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汤重南的《日本帝国的兴亡》的读书报告

灵瑾
2018-06-25 13:07:14

《日本帝国的兴亡》是汤重南先生的日本近代历史专著。很棒。

读这本书前,对从媒体上看到的日本政坛对二战的态度我一直很是不解。日本侵略是事实,当年给与战各国的痛苦也极深重。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现在执政的安倍内阁(以及其他的许多右翼政客)仍然继续不承认侵略,甚至还经常参拜靖国神社?读完汤重南的这本书,又以读到的一些相关材料为线索继续查找了些资料,我初步有了些答案。

日本右翼政客从那段悲哀的历史中学到的不是教训,反而继承了那时的一整套与之相关掩盖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下的谎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政府对自己的政策有一系列宣传活动:其中,对外,最知名的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对内,则是军部为实际领导、在绝对天皇制名义下的法西斯皇国制度。所谓“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由外相松冈洋右首先提出,就是以亚洲东部诸国,在日本领导下,帮助东亚各民族实现民族自立,互相帮助,以实现“共同繁荣”,这被称作“大东亚新秩序”;“共荣圈”以日本为中心,近的周边有朝鲜、满蒙和中国内地(被故意区分开),外围的是菲律宾、马来亚,以及中南半岛缅甸、泰国,甚至南亚的印度和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实际上日本是想

...
显示全文

《日本帝国的兴亡》是汤重南先生的日本近代历史专著。很棒。

读这本书前,对从媒体上看到的日本政坛对二战的态度我一直很是不解。日本侵略是事实,当年给与战各国的痛苦也极深重。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现在执政的安倍内阁(以及其他的许多右翼政客)仍然继续不承认侵略,甚至还经常参拜靖国神社?读完汤重南的这本书,又以读到的一些相关材料为线索继续查找了些资料,我初步有了些答案。

日本右翼政客从那段悲哀的历史中学到的不是教训,反而继承了那时的一整套与之相关掩盖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下的谎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政府对自己的政策有一系列宣传活动:其中,对外,最知名的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对内,则是军部为实际领导、在绝对天皇制名义下的法西斯皇国制度。所谓“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由外相松冈洋右首先提出,就是以亚洲东部诸国,在日本领导下,帮助东亚各民族实现民族自立,互相帮助,以实现“共同繁荣”,这被称作“大东亚新秩序”;“共荣圈”以日本为中心,近的周边有朝鲜、满蒙和中国内地(被故意区分开),外围的是菲律宾、马来亚,以及中南半岛缅甸、泰国,甚至南亚的印度和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实际上日本是想要把这些地方变作自己的战略资源输入地,成为自己军国主义野心的牺牲品;是对欧美原有殖民体制的一种重建[1]。而绝对天皇制是“国家神道”的宣传下对“万世一系的天皇”进行神化,借效忠天皇在日本国内(以及日本实际控制区)开展全国范围从上到下的法西斯式的“翼赞制度”,以实现军事侵略和扩张的野心[2]。日本二战期间内外政策大致如此,这些政策的叙述现在看来我们能明显地分辨出其邪恶和野心;而在当时,身处其间的这些宣传的受众似乎更加容易受到迷惑。回顾那段可悲哀的历史,这些政策具有的极强的煽动性影响了当时的人们,造成极大的灾难;而直到现在,由于一些不思悔改的右翼政客的利用,不少这样的谎言遗留到现在,继续产生着作用。接下来的报告就是想记录说明我所读到的当时受到这些宣传的人们是怎么被欺骗和鼓动起来,以及后来的一些或悲惨或悲壮的事情。

“大东亚共荣圈”在当时有不少合作者。在中国东北(满洲地区)和内外蒙被扶持起了诸多伪政权;以其中从事独立运动时间、影响最大的内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例,他领导了“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1936年),“蒙古军政府”(1936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9年)和“西蒙自治运动”(1949年)等一系列“自治运动”[3];除最后的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残存的“西蒙自治活动”以外,其余活动中德王都与日本关系密切。二战期间缅甸的德钦党领导的反对英国殖民活动的独立运动接受了日本的帮助,一大批缅甸民族精英(如缅甸国父德钦昂山)赴日组织反抗殖民的活动,在日本援助下建立缅甸独立军,并与日本军队配合作战一度将盟军(在缅甸看来是英国殖民者)赶出缅甸[4]。印度在二战前后的独立运动中激进一派(另一派是以甘地、尼赫鲁为代表的非暴力派)的武装独立派“印度国民军”在二战期间也是一股日本支持下的反殖民势力[5]。早在“大东亚共容圈”提出以前的1910年,朝鲜在日本“帮助”下,“从对清朝的附属关系中独立出来”,并与“同种友国”日本合并,合并成为共同应对亚洲受殖民的危机的“大东国”[6]。以上“大东亚共荣圈”参与方与民族主义联系似很紧密,这是为什么?

