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主体的去实体化——兼论内容与形式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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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2 看过

原先读李泽厚先生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很喜欢其中论及鲁迅的现代性意识和“超越启蒙”的部分,而忽略其中《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一文,今夜读之,对其中有关胡风的“民族形式”问题似有所悟,牵连出一些哲学想法,草草书之,作为提纲,以待日后之展开。

一、

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中认为,新的“民族形式”不是继承旧有民间文艺传统(民间形式),而是应当搬进西方的文艺内容和形式(这也正是五四新文艺的特点),“使国际的东西变成民族的东西,后者被贯穿在前者里面”,“内容(阶段现的现实斗争和革命性质)决定形式,而这内容,从五四以来,却是现代的、‘国际的’。”(均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2008年,页79)李泽厚认为,胡风的理论价值体现于此处。我以为,从今天看来,胡风此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在当时具有超前性、深刻性。

二、

胡风论辩的对象向林冰认为民间文艺包含着两个对立契机,是包含着两个可能前途的矛盾统一物,民间文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产物,一个方面也具有炸裂封建社会的前途、契机。

向林冰所认为的这种矛盾双方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的观点,被胡风斥为具有宿命论和因果报应思想的根源:由生推到死,由发生看到结果。(上书,页80-81)这实际上是非常肤浅而蹩脚的辩证法,这种由逻辑统摄而盘旋、曲折上升的想法,将直接导向宿命论,而在实际操作中陷入无所作为,流于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市民经验。可以见到,当下仍有极大一部分人在兜售这种伪辩证法,而这种伪辩证法也取得了与其理论深度相反的地位。

三、

为何强调现实经验,强调现代的、世界性的(实际是与西方发生碰撞的)内容?胡风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其论辩对象向林冰恰恰将形式从现实内容中抽离而实体化了。(上书,页79-80)

李泽厚曾指出,这种将意识、精神存在层实体化的做法,是德国观念论一大弊病,黑格尔是其典型代表,这一精神主体的实体化问题为马克思的一些阐释者继承,将辩证法扩而为自然辩证法,统一精神存在与物质操作。这实在是旧形而上学那无所从来的不由分说的强暴。

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变异,形式随之变动,此中如果包含有内容积累、沉淀之意味,那么,形式的变动是有方向、有迹可循,立足于一个(终究是)被抛掷的(因而是某种偶然,此偶然背后是否有更高一层必然,暂不论)、稳定的基础。(因而最初的被抛基石格外重要,而人正是牢牢抓住这一无所从来的被抛基石的,这一基石是主体发生的起点,也是一切认识产生的前提,其认识论地位有待明确,但在这一方面,被抛基石的存在论地位是相对显明的。)

这也正是我们理解李泽厚所提文化心理结构、人性结构、情理结构、心理本体、情本体等等概念需要注意的地方。李泽厚这些看似结构主义的论点,其实不仅没以结构替代主体,而是在承认被抛偶性的存在状态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通由积淀论,使主体得以生长、自我建立、显明,但是,也正因为李泽厚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形式(结构)并非是实体化的。

如果容我在此粗略地、不重视文本地、不安分地妄说一下,二十世纪哲学强调的主体间性、结构主义、语言等,包括儿童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都表明哲学不再关注主体,准确来说,实体化的主体再也得不到信任,从而将关注视角转移到关系、结构、形式等现实技术性(认识论)和实践性问题上来。但是,我以为,我们应区分主体和实体化的主体,不能因为实体化的主体造成了某种形而上学恶果,就对主体问题进行搁置、甚至抹杀主体。

四月份我读到孙歌的新书《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三联,2018年3月)时,对其中关于鲁迅“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一切”(见《历史与人》,页46)的看法印象很深。孙歌讲,鲁迅的这种“抵抗”形态,即内向挣扎,通过挣扎促进文化再生,在此过程中,将产生新的普遍性理解。(参见《历史与人》,页47)

拒绝成为自己的自我否定,不是通过成为模仿他人而获得的。在文化之流中,不应将西方抑或中国视为实体化对象,但是这种非实体化,并不是要取消自身作为主体的性质(这种取消,实际上使任何一种投射在实践中的确定认识成为不可能),而是避免将自身陷入实体化的某种异化之中(实体化的构陷,反而造成一种与实体化意图完全相反的异化,确乎吊诡),因而去实体化恰恰保存了主体。

四、

拉杂写到这里,原本为我一直批评的李泽厚的“西体中用”之观点,反倒显露出合理性来。任何旧式的中体西用,都是浅薄的伪辩证法,特别是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市民经验(甚至不如市民经验,因为这一浅薄立论在实践上将无所作为),最后都将成为某种封建的东西改头换面而来的中体中用。你把文化当成个蛋糕看待么?莫非所谓糟粕只是点缀在蛋糕上的那么几个可以轻易摘除、分离的草莓?任何试图对主体进行改造、新建、引导的尝试,都必须从体的角度进行操作,其中具体内容的变动,首先就是世界性的(在这个语境中就是西方性的)、现实性的、现代性的。李泽厚强调以西方物质生活立体,虽然我一直认为他对物质实体和社会存在二者的概念有所混淆,但在去实体化和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重新考察中,以西方物质生活立体,并非全然没有道理(虽然我至今不能同意李所言西体中用)。

五、

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史论很显然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哲学关照角度去写的,关于胡风这篇我以前未加重视,今当补过。这回大约又是六经注我了,书评中不少内容估计也只有我自己能够读懂,而牵连出许多哲学关照来。

6月2日凌晨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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