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癖”四重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基拉尔式”解读（修订版）

多年以后，当我一再想回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发现我最大的误解，发生在弗兰茨身上。也就是说，这部书的四个主角里，我最后一个理解的人物竟然是弗兰茨。弗兰茨是书中真正意义上的好男人，这就注定他在这部书里要承受最大的委屈和误解。当然，误解不只来自读者，也来自书中人物。为了能够理解，必须制造误解。理解了弗兰茨之后，我才理解了书中所有人物，理解了昆德拉在这本书想要抵达的终点。 要谈弗兰茨，首先必须谈托马斯，在某些角度，托马斯和弗兰茨展示的正是截然对立的两面。摆脱道德洁癖，我想，几乎所有女人都会喜欢托马斯。托马斯的职业是外科医生，能力强，社会地位高；他有思想，有品位，蔑视世俗，特立独行；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托马斯是浪子，当我们说一个男人是浪子的时候，可说明两点，第一，他有趣，第二，他有充足性吸引力。尽管托马斯从来不是一个忠诚的男人，作为一名叙事性的情场高手，他乐于在不同女性身上探索人性之间微妙的差异。特丽莎搬到托马斯住处后，渐渐察觉到他的不忠，并且开始受到折磨。她偷看了萨宾娜写给托马斯的情书，于是开始做恶梦。她梦见自己在一间大屋子里，房子中间有一张床，像剧院里的舞台，托马斯与萨宾娜在那做爱，却命令她站在角落里观看。梦里的场景让她痛苦不堪，她用针刺入自己的片片指甲，盼望能用肉体之苦来代替心灵之苦。随着托马斯越来越多的出轨事实暴露，特丽莎的恶梦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梦境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悲惨。此时的特丽莎已经是一名报社记者，是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现代女性，如果她感觉到背叛和受辱，不堪忍受这份折磨，她完全可以离开托马斯，结束她的恶梦，但她选择了隐忍和接受。 不仅仅是隐忍和接受痛苦，特丽莎还开始发生转变。让我们来看看特丽莎的性幻想吧。“我想与你在我的画室里做爱。那儿像一个围满了人群的舞台，观众不许靠近我们，但他们不得不注视着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萨宾娜写给托马斯书信中的这幕场景对特丽莎来说已失去了初始的残酷，甚至开始使她兴奋。每当她和托马斯紧紧楼抱在一起时，她总是如此低语，“我会为你去给她们脱衣服的，给她们洗澡，然后把她们带给你……”我想这应该是最受女权主义诟病的一段吧——拥有一名心甘情愿受虐的女性奴隶，这简直就是男性的超级春梦！肤浅的昆德拉！我们很容易就能把特丽莎的性幻想和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解释对应起来，以证明特丽莎是个真真正正的“受虐狂”——“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自己好过一些。把痛苦视为一种乐趣的便可称为受虐狂。”——然而，昆德拉真的就这么不堪解读吗？我们是否注意到，当特丽莎叙述这一场景的时候，托马斯的表现是困惑的，他并没有从中传递到兴奋和快感，也不愿意去理解特丽莎，性幻想的“受益者”是特丽莎，她选择了奴隶身份，但“主人”只在她的幻想中存在。 心甘情愿“受虐”的不仅有特丽莎，还有萨宾娜。在性爱中，托马斯基本掌握着主动权。不管在特丽莎，还是在萨宾娜或者是别的什么女人而前，托马斯 都习惯发出指令，“take off!（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指令是如何发出的。“托马斯的方式，不是去抚摸对方，向对方献媚，或是恳求对方，他是发出命令，使他与一位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温和而又坚定，甚至带有权威的口气。而且他还保持着一定距离：那时候他从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很明显，这是主人对奴隶的指令。想象一下，两个平等的谈话者，瞬间角色调换，变成主人和奴隶——然而几乎托马斯遇到的所有女人，都无法抵抗这词汇魔力，在这简单直接不乏粗暴的指令面前，心醉神迷，完全顺从。这样的场景描述，不由让我们再次思考：“屈从心理”，也就是“受虐”，对女性而言，真的是获得性快感的必然途径吗？ 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尼采的名言：“若你到女人那里去，不要忘记带上鞭子！”萨德也曾说：“进到女人心里去的唯一途径就是折磨她。” 延伸到现代，弗洛伊德说：“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受虐倾向是真正的女性气质。”弗洛伊德的信徒、维也纳女心理学家迪兹克认为，受虐倾向是女性特征的基本因素，是女性获得性快感的基本条件——总之，传统心理学研究，即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大都认为：受虐倾向基本上是一种女性气质，即使受虐倾向发生在男性身上，也是该男性认同女性的结果，受虐倾向对于女性来说是正面的倾向，是性成熟的表现，这由男女的生殖器构成生理结构就已经决定……这几乎快要成为解剖学的结论。