。正如鲁迅所提及的“妻性”,“妻性是逼成的”,这种妻性便是卡拉第二次逃离矛盾重重的根本所在。

一百年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扛起了女权主义文学的一大旗帜。娜拉的出走一石激起千层浪,各个时代都有对娜拉形象的诠释与解读。门罗的《逃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玩偶之家》。两部作品都指出妇女在男权社会下的处境与地位,而且都以散文式的笔触通过日常生活展现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当然,逃离主题是两部跨越时代之作的一脉相承之处。在《玩偶之家》中,娜拉最后突然发现自己与家庭的陌生与隔离,丈夫海尔茂自私利己的男权思想使她绝望,她在奇迹的破灭后愤然逃离生活了八年之久的家庭,勇敢追求自由独立的新生活。但易卜生并没有指出娜拉出走后的生存境况。门罗的《逃离》完整刻画了女性逃离束缚的全过程,同时也近乎残酷的指出,牢牢依附于男权社会的卡拉并没有实现逃离的目的,她选择与现实妥协,而这一切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作用下的结果——离开了克拉克,卡拉的物质将没有保障,精神也会失去依靠。在某种程度上,娜拉的结果也会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因此,娜拉与卡拉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其后果可能也是默默归来。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不免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结果,同时,这也不失为是一件值得思考的问题:难道妇女只能“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吗?

《逃离》所带给女权主义的启示是复杂多义的。就卡拉这一形象来看,其特殊的背景以及性格上的柔弱使得她不得不再逃离之后重新回归她所依赖的一切。自身性格的依赖性也是卡拉性格的重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象征手法的运用颇具深意,如卡拉所喂养的小山羊弗洛拉,卡拉十分疼爱它,可克拉克对它却态度冷淡。在克拉克找西尔维娅对质的时候,走丢多日的弗洛拉居然又重新出现,形象可怖,之后又再次消失,最后卡拉在山上发现它的头骨。弗洛拉在某些方面成为了卡拉的另一面,比如它的温顺、服从等特性,卡拉对它的特殊怜爱等,都可以发现它与卡拉的相像之处,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卡拉形象的移情作用,代表了卡拉的情感表达。它的死也使得卡拉郁郁不得,在结尾“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在那一刻,弗洛拉便是《圣经》中赎罪羔羊的原型,它的死使卡拉绝望,彻底埋葬了反抗、逃离,转而愈加顺从、服帖。象征手法加深了逃离主题的悲剧性。

门罗的其他作品也在以逃离为主题揭示女性在生活、命运等种种作用力下的绝望与无助,如《激情》《播弄》《法力》等篇,进一步深化了逃离主题,展现小人物的人生命运,渗透出淡淡的悲情和“含泪的笑”。这正是爱丽丝门罗所带给我们的文学力量——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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