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后现代所引起的

八日水
2018-06-10 看过

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并不仅仅存在唯一的道路,而且也不像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工程的倡导者们所断定的那样存在着最终的现代。

后现代时期更多地为各种崭新的、以文化为导向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形式所决定。后现代文化的特点在于它对科学主义的更富有批判性的新型关系,以文化导向的经济以及它与进步、与现代化的非空想的明智关系。

对于后现代文化而言,现代化并非一种形式,而是有多种步骤,这些步骤必须切实地为人们带来益处。近代开始的标志是主体的自我守恒和运动、能量、以及外部无限宇宙的守恒。如今,生态问题决定了人对自然无限制统治的终结,决定了近代以来人完全支配自然的乌托邦愿望的终结。

现代的概念区别于历史上的现代概念。因为现代或近代作为时代并不只产生一种设计,而是有许多的设计:改良、反改良、巴洛克、启蒙、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设计。和普遍性的、单一集体专制相反,后现代思想倡导多元事物构成的多样性,用以取代一种话语、一种承诺的历史。它用复数形式的历史进步、一致、社会进化及其理性表现等话语取代单数的一致、历史进步、进化等话语。

现代的标志既是对理性的神化,也是对理性的绝望。后现代本质主义以人类形而上学而不是自然形而上学作为它自身的基础。它致力于摆脱前现代古典主义的两个危险:矫揉造作的学究气;社会分化与等级划分。后现代遵循它自己的设计。

时代的权利是那个时代的人自己构建其时代和世界的权利。必须对那种强制完成现代性的作法加以限制,还要尽可能地留存尚未完成的东西,留下空地。

人与物的教化是对其自身潜能的培育与完善。通往现实性的教化过程与技术过程不同,它既要考虑到人自身的行为对行为关联整体的副作用及反作用,同时要顾及事物自身的权力。语言、思维模式以及将科学技术知识转化为硬件即仪器及机器的实践,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取决于交往和理解、文化行为规范及遵守行为准则之心。

因此,科学与技术只能在社会的行为及社会机构中实现。科学、经济与艺术构成文化领域。和理论的、经济的与美学的价值相适应的是知识财富、消费品和艺术品。理解这些财富,确立它们的地位,这是有意识的生命及其教化的功绩。

国家和宗教因其强制性和普遍性要求以及法律规定性和稳定性不能被算在自发的文化构成之内。现代相信自然科学的绝对解释权,相信理论与社会的自我设计可以还原为作用功能与交往媒介,并且对内在世界持有乌托邦式的希望;后现代对科学主义、功能主义及乌托邦主义作出批判。

与现代的原则‘功能决定形式’相反,后现代的原则是‘理念决定形式’。一个人或一件事总是与其理念相适应,不限于某项功能,也不限于其关系规定。人或事物体现自身和它的普遍理念,在其形式上包含着昭示宇宙整体的隐喻。

后现代文化的标志首先表现在科学与知识文化中,表现在知识体现领域,即思想把文化当作对象来认识的领域。一个社会的文化包括宪法、国家机构、风俗习惯、人的语言符号形式等等,包括从口头流传下来的风俗到成文法、自由的艺术等各个秩序的形式。拜物教是一种物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载体比文化本身的价值更受重视。广义的文化概念决定着所有人民当作文化现象经过整理和解释所创造、保持并传存的东西。宗教普遍有效性的要求和集权国家文化的服务性特征相对立,以致于集权国家将宗教作为敌对力量和(强制性)文化的破坏者来对待。社会行为与科技实践的培育,是造就文化、文化发展及其精致化的要素。广义而言,一切文化领域,一切人从其自身及其世界中所创造的东西,以及人对这些东西的所思及所说,都是可以培植的。培植同时可能意味着精致化和夸张。传统精神、生活方式及生命意义,在信教者来看由宗教所决定,同时它们也影响着世俗的环境和物质的艺术。

技术所包含的知识不是由外在世界引起的,而是由人发现、揣摩、‘构想’出来的。技术同自然、同人是如何打交道的,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人对自然提出的问题,取决于人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人利用自然、揭示其规律的目的。

技术去蔽方式是文化的方式,带有人的自我感知、人的目的及人的社会性的烙印。按照技术导向的社会科学的看法,技术决定着生活方式和人的活动世界。在技术与文化之间的条件关系中,技术的发展是自变量,而文化的发展是因变量。

