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风华 | 黄裳：关于文字狱的隔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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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本站的读者的文化水平，这篇的编者按应该不用加狗头emoji也能明白调侃和讽刺吧？！！ 不用吧？不用吧？不用吧？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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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黄裳先生的《笔祸史谈丛》点出文字贾祸这桩事背后种种悖谬，今天选出的这一篇，一是因为短（瞎说大实话），二是因为很多人意想不到，有些祸是因为作者自己主动高喊，想要撒娇卖痴讨好统治者而贾来的。所以某地教育管理部门觉得得改《打碗碗花》，果然于史有征，于史有征。 另：王月半翻开本文一查，倒是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满了字。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幸好满篇都没写“外婆”两个字。
鲁迅先生谈到清代文字狱的起因，以为出于大不敬者少，而大抵以私仇报复者为多。而许多自投罗网者又往往是出于“隔膜”，即并不真能了解皇帝的心思，过多相信了表面的好听话，想去提建议、表忠心，撒娇卖好，终于碰在刀口上的。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奏称有直隶人王肇基献诗，语句错杂无伦，且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审问后的供词是“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并无别事”。又问所叙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等情，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牵涉到内外满汉文武大臣各事，则是“在各处当长随时，有从京报上看来的，有说闲话听来的。只求代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 这是很典型的一例，与鲁迅先生引用过的“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正是一类。那结局也大体一致，王肇基虽经乾隆判定是“竟是疯人而已”，到底还是“立毙杖下”了。 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其本地乡人妄生议论，谓其怨望讪谤，投贴无名字帖，欲行公举”才“畏惧呈书自首”的。二百年前的匿名揭帖其实就是当时的大字报，在文字狱盛行的日子里，这种大字报形成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蔡显偏又自信书中“并无不法语句”所以才自首上告，希望得到公正的处置，全未想到官府自有一套特别的手法，在白纸上也能看出破绽来的，终于落得个杀头的下场，这只能怪他自己不识时务。也就是一种“隔膜”。
《闲闲录》是曾经刻过的，不过早已销毁干净，看不到了。现在只有刘翰怡据旧抄本重刻的本子。不知道是抄本已有删削还是原书残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悖逆之处。刘翰怡的刻书跋中说，“蔡以举人撰是书，多雌黄语，郡绅嫉之，知府锺台亦恶之，摘其所作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句，又《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行怒嗔’句，隐约怨诽，情罪甚重。……今传抄本，其所摘诸条均无之。”其实这几句诗并非地方官摘出，而是乾隆自己看出来的，还为此在上谕中大大斥责了一通，“明系该督等自以文义未精，竟委之一二幕友代为披检。而幕友等从来锢习，每遇用兵之事及以文字获罪者，辄一切讳匿不言，是以略摭无关紧要之文，巧为塞责。……朕岂能依样葫芦，漫然不为省识乎!” 乾隆是深通汉文化的皇帝，对官场的积弊也很清楚，在这样主子手下办事的奴才的处境是困难的。不过据现存嘉业堂丛书本，实在还有不少可以据以定罪的文字，不知道乾隆何以轻轻放过了。 《闲闲录》卷五据王沄撰《续年谱》载陈子龙殉国前后情事甚详，后记多是南明抗清义军活动情况，立场分明，略无避忌。又引“龚孝升(鼎孳)‘名列党人终是福，事关青史岂论官’，中包无限史事，非鸣其不平也”。(卷二)又引彭燕又(宾)诗：“雄心虚日月，遗恨满乾坤。”“愁中草木春如旧，老去乾坤事转新”，说是“知人论世，可以得其概矣”。(卷八)论质量，恐怕都比乾隆所摘出的几条为高，蔡显的并不以这些为触犯新朝大忌，也只能说他自己糊涂。但他的落入禁网的主要原因还是得罪了郡绅和地方官，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私仇报复。刘翰怡是清的遗老，但在跋文里也说：“附会诗句，以为诽谤，迩时风气使然，然不能禁其不传。……至牵连门下士，更属淫刑矣。”刘翰怡的不但广收禁书，屡屡复刻行世，是和他对清初文字狱有颇深的反感有关的。 许多文字狱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对清统治者的隔膜，但又更有特殊的例子在，那就是议论了宫廷秘事，批评了皇帝的私生活，这当然不能不引起乾隆的痛恨。其实论动机，还是出自善良的心愿，何尝有半点恶意，但终于还是罪有应得了。 山西候选吏员严譄向大学士舒赫德投违禀启，恳求代奏，后又查出奏折一件，“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在乾隆眼里，这实在是“乱民之尤，罪大恶极”。但又考虑这一案不同于一般的悖逆，不能照例处理了事，“恐外间无识之徒，转因办理慎密，妄生猜疑议论”，不得不交九卿法司严审究拟。可见在乾隆看来，这确是一件棘手的案子。在严审犯人之前，还特别关照“不必过用重刑”，但到了奴才手里，就变成了“濡缓折磨，使之备尝痛楚”，到底还是使用了“拧耳、长跪、打板、拶指、严夹”种种手段，审问结果，严譄供说：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颁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这是在反复研讯之后得到的供词。看来严譄是受了明末议国本议大礼风气的影响，觉得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不妨议论，并可得到好名声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来，最讨厌的正是明末这些“清议”，严禁的也是立党结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派势力。这些都是他不明时势的取死之道。至于想借此而爬上去，那更是普遍存在的白日梦，一点都不奇怪的。 如果统计一下，清代的文字狱除了皇帝偶然发现、臣子主动举发与出于隔膜自投罗网者外，要以出于私仇或诈吓者为多。清初山阴祁氏一案，那诱因就是如此，海昌费寅《杂录》手稿记：
“魏雪窦为东门令史凌祥宇赘婿。联络山海，思得一当。与思溪钱缵曾允武为密友。时允武、雪窦通书于延平，为孔孟文首告。初时孟文尚图讹诈，故舛其名。以钱允武为钱云五，魏雪窦为魏西斗，潘龙基为潘伦吉。浙抚以无其人覆部。时顺治十八年辛丑夏也。而钱魏不知省，未及行贿于孟文。越半载，遂易真名，注明地址，行镇浙将军柯奎密拿矣。”
像孔孟文这种打小报告检举揭发的事，历史上是从未间断过的。起初是诈财，不得手就一股脑儿出卖。事后是不是论功行赏得到了好处，史家没有说。这一案的结局是三人杀头，牵连多人论死，又籍没了好几家。 与祁案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庄廷鑨史狱，其诱因也是出于诈财告陷。顾炎武《书潘吴二子事》说，庄廷鑨得朱国桢《明史概》残稿，请人改编成《明书》，刻成行世。“书凡百馀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词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而去。归安令吴之荣者，以赃系狱，遇赦得出。有吏教之买此书恐吓，庄氏欲应之，或曰，踵此而来，尽子之财不足以给。不如一讼绝之，遂谢之荣。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鑨之墓，籍得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 这是清初文字狱著名的大案，处理严酷为后来的文字狱开了先例，其起因也是诈财。清初这一类书籍原极多，只因作者并不都是巨富，不足成为勒索的对象，才得以暂时逃免。皇帝后来悟出专靠零星告密根除不了隐患，这才有了借修《四库全书》为名收集审查天下遗书的意思，随之而来的是销毁禁绝大批违碍书籍的“壮举”。征集是手段，禁毁才是目的，统治者是深通辩证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手腕的。
本文选自第P35~P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