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外国记者:读Red Star Over China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灵瑾
2018-06-25 12:57:48

一、关于Red Star Over China

毛泽东改变了中国,而Edgar 斯诺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近代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不幸而又前途渺茫:从闭关锁国时的庞大而神秘,一次次被列强击败以后显得软弱而老气横秋;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可是革命之后人们看到的并不是所应许的三民主义,而是乱糟糟的军阀混战;到了三十年代,整个中国笼罩在日本侵略的阴云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人们只隐约记得蒋委员长在北伐期间时有提及,而后听不到一点消息,只是被称作赤匪,是必须剿灭的敌人和暴徒。1936年,来自美国密苏里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通过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的接洽,并由当时负责剿匪的张学良的安排下秘密进入苏区,返回后将见闻集结成册,即是Red Star Over China。斯诺看到的“赤匪”世界充满朝气,他的这本记载英雄主义人物事迹的集子一经出版,便成为大热,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们看到深藏的年轻的力量,仿佛再见到第二个革命的西班牙一样,纷纷涌入中国[1]。斯诺见证了这股年轻的力量改变中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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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Red Star Over China

毛泽东改变了中国,而Edgar 斯诺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近代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不幸而又前途渺茫:从闭关锁国时的庞大而神秘,一次次被列强击败以后显得软弱而老气横秋;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可是革命之后人们看到的并不是所应许的三民主义,而是乱糟糟的军阀混战;到了三十年代,整个中国笼罩在日本侵略的阴云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人们只隐约记得蒋委员长在北伐期间时有提及,而后听不到一点消息,只是被称作赤匪,是必须剿灭的敌人和暴徒。1936年,来自美国密苏里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通过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的接洽,并由当时负责剿匪的张学良的安排下秘密进入苏区,返回后将见闻集结成册,即是Red Star Over China。斯诺看到的“赤匪”世界充满朝气,他的这本记载英雄主义人物事迹的集子一经出版,便成为大热,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们看到深藏的年轻的力量,仿佛再见到第二个革命的西班牙一样,纷纷涌入中国[1]。斯诺见证了这股年轻的力量改变中国的开始。

Red Star Over China以斯诺自己进出苏区的经历为线,穿插记录了红军大大小小几十号人物的印象和事迹,全书结束于西安事变。斯诺和红军士兵最初的见面显得颇有些喜感。由于国民党对外的消息封锁,当时国内大众对共产党的印象只停留在土匪、暴力、“共产共妻”上,更不用说是又隔了一层的外国人了;虽然在上海生活过几年,这边远隔绝的黄土高原却是完全陌生的,然而作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的外国记者,斯诺对自己亲眼所见革命中的中国特色却满是惊异和欣赏。在自己随身携带的采访设备接受检查的时候,斯诺担心自己的财物被这些革命者“没收”和“再分配(redistributed)”[2],可红军战士们在好奇地查看了以后赞赏了几句就还给了一旁紧张的斯诺:他被看作是朋友而不是阶级敌人。在受招待的时候,斯诺想喝点水,就用在中国其他地方用惯了的“喂”招呼一旁的小红军,可是不被搭理;一旁的士兵提醒道应该称呼“小鬼”、“同志”之类的,因为红军战士都是同志,不是供人使唤的;等喝到水后,斯诺道谢,刚才不理睬斯诺小红军人真地回答说,同志之间这点小忙没必要说谢谢。对此斯诺感叹道:“我以前从未见过中国年轻人如此重视个人尊严。”[3]爱憎分明,然而在己方阵营里也不显出过分的亲昵和放纵;斯诺在红军普通战士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伙结党逐利的流氓,而是看重自己的人格,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性,以同个目标为理想汇集一起的人;和中国别处的世故腐败相比,他们身上是种天真可爱的朝气。