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难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尽管很多女性日常生活中被虐得死去活来，却仍然离不开她那个有家庭暴力或者出轨的丈夫。然而，我们真的可以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女性天生就有受虐倾向，天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吗？当然不。 我说不，不仅仅是因为女权主义者反感这个结论，也不仅仅因为这容易成为很多强奸犯的借口——当她说“ＮＯ”的时候，她心里说的其实是“ＹＥＳ”！即便受虐倾向在女性这边表现得更为常见，也不代表这就是女性特质——当然，实际上也并非如此，现代生活中，男性对虐恋的需求远远大过女性，在虐恋网站上，寻求施虐者的，往往是男性，他们承受生理之疼的能力及从中享受到快感的能力也远超过女性。而且，男女受虐狂在施虐对象的选择上有微妙的差别，那就是，男性受虐狂可以接受不同的多样化的施虐者，一样能达到性快感的高潮，而女性受虐狂选择的施虐者却相对来说更单一，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否则，就不能达到性快感。如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生理特点，那就意味着，与其说受虐选择是一种生理机制，更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心理机制——那么，这里头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呢？如何区分精神上的被虐和肉体上的被虐带来的快感？为什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女人，弱小如特丽莎，强大如萨宾娜，都愿意心甘情愿接受托马斯的主人指令，心甘情愿地在性爱角色中扮演“奴隶”角色？ 我们终于可以来谈谈我这篇文章里最想谈的人物弗兰茨了。和托马斯相反，弗兰茨是被萨宾娜“抛弃”的男人。关于“抛弃”弗兰茨，萨宾娜给出了充分的理由，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弗兰茨在性爱中，并不像托马斯一样占据主动权。有一次，萨宾娜问，“为什么不用你的力量来对付我？” 弗兰茨则温柔地回答，“爱就意味着解除强力。”这段对话立刻让萨宾娜明白了两点，“第一，弗兰茨的话是高尚而正义的，第二，他的话说明他没有资格爱她。”“她内心中自语，弗兰茨也许强壮，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与共的人面前，在他爱的人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弗兰茨的软弱也可以称为美德。他从不向萨宾娜下指示，从不象托马斯那样命令她，要她躺在镜子旁边的地上以及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他并非不好色，只是缺乏下达命令的力量。有些事情是只能靠暴力来完成的。生理上的爱没有暴力是难以想象的。”这一段表达再明显不过了，弗兰茨日常生活中的美德，一旦到了性爱角色中，便成了软弱的象征，这使他变得毫无性魅力可言，尤其是在与托马斯的对比映衬之下。萨宾娜显然不会希望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人来控制她——“如果她有一个指挥她的男人又怎么样呢？一个要控制她的人吗？她能容忍他多久？不到五分钟！”但是，唯有在性爱中，她却渴望暴力——这究竟是萨宾娜（某个或者某类女性）的渴求，还是所有女性的渴求？ 我们再往前一步，切换到另一个场景：在一次乏味的移民聚会讨论之后，移居到瑞典的萨宾娜触摸到了无边无际的虚无。恰巧在她人生最虚弱的这个时刻，她突然发现了弗兰茨在火车包厢里迎接她！这本该是一部平庸爱情剧的高潮。“她伸出双臂抱任了他，吻得他透不过气来。她像最平庸的女人一样，有一种焚心烈火般的欲望，想告诉他，别赶我走，抱紧我，把我当你的玩物，你的奴隶，猛烈地玩弄我吧！但她什么也没说。”萨宾娜再次用身体表达了自己渴望成为奴隶和玩物，但这次她没说出来，因为她知道，就算说出来，绅士如弗兰茨也依然不会明白，他再次错失进入萨宾娜灵魂的密码——是灵魂，不是身体。 如果不再作深入分析，我们很容易到此为止，再次轻率地得出那个结论，女性在性爱上是有屈从心理的，她们需要被虐才能得到快感，她们需要一名“施虐者”。弗兰茨之所以在女性面前没有性吸引力，是因为他不能施虐，他不能满足女性的受虐需求，无法协助女性完成她们奴隶身份的转换。昆德拉为什么要这样写女性？他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吗？在一个现代化的叙事情境中，他就不怕受到女权主义的攻击吗？——事实上他受到的攻击也不算少，甚至有不少文章得出，昆德拉有“厌女情结”。然而所有这些评价，都未免太流于表面。昆德拉笔下的众多女性，丰富而又立体，细腻而又敏感，智慧而脱俗，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现代女性群像。尽管不少人把弗洛伊德理论往昆德拉身上生拉硬扯，但昆德拉是不以为然的，他倒是在一篇文论里很明确地提到过，勒内·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小说文论。既然这是他最喜欢的小说文论，要么，基拉尔的观念影响了他的创作，要么，他的观点和基拉尔有吻合之处，两者必居其一。 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是一本我翻了将近二十年的书。