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过度解读的沈从文（2013）
自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辟专章对沈从文进行研究以来，学界对沈从文的研讨从未止息。这些研究分为五个领域：“湘西系列”小说及其衍生的人类学研究、“都市文明系列”小说研究、苗族神话题材小说研究、散文研究和生平研究。其中，对沈从文的小说研究，学界又大致分为三派：赞誉派、批评派、海外汉学派。赞誉派以凌宇、吴福辉、刘洪涛等为代表，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因其牧歌风格而表现了湘西世界的人性的美好和良善；批评派以赵园、刘永泰为代表，认为沈从文其人其小说分别表现了哲学和人性的贫困；海外汉学派以夏志清、金介甫、聂华苓为代表，折中而取，也基本上采取的是赞誉态度。
凌宇在解读《萧萧》《丈夫》《柏子》《贵生》等小说的时候，认为童养媳制、卖淫制、雇工制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展示出一种悲惨的命运，缺乏对命运的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影响极为广泛的教材中认为，作为童养媳的萧萧的命运是悲凉的，萧萧对自身的可怜生命毫无意识。对沈从文进行严厉批评的刘永泰，更是在《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中，认为沈从文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善良，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此说几乎得到学界一致同意，引用率极高，不一而足。李影心的《评<八骏图>》认为《柏子》完全表现的是性的麻醉和兴奋，不是一种适宜的生存方式。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认为《萧萧》表现了生命悲剧的不断轮回，根本原因在于乡下人理性的蒙昧，萧萧的“悲剧轮回说”大量见于各种论著，主要是肇自此始。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学界的上述研究，只是认为很多看似权威的解释其实是偏离语境的过度解读，而恰恰学界对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的研究阐释尤其过分。所以，本文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沈从文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当然，本文并不否认强制性解释的合法性，只是想说明，任何解释都应该有一个限度，此限度之一维，便在作者那里。此外，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解释，超出语境，就超出了解释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的附加解读就失去了有效性，变成了过度解读。
沈从文的未竟稿《抽象的抒情》有一段题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其哲理散文《水云》的副标题为“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他所写的是“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并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以取得人事上的调和。而最为人熟知的观点则是沈从文对“希腊小庙”的向往，他认为他建造的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爱怜是很明显的，他的神庙也不可能供奉他不认可的人性范畴的东西。因此，上述学者的结论就与沈从文的态度相悖，沈从文认可的东西在众多学者笔下成为了否定和批判的对象，学界对沈从文所做的断章取义式解读偏离了沈从文本人所预设的意图意义，解释非但没有到达沈从文意图中期盼解释的理想点，反而变成了脱离语境的过度解读。
妓女可能是女人最古老的职业，是人类常态生活之外的边缘生活。但即使不这样来看，《丈夫》也很难用道德或不道德来判定。沈从文明言“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如此而言，解释者在面对文本的时候，文本迫于语境的压力而对一种既定的价值观呈现出反抗的趋势。《丈夫》中的妓女老七在外接客的行为是得到丈夫的许可的，这也是他们乡下的“传统”，而当其丈夫从乡下来看她时，最开始也表现出很自然的态度，并未觉得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睡觉有什么不妥，只是后来由于丈夫的本能意识的觉醒，才觉得异常难受，夫妻俩第二天一大早才回了乡下。从接受论的角度而言，老七的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传统的观点当然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这不符合婚姻的要求，也是违背人性伦常的。但是老七却得到了丈夫的许可，这样一来，传统的道德观便不适用了，解释者无法用传统的道德观来审视老七和她的丈夫，简单地认为他们不道德。文本在这样一种语境的压力下，产生了悖论，道德与非道德的两种解释都产生了效力，冲突意义并置存在，让解释者陷入了解释漩涡，进退两难。
丈夫在几乎目睹了妻子接客的情况下，渐渐退却了先前的从容，变得难受，表现得十分沉默。丈夫的沉默或许可以看作是文本的沉默，因为除此而外，叙述者没有任何表明态度的叙述痕迹。在这样的沉默下，丈夫与湘西世界发生了冲突，由他们组成的世界也被他们亲手给摧毁了。没有任何一套现成的话语体系可以为此提供解释，解释者必须保持一定的超越距离，也就是说解释者必须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或之上，才有可能发掘出文本背后隐藏的意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漩涡导致了沈从文的小说意义的多样性，持有不同话语体系的人，都可以得出不同的评价，任何单一偏狭的解释的有效性都存疑。
《萧萧》的断裂之处更为明显。萧萧和花狗发生关系后，生下了儿子，于是她就不被沉潭或发卖了，萧萧继续留在小丈夫家里。萧萧和《丈夫》中的丈夫一样，他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压抑，但他们最后都打破了湘西世界的法则，前者得以继续稳定生活，后者和妻子一同回乡下生活。至此，本文并不认同上文提及的吴福辉等学者对萧萧命运的表述。试问，怎样才算对自身生命有意识？既然萧萧的命运注定是她无法选择的，那么她就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当一个童养媳。从萧萧的立场而言，萧萧没有任何错误可言，她只是在安静地适应生活。花狗打乱了萧萧安静的生活，使她怀孕，然而花狗也并未对萧萧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最后萧萧是否遵循族规而沉潭，其实无关大局，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文本在萧萧生下男孩后，便发生了断裂，她不被沉潭或发卖了。这样一来，按照萧萧的命运轨迹，悲凉只在于她是一个童养媳，而她的结局却不算是悲凉的，她仍然可以安静地继续生活在小丈夫家里。