从技术的格局来看,人与社会都被‘技术形态化’。在技术决定社会与文化的观点上,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致的。技术-经济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能源利用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自由程度与发展。但实际上,能源的耗费和生产成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成正比,它取决于技术与经济知识。

作为文化发展指示器的财富的增长和文化发展本身与能源消耗的增加并不相关。技术越大量地决定生活世界,文化与精神科学中对技术持异议者就越活跃,将社会成员联系一起的精神的纽带就越是要加强。要不然,就会出现因技术病理后果而来的文化病理后果,即个体以技术的范畴把握自己、自己与他者的关系。其结局是人的智力财富衰减和人的扭曲。

由于在科学中结构主义原则长驱直入,科学被分解为可严格确证的科学和模拟的、假设的科学。模拟向科学与技术的渗透表明研究中虚构与假设因素增长。假设、虚构本来是属于艺术领域的东西,如今面临来自科学领域的竞争,艺术转而接受了以往科学才有的参照准确的特征,把表达虚构性,表达素材和自然生长的感观可受性,作为自身的任务。

把人与电脑的技术交往方式转而用于人际关系,会导致一种危险的权力想象。对电脑的指令权力及其回答的可计算性,会按照刺激-反应原则,转移到人的关系上。同样,电脑化的思想及信息操作的清晰度会对社会关系产生令人忧虑的负作用,因为共存的多维性和不确定性遭到放弃。

对信息技术发展的怀疑还来自关于机器思维替代自我思维的幻想。这种幻想有时设想机器思维可以像机器代替人的体力劳动、信息处理替代精神劳动那样替代人的思维。单纯的唯物主义与单纯的唯心主义只是同一徽章的两面。无精神的唯物主义和软弱无力的唯心主义是精神上的两面人,具有双重面孔。现代二元论的后果是取消作为肉体与精神、无生命与精神的中介的身体。唯物论-唯灵论的对立最终影响了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过渡现象,即爱、性与性欲。在现代,身体越是失去作为灵魂的过渡和表达领域的意义,精神的追求就越是抽象、越是成为无肉体的唯灵主义的东西,爱就越是成为性、成为唯物的、肉体的东西。其后果是,性爱失去了它以爱欲与肉体的方式,沟通身体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的能力。

现代性终结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审美情境的丧失。纯粹的科技文化和纯粹的功能主义的艺术,不能依据天、地、人、神的四重性,将人的同根性纳入丰富的历史与居留中,因为技术与科学不能创造任何有机的生命联系。现代的经验是丧失文化情境的体验,后现代的努力在于,将这种失去的纽带重新联结起来。

和理性主义、现代结构主义相对立,后现代文化强调自我、单子和认识情境的独特性。个体不是静态地保持自我同一,而是在变化、并自觉地实现这种变化一样,文化本身也在变化、更新和转型。现代的伦理缺陷在于,现代相信,没有相应的道德文化,没有伦理抉择能力的提高,也可以实现社会与个人差异的增长,增加选择的机会。后现代重新要求人的自我差异,要求提高关注力、知觉和抉择的能力。竞争导致个性化,变化与竞争导致社会阶层的混合。与之相伴随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出更多的特有规律和经济从社会和‘等级’准则中分化出来。

后工业文化不再奉行一元论的产品政策,而以多样化、非集中化的方式制造产品。后工业时代的工业以它自身带来的文化更新为基础来更新自己。人们需求的那些产品不是满足一般需要的产品,而是符合特殊的文化层次的产品。

当前消费饱和、生产合理化以及大众福利的水平,只有通过一种精神上的努力才能维持,尤其在人们想逐渐降低这种福利对环境的压力的时候。保持技术、经济、艺术、哲学与经济组织的高水平,几乎和达到这个水平或重新创造它一样困难。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学习社会能力、获得这种能力,因为已学会的东西不会像基因一样世代遗传下去。

新事物的认识、发现于形成,并不是分析与构造,而是诗意地、意向性地使之显现,是对在存在事物中业已存在的概念性东西的亲自把握。需要多少能源,这不是一个技术上可以确定的数目。在生产中,能源耗费不仅可以多样的技术方式降低,也可以在生产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智力使其减少。在消费中,能量耗费也不是技术给定的,而是一个文化上的可变量。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能源消费文化。能源耗费是一个生活方式问题。经济-技术范式往往低估人的实践的文化意义与意义内涵。而事实上,大量重大的经济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它们刻有文化的烙印。