不仅因为他谈到的五位小说家每一位都是文学史的重量级人物，也因为他建立的体系足够庞大，与其说这本书是一部小说文论，不如说这是一部社会学和哲学的皇皇巨著。因为，他谈的不只是文本，他谈的是人性，而且，他谈的是人性中最复杂也最微妙的部分，就是人的欲望结构。这么多年，在我不断的回味中，我越来越感受到，昆德拉的文本，只能用基拉尔的理论来解读。写到这，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出版于1961年，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出版于1984年。两个人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基拉尔比昆德拉只大了六岁，但昆德拉的小说却晚了二十多年，他们的时代紧密相联，观念也互相渗透。我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视为昆德拉向基拉尔的致敬，也可以视之为昆德拉的野心——靠近基拉尔所列的五位伟大作家梯队的途径。我想，昆德拉做到了，他不仅靠近了，甚至有可能在某些部分已经超越了。 有些读者厌恶昆德拉从叙述背景中跳出来，但我们千万别忘了，对小说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作者跳不跳出来，而是这个文本是否立体，是否有足够的丰富性和解读性。一部小说就算作者从不跳出，只要它让人思考和延展的空间很少，也是一部劣质小说。尽管昆德拉不时地从他的文本中跳出来，你依然能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发现很多他从不解说的东西，他留了足够的思考空间给读者。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到——多数人（特别是文学批评家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文本，而是急于从中得出结论。昆德拉夹叙夹议的叙事方式，也使得评论家把视线都放在他的议论上，而忽视了人物和细节分析，毕竟，分析语义，比理解人物要简单便捷多了。这也导致整个汉语体系对昆德拉的几乎所有解读都太流于表面太过肤浅，多数只停留在他对政治极权或媚俗的批判上，这不是真正的小说评论，这是观点评论——真正的小说评论，永远从人物出发，从场景出发。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有没有可能，昆德拉的议论只是他的障眼法呢？表面上他提供解读路径，实际上是在制造干扰？——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老练且狡猾，也熟读小说经典，他不可能不明白文学批评家们对小说作者的偏见。他不断顽皮地在他的文本里现身，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不是站出来帮助理解的，恰恰相反，是为了制造误解，放烟雾弹。 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文本之中。这一次，我要用的是基拉尔的文本解读视角。每一部伟大的小说，它描写主题必然是欲望，因为小说描写人性，而欲望是人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了解了人类的欲望结构，我们才能理解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关于欲望结构，没有比《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分析得更彻底了。而在所有欲望里，性的欲望最隐蔽也最直接。二十年前我买书，只挑最难看懂的买——能看懂的为什么我要买回家呢？——我可以呆在书店看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为了看懂这本书，我得花上这么多年。我以前最不能理解的是第八章，标题为《受虐癖和施虐癖》——我不明白一本好好的一部小说文论，为什么单列一章来谈受虐癖和施虐癖，难道施受虐必须是伟大小说的特征？我那时还那么年轻，深陷欲望泥淖，当然还看不懂。如今的我却每再看一遍，都拍案叫绝。论耐读价值的话，这本书太值钱了——无限信息量，字字珠玑，随便翻开哪页，随便哪句话，你都可以读上半天，回味无穷，阅读过程完全是一场心灵的崎岖探险，不断感受到自己的智商在接受挑战。 基拉尔认为，伟大的小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这些小说揭露了“形而上欲望”， 而不只是单纯地反映了“形而上欲望”（只反映而不能揭示形而上欲望的，是基拉尔瞧不上的所谓浪漫派小说，这也正是基拉尔在书中严厉批判的“浪漫的谎言”）。因此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昆德拉的小说在揭露“形而上欲望”上，是鞭辟入里，毫不留情的——按他的设计，不仅仅是我前面所提到的特丽莎和萨宾娜，也包括托马斯和弗兰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四位主人公，全都被“形而上欲望”所折磨——当然，“受虐癖”也是“形而上欲望”的一种，而且具备“形而上欲望”的晚期特征——因此他们都是重度“本体病”患者。 什么是“形而上欲望”？基拉尔在他的欲望理论里，把人的欲望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发性的，从主体（人）到客体（欲望对象）只需一根直线予以图解。