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逃避情绪?--关于神经症研究的一些反思

楊 鷙
2018-06-28 看过

之前查焦虑症资料时,很多文献谈到,焦虑障碍患者,尤其是健康焦虑(广义疑病症)患者普遍存在“述情障碍”这一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较少谈论自己的情感,因为难以觉察到自己的情感,或者认为这不重要/不能谈论,转而关注自己的躯体,从而对躯体症状过度关注,并(潜意识地)渴望通过躯体不适得到他人的关注和照顾。

测评述情障碍量表主要是依靠“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TAS-20)”。目前有两种对述情障碍形成机制的解释:1.缺陷假设(defect hypothesis),个体在情绪加工上的缺陷导致了述情障碍的外在特征;2.社会机制,高述情障碍与童年早期经历有关,随着人的成熟而得到发展,在社会中不断强化。

缺陷假设基于基于对“情绪”的形成的理解。缺陷解释模型主要有:

1.认知发展模型,即把个人识别和描述情绪的能力视为通过一个发展过程而获得的认知能力。“情绪意识”(emotional awareness)被分为5个水平,躯体感觉、行动倾向、单一情绪、混合情绪(blends of emotions)以及超混合情绪(blends of blend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能够鉴别自己和他人的复杂体验)。在此模型下,高述情障碍的人对情绪的识别停止在前两个水平,没有获得完全的象征能力,语言加工情绪的能力也没有发展完善,其感受也还没有从躯体感觉和行动倾向中转变成言语可以说明的情绪。支持这个假设的研究者认为情绪的认知加工形成包括五个阶段:情绪诱发(elicitors)、初级评价(appraisal)、二级评价(secondary appraisal)、行动准备(action readiness)和执行(execution)。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情绪信息在各阶段上的加工出现问题或阶段之间的连接出现问题,并发展到其他阶段,进而引发高述情障碍。

2.多重编码理论(multiple code theory)

Bucci:多重编码理论(multiple code theory)

基于多重编码理论,很多研究者研究了述情障碍个体在面部表情认知和情绪语言的理解上的不足。

Gil等人在2009年以躯体化障碍患者为被试的研究发现,躯体化障碍组表现了显著的面部表情认知缺陷。

Vermeulen 和Luminet (2009)的后续研究则进一步把词汇分为四类:中性词, 愉快, 厌恶和愤怒, 结果发现, 述情障碍与情绪词汇记忆的减少只有微小的相关。

Meltzer 和Nielson (2010)把情绪词汇分为四类:积极情绪词汇, 消极情绪词汇, 疾病相关词汇(illness–related words)和中性词汇, 让被试默记之后, 在效价(愉快—不愉快), 唤醒(兴奋—平静)和优势(大—小) 三个方面进行评定, 之后再对词汇进行回忆。在回忆消极情绪词汇任务上, 高述情障碍者明显少于低述情障碍者, 但在回忆疾病相关词汇任务上, 高述情障碍者则明显多于低述情障碍者, 这一结果既说明了述情障碍的情绪语言图式缺陷, 也提示了高述情障碍者的躯体感觉扩大化和躯体化特点, 他们的躯体感觉扩大化特点致使他们对疾病相关词的敏感性或回忆量更多。

根据多重编码理论,非语言图式和语言图式通过“参考性链接”(referential link)相互联系在一起。Lane(2000)的研究表明高述情障碍者对语言和非语言的情绪匹配上准确率低。

3.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或心理化(mentalizing)

是指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需要、信念、愿望、意图等)的认识, 并由此对相应行为做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Moriguchi, Ohnishi, Lane, Maeda, Mori, Nemoto, et al., 2006)。高述情障碍者不能恰当地绘制他人的内部心理世界,他们的高外向型思维可能只会构建一般性社会知识。Moriguchi 等(2006)结合心理理论和神经机制来解释述情障碍与心理理论的关系。ToM 任务是两个三角形像人一样活动, 让被试描述看到的情况, 并在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适当性(appropriateness)两个方面对被试进行评定, 意向性是对心理状态鉴别和评价的程度, 适当性则是捕捉动画的正确和适当程度。结果显示, 在ToM 任务条件下, 高述情障碍被试在意向性和适当性上都显著低于低述情障碍者, 表明高述情障碍者存在心理理论上的缺陷, 这可能导致其在自身情绪状态识别和表达能力上的不足。fMRI 结果显示, 高述情障碍者比低述情障碍者表现出了更少的前额叶中部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ices, MPFC) 激活。