红军的朝气也体现在其英雄式的领导者身上,他们的事迹充满传奇色彩。贺龙是个勇敢的少年英雄形象,斯诺记载了贺龙在父亲的宴会上,众人开枪试验贺龙的胆量,他的眼睛眨都不眨;他据传用两把菜刀解除反动派武装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力量;红军中还盛传,贺龙可以不带武器走进任何一个村庄,只要报上自己的名字,当地的哥老会就会帮助他形成武装。[4]早逝的刘志丹经历也很传奇,他曾工作于国民党的警察机构,却借此便利来惩治土豪劣绅。另外,在斯诺的笔下还有些人物,虽然年纪不能说是年轻,却因为革命也充满青春的活力。朱德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地方军阀,抽大烟,养姨太,是应被革命的对象;可在四十岁的时候因接触到进步思想决定留学德国,告别过去糜烂的生活,成了坚决的革命者。党内主管教育的徐特立甚至是毛泽东等人的老师辈的人,五十岁才加入共产党。中国当时的95%的文盲足以吓到任何西方的教育家,可他甚至开玩笑说,“[这里的]文化程度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所以任何一点进步都是成功”[5],斯诺评价说:“老徐不老的心态不会被这些困难吓倒[6]”。

然而,斯诺所见的不只是浪漫的革命理想主义,共产党人的动机是理智而又实际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四部分是毛泽东对自己生平的自叙。毛泽东的思想经历过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毛身为农民,同其他红军将士一样亲身经历过并同情于占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农民的困苦。在求学过程中,毛又广泛地阅读中外书籍,不仅熟知马克思的理论,还涉猎西方其他主要的思想家并精通中国的历史。毛曾经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在后来来自生活和书籍两方面的阅历的影响下,成长为坚定的而实际的革命信念[7]。

红军的条件很是艰苦,但斯诺却发现随处可见欢快的游戏气氛。苏区的大学里纸张缺乏,就把文字印在敌人散发的宣传单的背面[8]。红军各部队经常组织演出,演出的形式和内容都很简陋,是些简单的以抗日为题材的舞台剧、歌舞表演等,可对严重缺乏文化生活的人们来说这种反映切身愿望的演出形式已经是很大的精神慰藉了。演出时,红军将士欢聚在一起,周围村庄的农民也赶来看,甚至不少剿匪部队也被吸引放下武器坐在观众群里[9]。

红色的中国面对极不利的条件,却有极强的革命乐观主义、明确的目标、优秀的领导,这些都被埃德加·斯诺记录下来,将这些未见于世人的人和事写成一部充满朝气的红色史诗。当时的中国和世界对共产党的误解,部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宣传,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讽刺的是,当时被安排和红军作战的国民党部队,很多在接触红军后对共产党作战的态度变得消极起来,甚至有不少加入共产党一边,因为他们在和共产党接触以后才知道中共的真实样子。斯诺的这本书相当于为没有办法直接与共产党打交道的读者提供了间接体验,因此获得巨大的成功,共产党的名声也发生巨大的转变。

二、关于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斯诺对中共的报道被称为“世纪大爆料(scoop of the century)”,可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却远不始于此。学者保罗·弗兰奇(Paul French)的专著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的记录了鸦片战争以来至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来在中国的外国新闻工作者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据弗兰奇,二十世纪初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起因之一就是一次新闻报道的失误。1900年七月五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登录着一则骇人的头条:“北京的外国人全死光了”[10]。该报道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一支志在报复中国政府和解救在华外国人的八国联军远征军被迅速组织起来派往中国。可等八国联军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驻华使馆区里外国人的死亡人数远没有报道的那么夸张,可盛气而来的八国联军到了中国仍然实施了很多报复的行动,并最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约定了天价赔款。

外国媒体夸张报道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这和当时在华新闻业的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外国媒体在中国的消息来源不是专业记者。在开埠通商以来,中国外文小报的受众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除了标注商品价格以外,还有些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小常识,以便做生意或是传教;对这些报刊的写作者和读者来说,这个封闭的中国是陌生的、异域的,由于科技等原因信息不准确,这些报道不专业也不及时[11]。习惯了写引人注目的文章和猎奇的主题,这些外国媒体在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并没有给予多大的关注,可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就掀起大风波,等到开始死了人变得过于紧张而夸张报道,夸张的声音一层层地传到这些国家本土,被不断放大,几乎变得恐怖了[12]。