基拉尔指出，人的自由只有两种模式，神的模式和人的模式，前者是宗教的模式，后者则是“他者”的模式。这种自发的，诗意的，直线型欲望，属于神的模式，和宗教经验类似，属于垂直超验。而在现代社会，人的欲望不可能是一种主动、本能、自然的产物，这种欲望源自“介体”——也就是“他者”。这种欲望是向他者借来的，非自发的欲望，被命名为“三角欲望”，亦即“形而上欲望”。为什么说这种欲望是借来的呢？现代社会宣布“上帝死了”，“他者”便接替了上帝的位置、接受主体的崇拜。这个“他者”，有可能是一个虚构人物，也有可能是一个现实人物。 举个简单的例子，堂吉诃德崇拜骑士小说里的阿马迪斯，因此，阿马迪斯便成了他摹仿的对象和介体，堂吉诃德从此抛弃了个人的基本特性，不再自主选择自己的欲望客体，而由阿马迪斯来代他选择。阿马迪斯喜欢的正是他喜欢的，阿马迪斯追随的也是他追随的，他把这种借来的欲望和自我意志完全混淆。同样，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特丽莎的欲望也同样是借来的，她听贝多芬的音乐，她在腋下夹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她渴望“向上”，而指引她“向上”的欲望介体正是贝多芬和《安娜·卡列尼娜》，她刻意用这些标识自己的灵魂——为什么我们的灵魂需要标识？——“在中介产生之初，主体的经验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和精神都极端虚弱，主体躲进幻想出的他者的神性，就是为了回避自身的虚弱。” 多么精准的分析！任何一种攀附，都是为了回避自身的虚弱，不管是媚俗（kitsch），还是“媚雅”，不管是为了迎合大众，迎合某个政治团体，还是为了迎合某个文化标签。 那么，什么是“本体病”呢？很简单，那些感染了“形而上欲望”病毒的人，就是“本体病” 患者。“本体病”患者把欲望的目标等同于欲望的中介，由此衍生模仿、攀比、嫉妒、竞争等各种荒诞剧。相对应于宗教体验的“垂直超验”，“本体病”也可以称之为“偏斜超验”。本体病患者，也可以称之为“虚荣人”，斯丹达尔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现代人为什么不幸福？因为我们虚荣。”虚荣是现代人最强烈的欲望。人只欲求他人所欲求的东西，所谓“最聪明的广告不对我们说某某产品质量精良，而是告诉我们‘他者’都跃跃欲试。” ——“他者且只有他者能够激发欲望，不仅如此，当实际经验与他者相左右时，他者的意见轻而易举就可以占上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代化情境下，无人可以避免，人人都是“攀附者”或“虚荣人”。 当然，每个人的自负不一样，模仿的介体也不一样。而且，这个介体是不断变化的，越是“自负”的人，选择模仿的介体离自己就越近，那些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远的，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的，叫“外中介”。举个例，明星们做广告，说他们用什么产品，那么粉丝们也蜂涌而上，这个“明星”相对粉丝来说，就是“外中介”。而那些场距离很近，因而或多或少彼此渗透的，叫“内中介”。“外中介”是很容易理解的，而“内中介”就复杂多了。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中提到的五位作家，从塞万提斯，到斯汤达，到福楼拜，到普鲁斯特，再到陀斯妥耶夫斯基，不仅是按时代，更我是按欲望中介的距离来排序的——随着中介的距离越来越逼近，内心的紧张、对峙以及风暴也就越来越大，到了陀氏，几乎登峰造极。所谓现代小说，就是内中介距离越来越近的小说。基拉尔说，“介体每接近一步，就朝着受虐癖迈进一步”，“欲望永远以奴隶地位为其结束”——坚持读到这里，你们能发现，我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人物分析才算刚刚开始。因为，那些伟大作家们描述的欲望终点，正是昆德拉写作的起点。这本书描述的正是“内中介”的极致，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受虐癖”，我们总把关注点放在“轻与重”，放在“灵与肉”上（这正是昆德拉大张旗鼓在文本表达的），却忽略了揭露各式“受虐癖”，才昆德拉写这本书的核心目的。 （注：请原谅这么多的铺垫，因为，如果不掌握这些名词，我们就不可能用它们来作为工具读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是同样，我希望所有人不要因为我简易的解读，就以为了解了《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的核心精髓，就放弃了对这本书的阅读探险，它实在过于浩瀚精深，我所概括远不及其百分之一。） 昆德拉所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一般的虚荣市，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攀附，更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野心家。他关注的是那些极其靠近的“内中介”，他所写的是人类欲望的终级形态，是对存在本质的思考。既然“上帝”已死，那么“我”在哪里？“我”究竟是谁？每个人都试图抓住虚无中的那个核，以证明自身存在之不虚妄。“受虐癖”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也是发作最剧烈的“本体病”。 