Moriguchi 等(2009)也从镜像神经系统(mirror neuron system, MNS)的角度验证高述情障碍者在心理理论上的缺陷, MNS 对人们的模仿和语言学习具有重要的作用, 也为共情和心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为了实现一项特殊目标而将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灵活地整合、协同操作的能力。当前大部分研究还是遵从对述情障碍特征的传统定义, 在筛选被试方面多是采用TAS-20 量表, 而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也表明, 高述情障碍者在执行功能上存在缺陷, 主要体现在注意和抑制、流畅性(言语流畅性)、工作记忆以及热执行功能(以情绪情感的卷入为特征,需要被试对刺激的情感意义做出灵活评价)等几个方面。

表明高述情障碍者在面对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问题时, 难以从众多的信息中选择必要的信息, 实施计划行为, 难以形成推理并解决问题, 从而提示其存在额叶认知功能的受损。

以上三个归属于“缺陷假设”的模型指出了述情障碍者在对情绪的识别发展上的发育不足,其中假定了情绪作为一种认知能力,具有达到“完善发展”的状态的可能,同时因各个发展阶段或表达图式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存在“情绪识别或表达障碍”,也就是述情障碍。

“缺陷假设”和社会机制影响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关系,社会机制会影响到情绪象征能力的发展,而一个社群普遍存在的,如前额叶中层皮层欠活跃等基因差异,也会作用于社会机制。

社会机制:

A.社会文化:亚裔美国人的述情障碍水平高于欧裔美国人,但文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父母的情绪社会化对述情障碍产生简介的作用效应,即亚裔美国人的父母更少呈现躯体情感(physical affection),更少表达积极情绪;性别差异,不鼓励男孩表达脆弱的情绪。

B. 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低和贫困,不鼓励他们对情绪和情感的加工与表达

C. 家庭功能和环境:存在不安全依恋的人更易出现高述情障碍。在不安全依恋的类型中,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对述情障碍有很大预测作用;原发性述情障碍与一些负性的童年经历有联系,如父母严厉的纪律(harsh discipline)、父亲的冷漠、缺乏父亲给予的温暖也对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困难存在预测作用、母亲的冷漠和虐待与述情障碍存在显著相关。

以上两种影响”情绪识别和表达”的因素,似乎解释了述情障碍的产生,但要回答:“是认知发展的哪一个环节出了错?” 、“基因差异与器质性缺陷在情绪认知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只是使得易感性提高呢?”、"不同程度的述情障碍存在产生因素上质的区别吗”、“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又是如何交互影响的?”、“述情障碍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治疗获得改善吗?”……这些问题,似乎还非常困难,困惑与不确定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让我们不知道从何下手去研究。即使当我们将情绪的神经学基础探究的明明白白,“什么”影响某种情绪产生,与“情绪产生的神经学机制”仍是两个范式的探究,它们如何沟通呢?

心理学议题吸引人,也是为人所嗤之以鼻的一大原因,就是同一个议题,似乎可以从不同层面--过多层面进行讨论。当我们提出一个范式,想解释某个问题,如“述情障碍”时,因概念的模糊和解释力与应用性的不足而碰壁,我们可以选择神经学研究,也可以选择另一个角度:临床个例观察。

河合隼雄作为极富经验的治疗师,在《共鸣的灵魂》这本书中,看似不经意地点到一个普遍现象:带有神经质症状的人,一开始提到困扰他们的问题,如“社交恐惧”、“惊恐发作”,但谈着谈着他们的问题,重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他们似乎想说服自己,面子上的问题是不得不去解决的身心问题,而里子上的--或许是真正的症结,是他们努力想压抑住的,他们的价值观,或者说试图让自己接纳的社会标准,是否认这些事情的表露的。

而这些事情,牵涉到了他们的情绪。

“愤怒、憎恨、反对、抵触…… ”

“愤怒是不礼貌的、憎恨是不道德的、反对和抵触都是不宽容的……”

负面情绪和对负面情绪的抵抗同时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而这种抗拒感,与其说它是认真思索后,采纳的道德原则标准,不如说是一种前意识、前理性的应激反应。

“我怎样倒是无所谓,不过……”企图将自己的立场摆正到自由宽容的态度上,但逃避了自己的喜恶,由此也错失了了解自己,或是发挥情绪的作用的机会。然而,情绪的作用是什么呢?

又一个隐藏在模糊与暧昧中的问题。

注:对述情障碍形成机制的解释,参考:1. 张春雨 张进辅 张静秋 张苹平. 述情障碍成因的认知及社会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11年 第19卷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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