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社会 改变社会 8.5分

小熊英二:从福岛开始,重新改变社会

Bricoleur
2018-06-25 看过

小熊英二是成长在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的一代。和1968一代的日本学生不同,他的世代已经“政治冷感”。但在学生时代,他们同样感受到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和焦虑,但这一时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再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予以表达——他听音乐,组建乐队,消费文化产品。

但是,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改变了1970年之后的日本社会图景。地震和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炉心溶融事故,大量放射性物质泄露,达到国际核事故分级表中最严重的7级核灾。在放射性物质可能危害数千万人健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未能及时、全面地公开关于核事故及后续风险的信息,并且在日本能源并不短缺的情况下,执意重启因安全检查而停机的其它核电站反应堆。

在这种背景下,普通日本民众以社交网络相约走上街头,在80多个城市开展了反对核电站重启的持续抗议。民众不仅在2013年3月发动了20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会,还成功坚持连续数年每周五到首相官邸前抗议。运动撼动了能源公司、自民党和日本政府官僚之间常年维持的利益铁三角,政府虽未承诺放弃核能,但重启或新建核电站已经难上加难。

小熊英二参加了这一场反核运动。在这一轮运动中,1968年的影子微乎其微——新的草根艺术家们将歌曲、舞蹈、说唱、绘画等艺术形式都运用进来,又通过在场地安装扩音系统,允许每一个参加者都有机会上台讲讲自己的感受和意见,将原本沉闷的示威变成了充满乐趣和参与感的群众活动。小熊英二在其中获得了思考,写成了一本叫做《改变社会》的小书,重点讨论了民主社会中是否仍然需要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如何通过社会运动达致正向的成果等问题。

从1968年到福岛,日本社会中的不同行动者、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既有继承,也有转变。不变的是,人们仍然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感到焦虑。从1968年到今天,小熊英二一以贯之思考的问题是——面对这种“现代”的焦虑感,人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福岛核事故后的反核运动

澎湃新闻:为什么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会爆发大规模抗议?你本人为什么参加了这次运动呢?

小熊英二:首先,我住在东京,所以我参加的是东京的运动,而不是全国性的运动。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当时东京的民众确实陷入了恐慌,因为大家都很害怕放射性物质。那是一段充满了焦虑和恐惧的时期。直至今日,每一个住在东京的日本人都还能清楚地回忆起2011年三月的那段日子。但是,日本西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住在西日本的人并没有这么强的恐惧。所以我说我参加的其实是东京的运动。

澎湃新闻:因为日本西部距离福岛更远?

小熊英二:没错。东京距离福岛有200公里,所以很幸运地东京只是受到了轻微的污染。这还是拜当时的风向所赐,风把大部分放射性污染物吹到了太平洋里。如果当时北风够强的话,东京就会受到严重污染。因此,东京的民众当时感到强烈的恐惧和愤怒,包括我本人。这种愤怒是指向日本政府和核能企业的,所以东京爆发了抗议运动,并且我本人会去参与,都是很自然的。

日本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应对这次核灾。关于放射性物质的危害性,以及当时放射性灾害的实情,政府没有向民众透露足够的信息。当时日本的许多媒体、电视台,根本没有播出核电厂爆炸的画面。因此日本民众自然会对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和不信任。

澎湃新闻:民众认为政府和媒体为何没能很好地应对核灾呢?

小熊英二:原因有很多。但我在日本新闻界有很多熟人,我对他们怀有部分的同情,因为他们自己对核事故也没有掌握多少知识和信息。日本政府和媒体对于放射性物质、核能和核灾害本身就没有什么了解。另外许多日本媒体对于做出具有刺激性的报道也有所犹豫,怕承担“引起恐慌”的责任。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第一手的信息来源,以至于对此根本无能为力。但在许多日本民众看来,这就像是日本政府和媒体欺骗了他们,这也是人们愤怒的原因。他们的想法就是:政府和媒体知道很多事情,但却欺瞒了我们。

澎湃新闻:既然如此,一开始的抗议者又是从什么渠道了解了关于福岛核灾害的实情?