消费决定、投资决定总是带有文化及宗教的倾向,可以从文化和宗教上对它们加以解释。经济科学是文化的、自然的、技术的科学。企业家的真正业绩恰恰体现在技术知识、经济学知识与文化-美学知识及有关能力的融合中。经济不是道德中立的,并且它不在文化之外。在人的意愿、选择总有一个由期望、准则、观点、文化与道德的观念组成的一个整体在起作用。人的行为总是伴随着一种极为复杂的观念,经济目的只是这种观念的一部分。

能否获得好产品,以什么样的价格获得产品,并不取决于产品拥有者的心肠好坏,而是取决于他自身利益与市场上供求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描绘了一种生活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经济以及资本的使用已成为文化的唯一意义。尽管经济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调节节制,但社会总体并不只是按照资本有效利用的原则组织起来的。除了资本合理使用的要求之外还有民主、社会契约与文化水准的要求,基本法和法制国家高于资本的合理使用原则。

效益是效用值,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价值与终极目的。科技知识并不是对生活世界唯一重要的知识形式。由于经验知识加速发展,文化教育知识、实践教育知识与宗教--形而上学的救赎知识就会重新显示其合理性。文化的渗透与感性具体化作为艺术与文化政策的导向原则意味着创造一种共同的文化情境,这种文化情境不仅是由技术与功能、技术指令与社会功能要求,而且也是有共同的象征性的,即形象与叙事的意义决定的。

在现代,技术一度占上风,而在后现代的当代,占优先地位的应当是社会文化。与文化的广泛的有机本质相应,文化政策是文化各机构对社会自身的意义、对生存意义与生命秩序的承接与发展的集中反思与构想。文化政策影响社会文化表现的整体,影响着社会精神的自我观念形成及其自我说明。

多元主义不能回答关于文化的意义问题,而只能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结果。在文化上,多元主义的观点值得怀疑,因为它使文化意图消解在任意性中,使之完全陷入一种近乎反文化的危险偏见中,不是努力进取而是任意性占上风。

多样性是一种生动的文化的结果,但不是它的开端与目的。人可以处在无限多的可能性中,但这毕竟只是可能性。就个人的整体存在与社会秩序而言,开放的含义不可能是指人认识所有的可能性,而又不使自身丧失于其中。

一种社会文化的开放与封闭及其确定性,必须处于平衡状态。给予次级文化一定的权利,并不是指为一切选择提供同等的空间。不合规范文化的规范性,并不就是文化的反常现象,而是异己文化的非规范性。不应随意给规范性的对立面贴标签,而要容忍这种异己的东西。规范性概念并非是为了给所有不规范的东西刻上有罪的烙印,而只是表明,相对于那些虽没有被禁止、但也不予财政和心理支持的生活观念而言,对某种义务与责任的整体性、生命意义与秩序整体的推崇。文化向我们提出要求,并给予生活形式的质量、业绩与传统等为之努力的东西。然而,文化也必须容许个人、集体自我及其意义的变化。

文化的统一是通过技术和技术应用的共同性建立起来,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这种文化共同性更多地建立在物的、非生命的层次上,而不是建立在精神、人类之爱与公民友谊的基础上。西方思想的三要素,即科学、人权与基督教的明显特征是三者都提出对真理的普遍性要求,提出每个人都可以认识真理的要求,同样,三者都确认,每个人都是有把握真理能力的存在者。科学、自由与基督教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一种必然的统一。如果这种统一解体,走向无宗教的科学化,走向敌视宗教和科学的自律性,就会威胁人类的发展。因为完全自律的科学,当其不顾及人权,不顾及个人的、宗教价值并为保持创造性而一味纵容科学的好奇心与实验技能之时,它就会凭借技术与科学活动威胁人类,导致一种不人道的世界乃至人类的毁灭。

相对于先进发达的国家社会来说,人权观念尤其要求保护尚存在的石器时代文化的人权有效性,因为在此存在着极端的权力不平衡,需通过国家社会的自我限制和对弱小文化的保护而来补偿。人权普遍性传统和民族文化同一性的结合,说到底是文化渗透和价值观念感性具体化问题,类似于当代工业国家科技导向的世界中文化渗透和感性具体化的后现代结合方式的问题。

如果多样性、开放性、教养及表现力,都不能作为人的终极目的,那么,什么是文化的设计?如果文化超越了促进教化的目的,那么文化设计的意义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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