日本当时的经历和状态,似乎能给出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历史上看,日本当初曾经也是受殖民的一方,闭关二百余年的德川幕府被美国的“黑船”敲开国门后一败涂地,也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形势一度十分严峻。后来,经过“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分裂局面结束,权力渐归复中央;而后明治维新国力逐渐强大起来,甲午战争挑战并战胜中国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日俄战争时甚至击败“白种人”的列强;当时同样被欺负的亚洲各国看到日本原来的衰弱和后来的崛起,对比之下不难想见当时日本被奉为榜样。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正是基于这形象之上,并附加上了一些其他诱人的说辞。我推测思路如下。日本首先需说服自己与各“亚洲同胞”属于同一阵营,理由是需要对抗来自其他(主要是欧美的)势力的共同威胁[7]。为赢得各国亲近感,日本还论证了各国的文化共通性:对离得近的如中国内地、朝鲜,说服以“同文同种”;对稍远的南亚诸国,说服以共同流行的佛教传统;对更远的印度,理由是东方民族共有着与西方人迥异的思维方式。以上这些,加上各国受殖民的处境以及日本主动提供的种种“援助”,吸引力不可谓不大。整个“东亚共荣”理论可谓完备;如果一切都是真的的话,甚至很是美好的。

可实际上“大东亚共荣”遭到的抵抗是全方面的。在中国,有自“九·一八”以来长达十四年的持续反抗。被合并的韩国和已被割让的台湾,在至日本战败前一直不断地有抵制日本势力的活动。印度国民军和缅甸由昂山领导的军队,后来也都转向抗日。至于听话的满、蒙傀儡政权,在也常有不合作的尴尬[8]。这些冲突的背后,是“共荣圈”背后的不和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屏博士认为,日本的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口号(他称之为“亚细亚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等同于侵略的主张。在其博士论文《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中,他详细论述了日本亚细亚主义的变迁。王屏把亚细亚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形成期(1878-1898),发展期(1902-1933),消亡期(1937-1945)。若只把正当真诚的“亚洲互助说”称之为亚细亚主义的话,亚细亚主义的盛行期只在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即三个时期中的“形成期”);后来日本由于胜利的一系列变化和野心下,互助提携的亚细亚主义的声音逐渐消退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具明显侵略性和掠夺性的“大陆政策”(“发展期”);而再后来法西斯军国主义兴盛的时候,细亚主义被当作幌子复活起来(也就是“大东亚共容圈”),可是这时候已只是一个包裹着谎言的好看的外壳,用于掩盖罪行,已绝无高尚可言了[9]。

由于曾经的合理性或者说是高尚性,尽管后来混入虚伪和野心变成了个骗局,现在的右翼政客仍然可以继续为过去的罪行辩解,认为“大东亚共荣”的出发点是善的。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坚持否认一些否认不了的事实。如,“国二十一条”(如书中举了羽仁五郎提到的例子,在中国轰轰烈烈的“二十一条”在日本所知甚少[10]);“九·一八事变”(日本始终否认九一八事件后占领东北是侵略性为,当时日本当局极力试图给当时被国联派去的李顿调查团营造一种日在华军队的目的是保护已经“独立”的“满洲国”假象[11]);以及“南京大屠杀”。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为了维护谎言,始终没有对亚洲国家宣战过;日本的公开宣战对象是1941年12月7日对属于西方的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南非,以及1942年1月10日为争夺荷属印度支那时的荷兰;而对于其“该团结”的亚洲诸国,日本没有过官方明确的宣战表示,更何况与之作战的蒋政权、以及共产党等力量当时并不被日方承认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日本当时支持的是中国境内被分裂出和扶持起来的多个伪政权);这也为其后来的辩解提供借口。