小熊英二: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传播着各种各样的消息,也包含了很多错误的信息和假新闻。但是,真相就是从这些消息中被发掘出来的。那些对于核灾难有足够知识的人能借此搞清楚(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际情况,许多做独立报导的非政府组织则通过YouTube将这些人关于放射性物质的知识和对实情的判断传播开来。

澎湃新闻:这次运动动员了许多人,但是在2012年夺回政权的保守的自民党政府最后还是拒绝彻底放弃核能。既然如此,您觉得这次运动的遗产究竟是什么?

小熊英二:其实这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它换来了时间,换来了五到六年的时间。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在福岛核灾难发生的时候,无论在日本还是全世界,核能产业还非常兴旺。但是在最近的五到六年里,新的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更成熟了,这就改变了整个局面。到了今天,不再有人认为核能是一种代表了未来的能源。但在福岛核事故当时则不是如此。这一变化当然部分地是由于福岛核事故本身(提醒了人们核能的危险性),但主要地还是因为新的可再生能源在经济和技术条件上的成熟。而日本的反核运动通过阻止现存的反应堆重启,换来了五到六年的时间。在福岛核事故之前,日本有54座核反应堆。而今,只剩下9座,由于经常要定期检修,同一时间只有5~6座在运转。2013到2014年的一段时间,日本的所有核反应堆都已经停止运作,但并没有造成能源短缺,这让许多日本人了解到他们完全可以不靠核能生活。所以我说,这次运动至少换来了数年时间,而新能源应用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正是在这几年里发生巨变的。

澎湃新闻:在反核运动发生后,您基于您所做的社会学研究,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其中《改变社会》一书的简体中文版已经于2017年出版)。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制作《首相官邸前的人们》这部纪录片呢?

小熊英二:因为没有人去记录这场运动啊!日本媒体并没有怎么报道这场运动,因为这是一场独立的社会运动,和传统的政党或工会都没有什么联系。而日本媒体缺乏报导这类独立运动所需的“关系”或者说人脉。毕竟这是一场完全自发的运动,普普通通的日本公民,这些年轻人,突然间就成了行动者,突然就开始组织抗议。日本媒体与这些组织者完全没有建立过任何“关系”,因此就报导不了。不仅如此,日本许多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也缺乏类似的“关系”。大概只有我有吧!

澎湃新闻:你怎么会有这个“关系”呢?

小熊英二:我最早得到第一次示威活动的消息是在2011年四月,在东京。我是通过社交网络得到消息的,而那次活动的组织者恰好和我相识。我是本地的一个音乐人,因此我有许多朋友是东京的音乐人、插画艺术家、文化活动家等。他们成为了这次运动的重要行动者。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和他们一起参加运动也是非常自然的。

澎湃新闻:如果你不是个音乐家,就不太能认识这些人了吧?

小熊英二:如果我只是个大学教授,那肯定没法认识他们。包括文化活动家啊,插画艺术家等。他们承担了这场运动中的许多工作,例如插画绘制,在示威现场演奏音乐,操作音频设备、扩音系统等。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澎湃新闻:音乐在这次运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小熊英二:音乐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传统的日本示威游行真的是太无聊了。但这次福岛核事故后的反核运动,却非常有趣,载歌载舞、车水马龙,许多普通人上台演讲。在我看来,这次运动非常吸引人。

当然。但是也因人而异。一些比较古板的社会运动者,还不习惯这种新的运动形式,因此他们并不喜欢这些音乐等元素。他们认为这样的游行太不严肃,载歌载舞意味着你不够认真。但是在运动中,人们之间的这些分歧一点点得到解决,而我目睹了这一切过程的发生。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这场运动很有趣,是因为它载歌载舞、有扩音系统等。但是之后我继续感到兴趣,则是因为各种各样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参与到其中来。这对于我这样一个社会学者来说,是非常有趣的过程。

澎湃新闻:我们刚才谈到为什么你制作了《首相官邸前的人们》这部纪录片,原因是没有人去记录这场运动。但是你为什么要选择影像的形式去记录这场运动呢?这和用写书的方式去记录有什么不同吗?

小熊英二:我觉得用影像的形式去记录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些视频片段本身已经在网上流传。其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1960年代的很多运动都没有以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我查阅了很多1960年代的文献、档案,但是档案资料并不能记录下运动现场的气氛——现场的声音,人们的面庞,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等等。这些信息对于社会学家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显示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社会阶层的人,参与了运动。因此我对自己说,用拍摄这部纪录片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

澎湃新闻:你所认识的那些运动组织者现在依然互相保持联络吗?

