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钩者诛

之龢
2018-06-18 看过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庄子·胠箧》

  鸡鸣狗盗,无以为是。擒贼制恶,无以为非。

  不问而取,谓之盗。这是在人类社会才有的是非标准。大概人类在智识上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之后,就有了“物权”的概念。人类百万年来的纷争与征战,大概也都与实有之“物”和虚有之“权”相关。而千万年来所谓文明,似乎也无外乎协调物权。共有或私有,以及公私的界限。

  回首数千年走来的路,如果今天的人们依然简单地鄙夷偷盗、颂扬“正义”,是否有愧于先人前路?

  这本书本应体现其意义所在的,是第三章“‘贼心’基因形成考辨”及附录。第一章是作者对镇江市盗窃服刑人员的访谈。第二章是对反扒警察胡雪林的刻画。所以,最后部分意在探讨贼所以为贼,乃至贼何以不为贼。

  作者认为,盗窃很多源于生活所迫或好逸恶劳。[1]不良生活环境或社会风气也会诱使人偷窃。[2]作者进而试着开出了一副药方:

  一、承认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父母与家庭不要对子女有过高的期许。

  二、树立“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不以富有者趾高气扬而自卑。

  三、养成阅读人文书籍的习惯。

  四、建立有益的朋友圈子。

  五、学会一门赖以为生的手艺。

  六、学会换位思考。要理解遭窃者的苦痛。

  七、遇有困难要求助亲友、社会。[3]

  这幅药方大概“适用于”人类所面临的所有困境,甚至在承平之世可以作温饱小康生活的路引。附录中犯罪心理学博士廖建清用“学术化”语言大致又重复了相当的意思。[4]

  手上的菜刀钝了,是否有办法感化菜刀以使其在工作中时时不忘伺机自我磨砺,以便永葆锋利?毛巾潮湿霉烂了,是否应该让它日出日落之间不忘刻刻向阳保持干燥?

  人,不能指望器物自律,以合乎人的需求,简省人维护、保养工具的义务。

  芸芸众生之于社会,就是器物。“君子”不器,而君子不过百之一二。几乎所有的人,由生而死,不过维持人类社会运转的细碎部件。这部机器需要纺织工人,也需要售货员;编程师,流水线工人;饲养员,屠户……除了可以金钱衡量的“价格”之外,难言“价值”。当然,或许:警察,小偷。

  人类社会的等级,某种意义上就是“器人”的能力。人类社会在广泛意义之上,互(fēn)以(gōng)为(xié)器(zuò)。然而,其中的一部分人,大概为人所器的机会要远远多于器人的机会。比如拾荒为生的人,大概极其偶尔可以捡拾到些钱,买一包烟解馋,从而直接地役使了一回小店的店员,而无论其眼神如何鄙夷或嫌弃。间接地,他大概也以极小的份额役使了货车司机、卷烟厂工人、烟农,以及其他。当然,也有一些人与之相反,譬如有专职的司机、秘书、厨子,乃至其他凡人知与不知之器。小偷大概接近拾荒的更多一些吧?我们难道要求拾荒者做维护城市形象的中坚?可悲的是,拾荒者恰恰是不少地方维持“市容”的硬骨头,以致被拔除扫荡了之。

  在这本不厚的书中,约占一半篇幅的小偷口述中的部分故事里,不难发现作者错失或无视的病因。

  邹某,江西湖口人,28岁(2010年时,下同),初二肄业。18岁时,在宁波某服装厂,因羊绒引起过敏而离职。在泉州某工艺品厂工作后感染甲肝,疑因工作中过量接触化学品,后遭解雇。后来在厦门工作期间患卵巢囊肿,家人自费为其手术。随后到苏州某网吧工作。一日因没钱治病,老板娘不肯借钱,偷了老板娘的钱。[5]

  程某,江苏溧水人,40岁,原系环卫工人。2008年,曾因为他人偷盗时情急将所得钱包丢弃在其环卫车辆上,被公安机关简单认定为同案犯,最终判处实刑。出狱后,从事偷窃。[6]

  汪某,安徽蒙城人,49岁。自幼乞讨、流浪为生。成年后,出生地公安机关以长期不在当地生活为由,拒绝为其办理身份证件,因而难以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7]

  赵某,贵州桐梓人,25岁。2007年,朋友与着便衣刑警口角引发肢体冲突。因为帮朋友出气,参与斗殴,结果被刑警大队警察拘禁,遭十余名警察殴打。[8]

  此外,访谈对象中聋哑人占到较高比例。他们致残的原因大多是幼年医疗事故,而非先天原因。他们难以找到工作。作者在其中一份访谈笔记中写道:“如果用天生丽质来描述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或许带有修辞性的夸张。但说她生就一张相当漂亮的脸蛋则是不含水分的。……如果她不是聋哑人,又能受到正常的教育,也许她的命运完全不同。追逐她的体面的男士大概也得在后面排成长队。”[9]

  人的社会责任应当是与其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相称的。社会对个体约束力的强弱应当与其所占有财富的多寡或社会地位的高低成正比,俗称“抓大放小”。而人类社会往往存在的问题却恰恰是约束草根而放纵“菁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并非用来注解严惩犯罪的庶民,而是对“刑不上大夫”的乏力纠偏。一个人哪怕近乎文盲,也要为偷盗付出自由的代价。而刑警因为意气之争,拘禁、殴打,哪怕在那名受害者本人想来,都“顺理成章”——他说:“原来这人是穿着便衣的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你说这祸闯大了吧?他能轻饶了我们吗?我和另外三个人一起被抓到刑警大队,手被铐起来,10多个民警轮流来揍我们。”[10]

  这些人在求职中遭遇雇主不公正待遇时,“社会”没有出面要求雇主保障劳动者健康权,承担工伤责任。这些人在遭遇行政机关不作为,乃至不法侵害时,“社会”没有出面要求责任人依法履职,要求施暴者道歉、赔偿。这些人因残致贫,“社会”没有积极摸查,为他们解决生存和生活的问题。当他们的手伸向别人的财产时,“社会”出现了,说:你犯罪了,你要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不可否认,他们所以偷盗,不劳而获与好逸恶劳恐怕还是多数人违法的主因。然而,人恐怕多数是愿意不劳而获且好逸恶劳的。

  从书中的案例来看,多数“小偷”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一些因为贫穷,一些自称贪玩厌学。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我们是否有朝一日能够保证无论出身与境遇,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基本的教育?至于那些进入社会才发现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免费学习、掌握一门技术而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

  真正令人痛苦与绝望的,不是贫富的差距,而是自感绝无可能通过诚实劳动缩小这种差距。我们宽容甚至吹嘘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生活,却苛责那些无可奈何的围观者要自尊、自爱。

  人类没有那么高尚与伟大。只要我们的注意力依然在盗之为盗,我们的批评力依然在贫贱者之自律,贫贱就不会消除,盗窃就不会消失。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果,“我们”从根柢容忍并支持了“他们”的存在以自衬虚妄的高尚与伟大,正确和良善。


[1] 生活所迫与贼瘾成性[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91-194.

[2] 《酒吧长谈》与“路西法效应”[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95-199.

[3] 对“高危人群”的若干忠告[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04-206.

[4] 廖建清.非常态生存[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10-222.

[5] 流浪的心[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1-25.

[6] 飞来的钱包[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9-41.

[7] “黑人黑车”[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72-76.

[8] 误上“贼船”?[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0-101.

[9] “美丽”女贼[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58.

[10] 误上“贼船”?[M]//陈歆耕.小偷回忆录.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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