让我们来读读《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这些段落吧： “某人认为有宝物藏在石头下，他翻了一块石头，又翻一块石头，一无所获。这样徒劳地翻找，他感到太累了，可是又不舍得放弃，因为宝物太珍贵了，于是决定找一块重的抬不动的石头，他把希望全赌在这块石头上，他要在这块石头上耗尽最后的气力。” “受虐狂——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种人——起先不过是一个倦乏的主人，是不断成功亦即不断失望之后，反而企盼失败的人。只有失败能够使他发现真正的神灵，即在行动中处于不败之地的介体”。 “主体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精神感到羞愧。他为自己不是神而痛苦，于是就到所有危及其生活，忤逆其精神的东西中寻找神圣。 因此，他终身追求的，贬低着并最终将毁来他自身存在中最宝贵、最高尚的东西。” “受虐癖的基础，是对于形而上欲望深刻却不够充分的直觉。这是一种偏斜的、变质的直觉，后果较之前几个阶段的天真幼稚更糟。欲望的主体发现了欲望在他脚下挖出的深渊，便纵身跃入深渊，他没有其他希望，只想发现形而上病痛尚未严重恶化阶段他未曾得到的东西。” “受虐癖充分暴露了造成形而上欲望的矛盾，受虐狂想跨越无法跨越的障碍，穿越从根本上说不能穿越之物，去寻求神圣。” …… 若你还能读到这里，若你还能读懂这些话，那么，要么你是晚期“受虐癖”患者，要么你曾经是“受虐癖”，而现在不是。“受虐癖”是自我意识发展和膨胀的最高级阶段，只有对物质的攀附转化成了精神性的攀附，而浅层意义上的精神攀附又转化成了深层意识上的精神攀附——这种攀附，意即对上帝以外的神圣之物的寻求（显然，在基拉尔看来，这攀附者，包括尼采，包括“浪漫主义”小说家，也包括绝大多数的现代哲学家，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同样，这些攀附者也包括被基拉尔认可的几位伟大小说家，不同的是，他们是已经被治愈的）。只有精神发展到高级阶段，才有“精神病”发作的高级阶段，一个仍然在追逐外中介的人不可能是“受虐癖”。根据这些定义，不难推断，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不仅是特丽莎和萨宾娜，托马斯和弗兰茨也一样是“受虐癖”。只是，每个人选择的欲望介体不一样，因此，每个人的受虐表现也不一样。这是一部真正的“受虐癖”四重奏。 特丽莎是书中最典型的“受虐癖”。她的欲望介体早已从“外中介”过度到“内中介”，从贝多芬和《安娜·卡列尼娜》过度到了托马斯。特丽莎强烈地渴望给自己的身体贴上灵魂的标签，她的欲望目标是灵与肉的统一，一份独一无二的存在确认。她遇到了托马斯，这个出现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的特殊男人，立刻成了拯救她的“神灵”。即便在睡梦中，她也要一只手紧紧握着托马斯的一只手，这是她存在之证明——“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毫无差别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但是，托马斯的出轨让她再次体会到灵与肉的分裂——这正是她自幼从母亲那里所体验到的。“他还是把她与其他人等量齐观：吻她们一个样，抚摸她们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她们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他把她又送回到她企图逃离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间，与她们赤身裸体地走在一起。”——如果她不是托马斯唯一的身体，那么这身体又有什么价值呢？特丽莎痛苦而绝望，她尝试放弃灵肉统一的欲求，彻彻底底地厌弃自己的身体，正如母亲曾做的一样。她尝试着背叛，去和工程师约会，尝试像托马斯一样，把肉体随便交付给一个人，而只把爱留给托马斯，尝试的过程却让她更加绝望，她意识到自己“决不会允许自己的肉体——灵魂留下了印戳的肉体，由一个她一无所知也不希望有所知的人来拥抱，不允许自己的肉体从中取乐！”灵和肉的统一，也就她对神圣“介体”托马斯从肉体到灵魂的忠诚，是支撑她整个精神大厦的柱子。一个正在寻找终极价值的人，是无法面对虚无的人——只有“唯一的爱”才是她神圣价值的体现，对“神性”的渴求和对“唯一性”的渴求是统一的。 她该怎么办呢？“受虐癖”是欲望受挫后的必然选择——“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马斯的不忠而不去责怪：他只须带着她，带着她去与情妇幽会！她的身体也许又会成为她们中间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体将成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另一个自我。”“我会为你去给她们脱衣服的，给她们洗澡，然后把她们带给你……”——这不是奴隶是什么？基拉尔说，“一切奴隶性都接近受虐癖，因为奴隶性把对方设置的障碍作为依靠，因为奴隶性仿佛附着在岩石上的软体动物，粘在障碍上。”当特丽莎意识到自己不能成为托马斯“唯一”的身体时，她毫不犹豫，一步迈入了深渊，那就是确认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且是“唯一”的奴隶。“她期望着他们两人融合，成一个两性人，其他女人的身体将成为他们的玩物。”