小熊英二: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保持很强的联络。当然,肯定有某些人离开了这场运动,加入了别的运动,随着时间推移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

而且日本的一项研究显示,参加反核运动的人,和2015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参与者高度重合,他们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同一批人。

澎湃新闻:当外国人透过你的纪录片,看到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参与到抗议和斗争中来,他们对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印象有什么变化吗?

小熊英二:有啊。一些国外的观众看完后说他们之前从来没见过日本人喊叫。他们以为日本人是个安静的民族,日本社会是个无声社会。看了影片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日本人也是人。

政治冷感、个人主义和威权

澎湃新闻:日本人真的这么安静吗?还是说日本人其实也想在政治上发出更多声音?

小熊英二:基本上我认为所有人对政治都是有兴趣的。问题是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意义上的政治?家庭里有政治,公司里有政治,国家也有政治。有些人对于国家的政治失去兴趣,变得去政治化,但是每个人对于政治都有一种基本的能动性。说到日本的话呢,日本当然也有很多家庭里的、公司里的政治。

但是日本人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政治自由得到保障的大环境下觉得自己可以变得政治冷感。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参与政治活动和发表言论的自由是有保障的,于是在这一先决条件下,他们就开始享受去政治化的生活。

澎湃新闻:他们享受这种生活?

小熊英二:是的,因为潜意识里,大家是这样想的:我什么时候不想继续过政治冷感的生活,我就随时可以回来参与政治。但我觉得这是有某种危险的。世界上的每种权力都可能恶化,都可能致力于镇压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我担心这会成为日本的未来。

澎湃新闻:你在《1968》一书中认为“现代式的不幸”,而非“近代式的不幸”,导致了1968年日本学生“寻找自我”的运动。与1968年的日本类似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当今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当这些地方的年轻人面对“现代式的不幸”时,是否可能寻找到新的道路?

小熊英二:确实,这类问题是现代性的问题。 1960年代后期的年轻社会活动家们,是第一代必须应对这类新问题的人。 尽管他们有局限性,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表述新的情况,但他们已经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抗议新的变化。 我们也从他们的活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更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进展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对于东亚和世界的新一代, 我不应该说太多,因为不同社会的情况使不同的。不过我觉得,现代社会造成了个人主义和政治冷感的态度,而个人主义和政治冷感本身又会导致许多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与社会的隔绝和孤立,而原子化的、被割裂的人们面对威权时是很脆弱的。换句话说,人的原子化会导致威权主义。现代社会中的人,往往是个人主义的和政治冷感的,同时他们还抱怨威权主义。我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

澎湃新闻:我们成天抱怨说人越来越原子化,孤独、无意义。你觉得可以如何克服这种情况?

小熊英二:这个太难回答了,哈哈。我们应该多和朋友聊天,和朋友一起行动,并且共同享受行动的各种后果。

世界上的每一个现象都有很多方面。很多时候,结果似乎令人失望。例如,许多日本知识分子抱怨日本反核运动的结果并不理想,因为这是和他们自己的期望相比。但我是社会学家,所以从运动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运动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知道每一项活动或运动在开始时都是非常自发的,但这种自发性不会持续半年以上,甚至不到三个月——巴黎的五月风暴乃至前些年的阿拉伯地区的社会运动都是如此。我参加了反核运动,但是从运动一开始,我就知道核能产业已经在走下坡路。所以我的期望是,如果暂停重新启动核反应堆之后,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开来,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那这一运动将真正赢得胜利。我记得,大概是在2012年,一些活动家问我说,我们应该将这场运动持续多久。我回答说:如果你能让反应堆停运几年,那么整个核工业都会被迫改变。我对新型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经济转型等方面的知识有一定了解。我知道每一场社会运动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而其结果总有很多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应该享受和朋友聊天,并且和朋友一起享受参与改变社会,并且享受每一个结果,因为每一个结果都有很多方面。我们应该乐观,也应该现实。换句话说,不要过于悲观,也不要过于浪漫。


原标题为《专访小熊英二②:从福岛开始,重新改变社会》,载于2018年6月24日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访谈人:黄睿、任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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