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的内在理路
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国学术思想到清代以后宋明理学突然中断,整体学风转向训诂,即开始转向对经典和历史的文本与文字研究,而疏远对思想的研究,即在义理、考据、辞章这三个领域,更加重视考据而轻视义理,从哲学转向考据学。造成这个转变的原因,众说纷纭。比如有的认为是清代早期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所导致的(章太炎);也有认为明亡以后,清代学者反对清谈心性误国,而是痛定思痛走向了经学实学的路子(梁启超,包括王汎森);大陆学者如侯外庐则认为是因为清代市民阶层崛起而开始的求真知的启蒙运动。对于余英时来说,他并不反对上述原因,但他也这些都是从学术思想的外在原因来解释,显然有些不够,而他试图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来解释。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英时70年代的著作,主要是讨论清代早期的学术思想史研究。通过对小学训诂的戴震和史学校雠的章学诚的考证,余英时复原了两位学者之间学术思想和情感渊源,从而带出了清代早期学术场域的情境,从而表明即使在经学和史学的考据之间,其实作为小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内心里更看重是其实还是“义理”,不过圄于当时的训诂的学风甚至知识分子的生计,而不太明确点出来;他们关于义理的著作即使在身前写出来了,也不太为人们所重视。通过这段考证,余英时试图证明的是所谓清代早期,宋明理学其实,而是变成了旁枝,但是没有中断,而是我们没有看见,或者故意被忽视了。
关于转变的原因,余英时认为,中国儒学的发展,其实一直具有两个面向,即“尊德性”和“道问学“。尊德行就是把儒家当作“信仰“(Faith),而道问学则是把儒学当成“学问“(Scholarship),尊德行和道问学的区别也就是带出了思想史上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区别。在余英时看来,当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之辩后,陆九渊提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就已经可以看出,程朱理学其实是追求道问学,而陆王心学是尊德性。但是余英时的洞见在于他认为所谓“重德性“与“道问学”并非截然不同的文化冲突,而是儒学的一体两面。比如,宋明这个阶段儒学面对释道形而上学的竞争,其实也是“重德性”,即儒学的主要问题也是要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所谓朱熹的“道问学“也是在“重德性“(反智识主义)的框架中智识主义。重德行和道问学也可以看作儒学的两个轮子,推动儒学往前走,比如到了明代后期,程朱的“性即理”和陆王的“心即理”之间的争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地步,所以这时候大家只能“求证于经书”(罗钦顺《困知录》),虽然还是智识主义(尊德性)与反智识主义(道问学)之争,但是整个从晚明开始,儒学还是整体开始转向“道学问”的智识主义。这个时候,即使是有尊德性的反智识主义色彩的心学刘宗周,颜李也都开始走向了考据学;即使如戴震和章学诚追义理,重德性也是在求道问学的智识主义大环境下开始的。
这样,余英时也就是窥见了清代学问向考据转移的原因,这也是他所说的从内在理路研究的结果。《论戴震与戴学诚》对于明清学术思想的转向的研究基本不假求外部政治、经济因素,而是从学术思想的演变来探求学术轨迹。(一个不是十分适当的比喻,这倒有点像艺术史里面的形式主义和语言学的研究,而不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内在理路的研究也可以看到,如何用中国学术自身概念,而不是借用西方理论的指标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这倒不是封闭的民族主义,而是还原情境,探索文化的自身逻辑。这个对于中国艺术中的现代性研究还是很有启发的。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逻辑和西方的完全不同,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是用什么来界定现代性呢?像过去那样,把西方现代性的标准用来套中国文化现实,显然行不通也在方法上充满矛盾悖论。当务之急或许是重新从中国文化内部找到现代性的范畴和定义。但这个寻找的过程又不能是完全封闭的,而是在树立了自身范畴和指标后,又不断与外部进行比对。此书下篇第五章中对于章学诚(18世纪)的历史哲学与19世纪以来特别是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的比较,就是提供了这种方法的一个完美范例。当我们开始钩沉所谓“另一种现代性”的时候,这无疑非常具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