——欲望在这里恶狠狠地变形，一个全新的“受虐癖”诞生了，她渴望成为“神灵”的工具，实现作为唯一工具性的价值，借此以找到自身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 基拉尔说，“受虐狂想跨越无法跨越的障碍，穿越从根本上说不能穿越之物，去寻求神圣。这个形而上意义，多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都忽视了。他们的分析停留在直觉的初级阶段，例如，有人断定，主体企望羞耻、侮辱、痛苦，如此而已。其实绝对没有人会追求这种东西。形而上欲望的所有牺牲品，包括受虐狂在内，都垂涎于介体的神性，他们是为了介体的神性，才在必要时（永远必要）接受乃至追求羞耻、侮辱、痛苦。”是的，不理解这些，你就永远理解不了“受虐狂”特丽莎，只有像她一样挣扎过，受到折磨过，你才会发现“受虐”的本质是什么。只有极致的精神化，只有极度的自负，才能把受虐的痛苦彻底转化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狂欢。 那么，托马斯也是“受虐癖”吗？托马斯是书中最早发现介体虚妄性的人。他的生命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轻的一端，他在性爱上玩世不恭，他在世俗道德上无拘无束，这让萨宾娜不由发出赞叹：“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个魔鬼。”和“抒情性”浪子不一样，“叙事性”情场高手托马斯追求不同的性爱体验，不是因为追求肉体的欢愉，而是因为在不同性爱里面，他能发现人性细微的差距，这和他拿起手术刀的原因几乎是一样——不同处在于，一个是身体的探索，一个是人性的探索。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要脸”。这种探索是没有意义的，但这是一个他愿意玩下去的游戏——有乐趣的地方，才有自由。然而自由也是令人厌弃的，作为一个早已放弃上帝的人，他不断撞见虚无的魑魅魍魉，托马斯发现，生命的“轻”也同样是不堪承受的。为了避开对虚无的直视，托马斯必须寻找重量，那就是他的价值和他的存在感。他必须找到一块沉重的，能够把自己彻底压垮的石头——他当然是“受虐癖”。 托马斯的欲望介体是特丽莎吗？也许，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被比喻从希腊神话中的顺水漂来的“草篮里的孩子”的那个特丽莎。这个比喻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托马斯心中仅存的那块柔软，那就是一种对于一种脆弱而又美好的人物及事物的保护欲和“同情心”。特丽莎从一开始就用全部的身心在依赖着他，她带着行李箱以及全部的人生重量，毫不犹豫地坠向了托马斯。托马斯完全了解她的动机，他知道，特丽莎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这重量有可能摧毁他的一切。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背负这块“石头”上路。他很清楚自己的行为不能解救政治犯，但至少，他可以解救特丽莎。书中有几次提到，托马斯在意特丽莎的忠诚，作为一名不受性道德约束的性浪子，为什么特丽莎的“忠诚”对他而言那么重要？这里仍然涉及到“唯一性”。因为这种忠诚，才能给他“唯一性”的联想，他是她幸福“唯一的”投靠者，也是她“唯一的”拯救者。这意味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托马斯后来也渐渐意识到，“必然性”和“唯一性”也许都只是条件性的假设，然而特丽莎的痛苦是真实的，正如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因而他必须对此负责——哪怕这是一条向死之路，却“非如此不可”！特丽莎给托马斯的诗意联想，正是“美”的脆弱性与希腊神话的关联，这是托马斯垂涎“神性”的标识，也是破译托马斯最重要的密码。 相比特丽莎从托马斯那受到的折磨，托马斯从特丽莎那受到的折磨一点儿也不更少。他不断被她的恶梦折磨，被她的虚弱和痛苦折磨到胃痉挛。为了特丽莎他几乎放弃了一切，包括移民身份，手术刀以及“性自由”——后两者，对托马斯而言就是生命活力所系，是他保持日常生活强大的根源——这当然是“受虐癖”，近乎于主动献祭的“受虐癖”。正如特丽莎最后所意识到，对托马斯而言，自己的软弱是有巨大侵略性的，她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软弱在侵入他，直到他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她怀中的一只兔子。在“轻”和“重”之间，托马斯选择了“重”并被这重量击倒。这就意味着，他依然说服自己相信存在之价值——每一个“非如此不可”的暗示之中，都隐藏着他对“唯一性”及对神性的寻求。 萨宾娜的欲望介体是什么？不，不是托马斯。作为一个能把背叛走到终点的人，她的强大甚至超过托马斯。萨宾娜和托马斯一样，是发现了“介体”的虚妄性的人。这就是她说“我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我的敌人是媚俗”的真实含义。一切对“介体”的渴望都是媚俗，因为这欲望是非真实的，而是摹仿性的。连托马斯都抵抗不了虚无，向爱情的媚俗投降，难道萨宾娜就不害怕虚无，就没有软肋和弱点吗？当然不。严格意义上来说，特丽莎和托马斯属于“生存受虐癖”，而不属于“性受虐癖”，而萨宾娜属于后者。当然，她依然不是弗洛伊德笔下的那种传统的性受虐狂，萨宾娜的“受虐癖”仍然是形而上的，是精神而非身体意义上的。