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 评价人数不足

本书主要内容介绍

阿元
2018-06-26 看过

本书选择了与气候议题密切相关的15篇学术论文。其中既包括针对全球气候治理和气候政策的文献,也包括围绕能源、生态环境以及粮食安全等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领域的研究。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结构、关键机制、挑战和机遇,以及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

在第一部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结构”中,牛津大学克里斯托弗•肖(Christopher Shaw)教授和诺丁汉大学布丽吉特•聂黎曦(Brigitte Nerlich)教授选择1992年到2012年之间公布的63份国际气候科学与政策文件,对其主题和隐喻进行了深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全球气候科学和政策话语将气候变化的复杂影响简化为一种“受影响/不受影响”的二分式情境,并且把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学原则治理世界作为目标,逐渐破坏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和参与。美国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可持续发展办公室主任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讨论了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议题,他指出,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已经超越正常的生物限制,人类正面临第六次大规模生物灭绝,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的唯一选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约翰内斯•尤玻莱纳(Johannes Urpelainen)和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泰斯•范•德•格拉夫(Thijs Van de Graaf)以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为研究对象,发现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通过三种机制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扩散:首先,向其成员国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服务;其次,在分散化的全球制度环境中将服务聚焦于可再生能源;第三,动员其他国际机构共同促进可再生能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克里斯蒂安•唐宁(Christian Downie)博士讨论了“金砖国家”是否能够作为一个联盟来改变和影响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他通过访谈相关学者和官员,认为金砖国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并且,金砖国家作为一个能源联合体,在产生不同的利益纠纷时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协调,无法形成对能源治理的一致偏好。此外,鉴于中国近期在国际能源舞台上的表现,可以预测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有可能发挥更大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该打开中国国内政治的“黑箱”,了解中国在能源政策领域的外在行动及其内部动力。

在第二部分“全球气候治理:关键机制”中,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马丁•耶内克(Martin Jänicke)教授、米兰达•施鲁斯(Miranda Schreurs)教授,以及波兹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克劳斯•托普弗(Klaus Töpfer)共同讨论了多层级全球气候治理的表现及其潜力。他们指出,近年来,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对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多元行动者的关注日益增多,这意味着未来的研究路径有可能转向“多层级”和“多中心”。对于气候友好型技术创新的扩散而言,多层级气候治理为此提供了强大的机会结构,促进创新扩散的动力既包括横向的主体间经验借鉴与对等学习,也包括纵向的基层创新被提升至更高层级。在多层级气候治理体系中,省、州、城市等“次国家”层级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于整合创新实践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德国曼海姆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沃德•吉桑(Bernward Gesang)将功利主义理论引入气候政策领域,通过功利计算,提出了三种功利主义支持的策略:全球排放贸易,增加新能源开发投资,减缓人口增长速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兼职教授马克•珀登(Mark Purdon)提出了推进比较气候变化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路径。他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工具和方法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全球气候变化政治的理解。尤其是,比较政治学中的三组关键因素——制度、利益和观念——对于解释国内层面的气候变化政治有着广阔的前景。

在第三部分“全球气候治理:挑战和机遇”中,丹麦奥胡斯大学教授本杰明•索尔库(Benjamin Sovacool)和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安•弗洛里妮(Ann Florini)系统考察了妨碍全球能源高效治理的三个观念误区,包括:能够盈利的治理模式会更加高效;西方的能源治理模式能够移植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区域性的能源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全球能源治理。他们总结指出,如果要真正对那些由能源安全恶化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而诱导产生的治理问题做出回应,那就需要更加微妙和谨慎的评估,并且摒弃错误的观念。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布鲁斯•麦克卡尔(Bruce A. McCarl)及其同事关注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问题。他们指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千旱、洪水、热浪和酷寒等极端气候将对农业产量造成极大威胁。同时,海平面上升也将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进一步减少。面对上述威胁,人类社会可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以适应变化了的气候,同时也可以行动起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努力减缓或者限制未来气候变化的程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大卫•施劳斯伯格(David Schlosberg)教授认为,气候变化对当前的气候变化政治学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关键挑战:适应与恢复力的重要性、科学与公众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正义原则与适应气候变化、“人类世”与环境管理的原则及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教授通过回顾西方政治学思想中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传统、考察气候政治的现实实践,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临明显的局限。基欧汉概括了气候变化对政治科学提出的问题,提出了五个可能的政策框架以及各自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政治。对于气候治理的未来发展,最好的出路并不是借助适应、新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太阳辐射管理等政策措施,而是通过设计合适的激励,在减缓问题上找到合适的政治安排。这是政治学可以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方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凯拉•廷哈拉(Kyla Tienhaara)聚焦于全球近期出现的“绿色新政”、“绿色刺激”和“绿色经济”呼声并指出,这些倡议的内容往往相互重合,同在一个“绿色资本主义”的标签之下,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仍有待指出。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区别体现在对于生态现代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意味着它们提议的是不同模式的“绿化”。意识到存在不同模式的绿色资本主义,有助于对各种模式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批评,并且有利于就发达国家建设可持续性经济的政策选择开展更有建设性的辩论。

在最后一部分“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德国国际移民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雷斯•奥博黑特曼(Andreas Oberheitmann)和德国柏林技术大学中国科技历史哲学中心主任伊娃•斯腾菲尔德(Eva Sternfeld)分析认为,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到2050年之前全球碳排放须减少80%,惟其如此,全球气温到2100年才能控制在比前工业时代上升2℃—2.4℃以内。如果没有中国的减排,实现这一目标将非常困难。他们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及其对未来碳排放的影响,以及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并以人均累积排放权原则为基础,设计了一种新的后京都规制。美国德保罗大学助理教授菲利普•斯特利(Phillip Stalley)指出,目前大部分西方文献都侧重于从经济利益方面来解释中国气候外交的战略,而忽略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协议中对正义的诉求,因此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斯特利认为,物质经济利益、国内决策过程和公平的规范原则都是决定中国立场的重要因素;中国通过在气候外交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实现了对环境正义的追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以及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结构对于应对全球变暖能够发挥多大效果?一种观点认为,各个国家分别追求本国的减排目标,既不可取,也不可行;[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基于各国国内政治的气候治理虽然并不能完全解决气候问题,但能够提供一个支持性的框架,让各国在其中实现必要的减排。[2]可以说,《巴黎协定》为应对气候变化“打开了一道门,但并没有做出保证”[3]。眼下亟需做的,就是思考如何制定一系列有效的、高效且公平的原则和政策,来提振和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全球合力。

注释:

[1] [澳]郜若素:《气候变化报告》,张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2] Robert Falkner,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New Logic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vol.92, no.5, pp.1107-1125.

[3] Robert Keohane and Michael Oppenheimer, “Paris: Beyond the Climate Dead End through Pledge and Review?”.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2016, vol.4, no.3, pp.14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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