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与“社会派”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身为一个“嘴上说着因为推理元素才爱上《默读》实则二刷三刷时只看感情线”的读者,我开始思考《坏道》与《默读》推理模式的变化的契机其实并不是注意到了二者在案情设计方面的差异,而是疑惑为什么皮皮常用的强强模式在2010年写就的《坏道》中没能完全达成预设的效果。
在女频推理网文中,两位主人公的关系大概可以被笼统地划分为两类:一种在地位、职能上不大对等,二人或为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或在推理过程中一方得接受另一方的教授与引领;第二种则要求二人同等程度地浸入案情,或是从事刑侦律政职业的同事,或者一方身为受害者、相关人员而不得不寻找真相,另一方以寻找真相为本职工作。
简单来说,两种关系的区别其实在于技能点分配的不同——在前一种关系中,两位主角的能力差异明显,一方会碍于实力限制而缺乏在主线剧情中的戏份。第二种则适合塑造势均力敌的强强CP(副作用是读者容易站反攻受),皮皮在两部作品中自然都选择了这种关系。在《坏道》中皮皮对二人的技能点分配几乎持平:沈夜熙,“局里大案要案特别侦察组的领头人,传说中莫匆局长的秘密武器”,“胸中沟壑和莫局有一拼”,“敏锐”,“洞察力超群”,“硬朗为骨,温情做魂”;姜湖,具有强大治愈能力的高学历心理医生,深谙犯罪心理,“周密到让人看不出破绽来”,会下意识舍身保护孩子……他们除了在设定上旗鼓相当,出场篇幅也不存在多少差异,可我在阅读过程中,会觉得姜医生夺走了沈队的风头,这一点与《默读》中骆队费爷的个人魅力分庭抗礼的局面大不相同。其背后的原因,大概是相隔六年的两部作品有着全然不同的推理模式。
简要回忆一下《坏道》中的第一个案子“天使之翼”,我们会很容易看出《坏道》的整体推理风格:
“天使之家”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频频失踪,尸体在下水道中被发现,每具尸体之间的距离好像都经过精密测量似的,且被取下了肋骨。姜医生根据尸体与其他物证为罪犯做出心理画像,推断凶手“具有强迫症、极端追求完美、憎恨母亲”,这一切都与校门口“用冰激凌车堵住十字路口、母亲曾是少年宫的老师且有精神障碍”的小商贩契合。
——余下的案子大多与之有着同样浓烈的戏剧性,案件被抽象成证据链稍有缺失的心理谜题,凶手则是话剧舞台上极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说得夸张些,像是在邀请我们和浆糊医生一起站在智商与人性的双重制高点上,把玩着罪犯不够周密的头脑和丑恶的心灵。这种戏剧性保留了审美的空间,甚至能带来希区柯克所言的“不无裨益的惊吓”,但同时,由于真实性缺失所造成的空洞也是确实存在的。由此,强强CP模式没能被完全呈现出来便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既然破案过程极其依赖犯罪心理的分析,略写走访、技术取证、诈供等更为现实的刑侦工作,姜医生自然在重要程度上远超于沈队长。甚至,沈队等人的角色类似于手铐、警车和监狱的拟人化,是负责抓捕行动的“国家机器”。到结尾处,皮皮有意给刑侦队的诸位加戏,让大家分了本来属于沈医生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分析”的台词,这个情节无疑说明了在这种推理模式下,身为警察的主人公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凸显与肯定的——除非他越俎代庖做了犯罪心理学家的事情。
《默读》则带有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特质,这种特质首先体现在它剥除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无论是凶手还是追踪者都始终是有组织的集体,而非福尔摩斯时期他与莫里亚蒂教授两个人即能分别代表公众的正义与人民之敌。破案过程不再依赖犯罪心理知识,而主要依靠刑侦人员的具体技术手段,调监控、收集物证、走访、从线人手中获取信息、诈供……手法真实琐碎,案件也不那么具有戏剧性(有些——如何忠义被杀案——乍看起来甚至貌不惊人),却在社会关系上更为复杂,涉及多方势力的纠缠角逐(如警察局中的内鬼、和企业家勾结的犯罪者)。如此一来,警察团体真正参与到推理与诱捕过程中,使骆队与费总的工作各有侧重,加之二者技能点和魅力值的平衡,自然也就顺畅地完成了“强强模式”的设定。此外,皮皮还用另一种方式确认了警察角色不仅仅是手铐与警车的拟人化:费渡对心理创伤的自我暴露,不仅仅标志着他对恋人的信任,还是呼救,是请求骆闻舟用程序正义的方式,阻止他用自己的手段惩恶扬善。于是程序不再只是程序,而是真的可以阻止人坠入深渊的正义手段——警方角色在此有了更重要的意味,他们同时代表着目的正义和手段正义。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对于罪犯与受害人形象的展现。《默读》中的罪犯不再是热衷于把变态心理解剖给众人看的杀人艺术家,虽然亦有苏落盏之类让人看了发冷的变态形象,大多数却是乍看之下平凡无奇的小人物——或如赵浩昌拼命想从贫穷的泥淖中拽出一条腿伪装体面,或如董晓晴胆小又无人可倚傍、对父亲的死因难以释怀,或如魏文川本意只是建立完美的学校霸凌体系……他们大多揣着完全能为正常人所理解的动机,这种有尺度的丑恶(或在丑恶与无力感的裹挟之下身不由己)远比彻头彻尾的扭曲更令人胆寒。关于受害者,Lofter上的“破停车场”太太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顺便向全世界安利这位瑰宝太太!):
Priest写王秀娟用的是一种很克制的笔触。有距离感,甚至有一点冷漠。她形容她‘胆怯、愚蠢、生命乏善可陈’,用平淡的语调叙述其‘有生以来第一次到燕城来,就是独子与她生离死别’、‘其有无喜怒哀乐不可考’。语言越平铺直叙、越冷静,越让看见了她的灾难与挣扎的我感到憋闷……她和她所代表的人群,难道不是始终生活在社会同他人漫不经心的一瞥中吗?她生命中的苦海不一直像这样掩藏在吝惜笔墨的陈述下吗?
最后,言辞匮乏如我大概只能化用1944年钱德勒在《简单的谋杀艺术》中夸赞哈米特的段落来完成一篇皮吹文的升华段落了:“皮皮是为那些对人生抱积极进取态度的人写作的。他们不怕事物的阴暗面,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里。暴力并不会使他们害怕,因为暴力就出现在他们所处的街头。她把谋杀案还给了有杀人理由的人,不仅仅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她把这些人物如实地形诸笔墨,他们的谈话和思想所用的语言就是他们平常用来谈话和思想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