基拉尔指出，“性受虐狂在生活里竭力复制最强烈的形而上欲望的条件”，“即使对于这种纯粹与性问题相关的受虐癖，也不能说主体‘企求’痛苦。他所企求的，是介体的存在，是和神性的接触。他只有在制造一种真实或者虚设的与介体关系的氛围时，才能凸现介体的形象，对于受虐狂，痛苦若不能显现介体，便没有任何色情价值。”托马斯一个略嫌粗暴的指令，或者是某个道具——特别那顶硬梆梆对她的女性魅力行使否决权的礼帽——这些都可以激发起萨宾娜的欲望，但她的欲望介体，既不是托马斯，也不是帽子，而是这些相关联事物带来的对神圣介体的想象。 “从理想上说，性伙伴和介体最好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个理想从根本上说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假若可以实现，那么介体就失去了全部的神性力量，理想也就无须企求了。受虐狂于是不得不摹仿自己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和特丽莎不一样，萨宾娜并不需要一个日常生活的主人，也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她需要的，只是性爱过程中一个“仪式性”的主人。那个假主人带给她的折磨，和她想象中的神性介体带来的折磨是一样的。只有这种对痛苦和折磨的关联性想象，可以把她从虚无边缘拉回，让她停止一切思考，屈服于身体，回归到本能——精神性的人格化身被摧毁，彻底回归了生理属性和动物属性，人的虚无感顿然全部消失，身体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人，发出欢愉和高歌。是的，恰恰是因为过于精神化，而不是因为生理结构所决定——对萨宾娜而言，性爱中没有暴力是不可想象的。 托马斯能对萨宾娜的暗示心领神会，以粗暴方式切入“性受虐”的摹仿游戏（这当然和他的性经验有关），弗兰茨却不能在性爱过程中用暴力完成对萨宾娜的精神摧毁，让她进入对神性介体带来的痛苦性联想，将她彻底打入精神的地狱，从而达到解放身体的目的——他们的性爱必然是乏味的。这也是他们所有误解里最糟糕的一个。如果说托马斯对特丽莎的爱始于一个比喻，那么，萨宾娜对弗兰茨的爱也结束于一个比喻，在性爱过程中清醒着的萨宾娜绝对是魔鬼——“弗兰茨闭着眼睛在她身上扭动着的身体，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象一只刚刚出生的幼畜，闭着眼微喊地寻找奶头。强壮有力的弗兰茨在交合的时候，象一头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着她的奶头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的下身是个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却是个吮奶的婴孩，她便觉得自已是在与一个婴孩交合，实在近乎厌恶。”——这段话对弗兰茨来说是灭顶之灾，这不仅让萨宾娜立刻决心要离开他，也使几乎所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读者，和萨宾娜一样，给弗兰茨的人格魅力判了死刑！ 萨宾娜当然知道，“她是极为不公平的。弗兰茨是她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聪明，能理解她的画，英武而且善良——但她越这么想，就越想强夺他的智慧，污损他的好心，摧毁他无能的体力。”可以想象，“受虐癖”得不到她想要的痛苦，也不愿承认自己内心设置的欲望障碍，相反，她要急不可耐地要去掩饰它，她必须对弗兰茨进行完全的否定，才能证明自己正常——“不论什么欲望，但凡我们发现其后果堪忧，就一律远抛诸脑后，以免从中看到自己的欲望的形象或者对我们欲望的嘲讽。陀思妥耶夫斯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把邻居关进疯人院，就可以证明自己头脑健全。”——是的，作为读者，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萨宾娜对弗兰茨形象的扭曲，却没有看见真实的弗兰茨，也没有看见萨宾娜心中的欲望魔鬼。这么评价萨宾娜是残忍的，我那么爱她，但我知道，这是公正的。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特丽莎是美好沉重的，因为伴随她诞生的是一个美好的比喻，而弗兰茨则是幼稚的可笑的软弱的，因为伴随着他的是一个恶毒的比喻——是镜中人有问题吗？不，有问题的是镜子本身。因此，这篇文章我写到了所有四个主人公，然而我最想说的，却是弗兰茨。 性受虐的渴求没有得到满足，只是萨宾娜放弃弗兰茨的一个理由。她也仍然有“生存受虐癖”，和托马斯及特丽莎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萨宾娜一生所选择的，都是背叛之路，吸引她的，是“背叛”而非忠诚。“背叛”的实质，是寻求障碍。“在《爱情和西方》中，鲁日蒙精辟地指出，任何一种激情，都是靠他所遭遇的障碍来维持，没有障碍没有激情”，的确，现代情境下的爱情，充满了“受虐癖”，有多少爱情是因为轻易的得到而失去乐趣了呢？当弗兰茨选择义无反顾地追随萨宾娜时，维持萨宾娜激情所在的障碍也同时消失了。基拉尔说，“在‘一般’的欲望中，是摹仿造成障碍，这里（亦即受虐癖），是障碍造成摹仿。”没有障碍，便失去了摹仿，失去了欲望——萨宾娜从未渴求过圆满，因为圆满就意味着背叛生涯和冒险生涯的结束。