当时能够认清谎言的,是共荣圈外的抗日力量,以及“共荣圈”内被迷惑后来醒悟而反抗的分子,而那些驯服的成员面临的则是进一步的改造。在满蒙和早被侵占的台湾地区,日本推行格式样的“皇民化运动”。例如,伪满洲国虽与日本约为“兄弟之国”,日本却试图对满洲国植入神道教,以对满洲地区人民进行精神控制;溥仪两次被安排访问日本,第一次是慰问对中国作战受伤的伤员,第二次就是将日本神道教的神请回满洲,不仅如此,日本代表军国主义的“国家神道”思想还被写入其政策纲领——《建国精神》——中[12]。在被割占的台湾,日剧政府在语言、教育、民俗、宗教、文艺形式等种种方面对台湾民众施加影响,试图将台湾人民改造成驯服的日本皇民[13]。琉球王国在1875年被并入日本,经过日本的长期镇压和经营,独立性渐失,最后不可逆转地成为了日本的领土。可以想见如果印度、缅甸当初没有直接的抵抗,那么今日之台湾就是明日之印缅,今日之琉球就是明日之台湾。

对国外,日本有营造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在日本国内,经过欺骗镇压和长期的洗脑,成就了极端的天皇制;结果就是极大的悲哀。当时被极端崇拜的天皇其实并非那个人们被欺骗相信的真正的神圣存在,一代人民成了军部和财阀野心的牺牲品。战争后期,日本处在不利地位,可天皇神国的神话仍然让日本军民坚信以至于疯狂。海军后期频繁使用的神风特工队,在毫无优势的情况下,疯狂地对美军军舰撞去。瓜岛战役中,日军物资供应已不足,可是为了守住这个要地,大批部队仍被派到岛上;后来,士兵们甚至为自己开了“死亡期限表”:“能站者,可活30天;能坐者,可活20天;躺着小便者,可活3天;不能说话者,可活2天;不能眨眼者,凌晨即死。”[14]在塞班岛被攻下后书中有叙述片段如下:

“9日, 约4000名日本老百姓逃到塞班岛北端的悬崖边。 美军翻译和被俘的日本人通过广播向人群喊话, 请求他们不要跳崖自杀。 但是, 经历了20多天刀光血影生活的日本人已经听不进去任何话了。 绝望的日本人开始跳下150米高的悬崖, 父亲们把孩子扔下去后跟着往下跳, 母亲们则背着孩子跳入惊涛骇浪中。”

要不是最后裕仁天皇被广岛长崎投下的两颗末日般的原子弹惊醒,颁布《终战诏书》,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日本右翼政客的惧怕和拒绝承认当时犯下的错误,甚至低劣地继续沿用一直以来的借口,实在很令人寒心,因为当时的苦难是确实的。日本是很顾面子的民族,而当初丰富的说辞现在似乎还是很有力度。这种对过去罪行的不承认说轻了是日本碍于面子没有承担的勇气,重了说是不悔改的邪恶,因为他们明确地伤害了当初被伤害过的人的感情,而且继续着那些本应结束于过去的罪恶。

在大战结束后,印度国民军在红堡接受审判。在战争结束前,英国当局对印度大众一直封锁国民军的消息。红包审判的消息被媒体揭露后,迅速在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集会、罢工、游行,通过种种形式支持这些为民族独立奋斗过的人们,最后印度国民军被无罪释放。这是那段痛苦的历史过后留下的一个很感人历史的小片段。

[1] 汤重南:《日本帝国的兴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2] 汤重南:《日本帝国的兴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3] 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 李文超:《二战时期缅甸民族主义精英对日本态度的转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历史系,2015年。

[5] 叶敏君:《印度国民军历史兴亡中的日本因素》,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历史系,2016年。

[6] 王屏:《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第二章,第四节。

[7] 汤重南《日本帝国的兴亡》第七编第三十二章中提到,松冈外相草拟的《对德意苏谈判意见》中,将世界划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包括非洲)、“美洲圈”、“苏联圈”(包括印度、伊朗)四个势力范围的设想。

[8] 如,在丁晓杰的《日本最高顾问更迭与伪蒙疆政权时期的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到从伪蒙疆政权期间两任日本最高顾问的更替看出日本对德王的态度变化,伪蒙疆第一任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因为与德王冲突过大而被迫辞职,第二任是受德王青睐的大桥忠一,可是最终因为“偏袒蒙古人”也被迫辞去职位。(丁晓杰.日本最高顾问更迭与伪蒙疆政权时期的民族问题[J].安徽史学,2009(03):45-52.)

[9] 王屏:《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

[10] 汤重南:《日本帝国的兴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11] 同上书,第五编,第23章。

[12] 闫超:《东北沦陷时期宗教状况与教化统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9年。

[13] 杨选华:《日据台湾时期“皇民化运动”之嬗变研究(1895~1945)》,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

[14] 汤重南:《日本帝国的兴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1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1)

添加回应

日本帝国的兴亡(上中下全三册)的更多书评

推荐日本帝国的兴亡(上中下全三册)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