这以后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渐引起越来越多的来自外国的注意,于是来中国的外国记者越来越多。日俄战争期间,一批包括著名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内被称作“美国秃鹫(American Vultures)”的媒体人冒险前往中国东北报道这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列强间的残酷的战争[13]。辛亥革命以后,这一巨大的政治变局使得外国记者不仅是单纯地报道事件,还有了自己的立场和政见之分,分别对发生在中国的政治事件有或保守或激进的报道和预测[14]。五四运动以后,因为报道这全国性的爱国运动,更多的外国记者们深入了解中国并亲近中国,他们不少成了中国的支持者[15]。不仅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兴趣逐渐增加和深入,另外还有些外国记者设法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外国。伍德海特(HGW Woodhead)认为近代中国民众对外国人恨意来自对外国的不了解,于是发起倡议设立庚子赔款留学项目,希望缓和中外关系[16]。

动荡的二三十年代,外国驻华的媒体蓬勃发展着,而日本的侵略越来越猖狂。在日占区,日军的罪行被坚守着的外国媒体人记录下来,日军也对他们很是不快。一些外国媒体人出现在了日军的黑名单中,播音员卡罗尔·阿尔克特(Caroll Alccot)出门必须穿防弹衣并由保镖陪同[17];久居中国的记者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因为呼吁中国人民反抗而受到死亡威胁[18];不少记者被日军驱逐出境,可是马上又有新的一批没有在名单里的记者继续来中国。

西安事变以后,南京失守,加入抗战的国民政府将国都迁至重庆,可在陪都重庆的外国记者们对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却很是失望。蒂姆杜尔丹写到:

来重庆太失望了。这里的情绪是松弛的,每个人都见钱眼开。董显光的手下甚至抢着开餐馆、砖厂、运输公司等。我担心中央政府的人变得如此忙于“重建”,会把继续抗战的事给忘了;但是,这里似乎丝毫觉察不到战事,因为战场远在隐约的千里之外。”[19]

于是,目睹偏安腐败的重庆政府的外国记者大量转向左倾。

蒋介石不是没有为营造良好的舆论作过努力,他邀请海明威夫妇前来中国进行报道,可这两个人名气虽然大,对中国情况却完全不了解。古板的蒋让这个颇有独立反抗精神的硬汉作家在军前说些鼓舞军威的话,海明威照令做了,但很不情愿[20]。虽然海明威夫妇为了大局,没有把见到的腐败情况暴露给全世界,但是写出来的东西也没有并不让蒋介石多满意。正式统一战线后越来越多外国记者前往延安,蒋介石对此并不开心;这些人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较于荒唐的国民政府,哪个更吸引人可想而知。

由于不少记者在抗战期间报道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进步,抗战结束后这些曾遭日军驱逐的外国记者想回中国继续报道,却发现国民政府对媒体的审查得更加严苛,有进步倾向的外国记者发现自己的签证失效并被拒绝入境[21]。于是只有对国民党充满信心的记者被允许留在中国,他们自信地认为:

在他[蒋介石]的指挥下,他现在有了400万人的军队,其中三十九个师是受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他拥有亚洲大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军力量,他俘虏了或制服了所有曾经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客。对他的权力唯一可能的挑战是一群共产主义游击力量,他们八年前被限制在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和窑洞中;就剩把他们解决掉了[22]。

正是这些人最后见证了国民党的破灭。

回到自己国家的左派们也并没有因此更好过,因为不久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至于中国,在不久以后又将把自己重新封闭起来。新闻是面向大众的,也是即时的,因而不论当时引起多大的反响,这些人写的东西最终必定被大众淡忘,但只要他们写的东西还有人读,总会有人能铭记并感激他们在历史中的壮烈和悲哀。

[1] 其中有后来被毛泽东盛赞的加拿大共产党员Henry Norman Bethune。

[2]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第一部分,第四章。

[3] 同上,第二部分,第二章。

[4] French, Paul.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二部分,第三章。

[5] 同上,第六部分,第五章。

[6] 同上,第六部分,第五章。

[7] 同上,第三部分,第一章。

[8] 同上,第三部分,第四章。

[9] 同上,第三部分,第五章。

[10] 同上,第66页。

[11] 同上,第一章。

[12] 同上,第三章。

[13] 同上,第92页。

[14] 同上,第五章。

[15] 同上,第六章。

[16] 同上,第120页。

[17] 同上,图18。

[18] 同上,第199页。

[19] 同上,第227-228页。

[20] 同上,第236页。

[21] 同上,第252页。

[22] 同上,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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