萧萧的“无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性的美好与良善，这种人性的美好与良善可以与世俗进行抗衡，甚至更新了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这是沈从文的良苦用心。无怪乎夏志清在看完《萧萧》以后，精神为之一爽，因为所有发生的事情在萧萧的身心并未留下损害的痕迹，这是一切事物理应有的自然状态。本文认为，凌宇和夏志清等人的对立看法都可以同时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之中，而且并不能互相取消，两种解释同样有效，共同构成了《萧萧》文本意义的多样性，这也是沈从文反复言及的“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之两套话语体系的同时显现。
因此，为何现代学者要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话语强加于一个淳朴无辜的湘西少女？凌宇既然已经明确表示沈从文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而形成的特殊道德形态”来组织笔下的湘西世界，为何又质疑乡下人现代理性精神的缺失，甚至认为沈从文在柏子们和萧萧们安于现状的神情背后发出了失望沉重的叹息？沈从文对此种解读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他说：“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外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这说明了沈从文深谙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释。他为自己的小说集写了大量序言，总是将“美丽”与“忧愁”、“快乐”与“发愁”、“爱憎”与“哀乐”、“清新”与“热情”、“朴实”与“悲痛”等范畴对立并置，这样两方面的认识带给沈从文以大量的苦恼和冲突，不可调和，于是诉诸笔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的高度。
沈从文建构的湘西叙述世界，可以说几乎“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传统角度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在沈从文那里却是无足轻重的，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结局或命运可以说无关大局，而这种无足轻重正体现在了文本的沉默与断裂处，也就在建构湘西世界的同时，沈从文不自觉地建构了一套全新的话语系统，这套独立的话语便是沈从文面对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态度，以及他用文字对人生所做的一次重新安排。
沈从文的这种安排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抽象原则”，这种抽象原则是一种“情绪的散步”，它“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贺兴安《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一文指出，沈从文在自己的文论中有一套自己的美学词汇：美、爱、生命、生命的庄严、神性、宗教情绪、新道家思想等，这些词汇构成了沈从文的“泛神论”或“泛美论”，源自于他对生命的信仰，也源自于一种延长和扩大生命的愿望：作家的表达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抒情。所以，沈从文倾心于现象的描绘，用一种“单纯的人生观”对存在做出“较素朴的理解”。
如此一来，沈从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打通了天人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天人合一，而是一种天人的自然观，一种接近自然或与自然相通的生命形态，这已经具备了形而上特征，也就并非刘永泰所指摘的是沈从文的“哲学的贫困”。学界之所以会得出《边城》的悲凉意味，在于爱一方面是排他的，纯粹的，但另一方面，在爱的纯粹里，爱情或多或少会受到世俗的或神谕的干扰，最终导致爱的消失。不仅《边城》如此，《月下小景》《龙朱》等由佛经改编的故事和苗人神话传说故事同样不出上述逻辑。
沈从文在《水云》中反复提到“尺”和“秤”：“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段表述相当精彩，可以说概括了沈从文的一切创作：乡下人、与传统价值取向的不同、作家的意识形态的“较理想的标准”、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等等。这里的“尺”、“秤”、“尺寸”和“分量”即是沈从文自己的话语系统，作家的价值观与“普遍社会”的不合，是沈从文小说形成解释漩涡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更加充分地说明了沈从文的价值选择，沈从文面对“偶然”与“情感”，通过写作来证实生命的本质，从而表现一种“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并以此使生命得到一种平衡，这也是沈从文对未来生存方式的一种美学探求。
沈从文毕生致力于人事的书写，他笔下的人性大部分是基于法度之外的，没有任何一套现成的话语体系可以为沈从文的这几篇小说提供切近文本的解释，目前通行的关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解读可能只是不足解读或过度解读，因为沈从文的小说里有一套独立的思想话语系统，如果不能准确把握这套话语系统，任何有关沈从文小说的文化意义之评价或多或少会陷入过度解读的尴尬境地，就很难准确把握沈从文的作品之于文学史的意义。 参考文献 沈从文《沈从文别集》（20册），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凌宇《沈从文传》，东方出版社，2009.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美）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