圆满给她带来的体验是乏味——“她回想起他们在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快车厢里相遇的情景，那时她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抓住她，紧紧拥抱她，永远不要松开。她期望结束那危险的背叛之途，期望终止这一切。她可以强化那种欲念，试图把它看作自己的救助，自己的依托，可这只能使乏味之感更趋强烈。”可以总结说，萨宾娜的媚俗（kitsch）正是背叛本身，只可惜，只在背叛的道路走到尽头时，她才恍然大悟过来。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谈弗兰茨了。放下读者的“攀附”，我们将发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四个主人公，弗兰茨的“本体病”症状是最轻的，也因此，他是书中被欲望扭曲最少的人。这和他成长的经历有关。他成长在一个和平国度，没有极权，没有战争，没有违禁品，没有迫害——他生命中唯一的挫折和他的母亲相关。“他十二岁那年，母亲被弗兰茨的父亲抛弃，突然发现自己很孤单。孩子怀疑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了，可母亲怕使他不安，用温和而无关紧要的话掩盖了这一幕。父亲走的那一天，弗兰茨和母亲一起进城去。离家时，他发现母亲的鞋子不相称，犹豫不决，想指出她的错误，又怕伤害她。在他与母亲一起在城里走的两个钟头，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她的脚。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难受意味着什么。”——十二岁了，弗兰茨才第一次体会到难受是什么，温和的母亲掩盖了一切，鞋子却泄露了她的心事。对弗兰茨来说，“女人”的含义就是在这一刻定义的。 和弗兰茨相比，托马斯是无情的，他所有的“同情”，只对特丽莎（那个来自神话比喻的孩子）一个人释放，连对待他自己的儿子，也一样无情。这也是他在性爱态度上令人诟病的原因，他仅仅是带着一种追求知识般的猎奇心理侵入女性身体，而在情感上，他对这些女性，是完全关闭的，既不投入理想，也不投入感情，更谈不上失望。但对方却并非如此。他对于绝大多数女性——也包括特丽莎——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真正“暴君”，因为他探索知识的领地，不仅仅是身体领地，也是情感领地。张爱玲有一句被用滥的话，“通入女人的灵魂密码是阴道”，这句话被无数次引用，也无数次被扭曲，总有人认为以此可证明，征服了女性的身体，就征服了女性的灵魂，但这句话的含义是反向的——身体是灵魂的甲板，假如一个女人给予你进入她身体最柔软处的特权，那多半意味着，给予了你伤害她灵魂的权力。所谓“暴君”——就是对权力的滥用的人。 托马斯懂“特丽莎”，但他不懂“女人”；相反，弗兰茨懂“女人”，但不完全懂萨宾娜。那么，弗兰茨看来，“女人”是什么？书中并没有具体去解释，但从弗兰茨对母亲的那段讲述，我们基本能够了解——所谓女人，就是他的母亲，具备他理想的价值观，有伟大且隐忍的一面，但也有无论看上去有多么强大，都无以掩饰的脆弱。弗兰茨有一位极为出色的母亲，这保护了他的天性，也养成了他的慈悲。正是对这种“女人”性的尊重，他不忍去伤害克劳迪——面对分手她曾经以自杀来相胁——为了回报她的伟大感情，他和她结婚了——“尽管克劳迪再未重视过那种伴以自杀威胁之词的热烈情感，而他的心中却记忆长存，思虑常驻：决不能伤害她，得永远尊敬她内在的女人。”为什么不是尊重克劳迪，而只是克劳迪“内在的女人”？可见，克劳迪从未进入他的“女人”价值体系评判标准，然而，当她宣称要为情自杀时的那一刻，却再现了母亲当年“脆弱”的处境——这也是弗兰茨“女人”价值标准的一部分。最终他背叛克劳迪，因为他感觉自己受到了蒙骗——克劳迪从来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脆弱，相反，她不仅极度虚荣，而且富有有攻击性，“伟大爱情”从头到尾，不过是一场自我粉饰的表演。 和萨宾娜交往后，在他们初交时，弗兰茨“以一种奇怪的强调性口吻宣称：‘萨宾娜，你是个女人。’”萨宾娜全然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一本正经地强调这众所周知的事实。直到很久以后，在另一片大陆，萨宾娜才终于“明白了‘女人’这个词的含义，明白了他何以作那么不同寻常的强调。在他眼中，女人不仅意味着人类两性之一，这个词代表着一种价值。并非任何妇女都堪称为女人。” 然而直到这时，萨宾娜了解的也还只是一部分。日常生活中萨宾娜作为女性的美和魅力都是无可置疑的，并不需要弗兰茨来肯定或认同。他真正发现的是她的“弱”——性爱中的萨宾娜，正如弗兰茨当年穿错鞋子的母亲，处于完全虚弱的边缘，性是萨宾娜的“阿格硫斯的脚踵”，只有这个时候，她的精神是完全被击溃的，是软弱无依的。这种弱和萨宾娜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的精神性的强大成如此鲜明的对比——这才是弗兰茨眼里真正的“女人”。萨宾娜没有完全理解弗兰茨关于她是“女人”的评价，但她却记住了这句话——不可否认，这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情话之一，尤其对于萨宾娜这样的女人来说。这么多年，我对弗兰茨虽然有误解，但从来没有偏见，正是因为这句话。 弗兰茨是真正慈悲的——慈悲是因为强大，而看见他人的弱，正是一个人强大的表现。而为了保护萨宾娜“弱”，弗兰茨所作出的抗争也是强大的。当他发现到妻子克劳迪在公开场合有意羞辱萨宾娜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回击，但这次回击，曝光了自己和萨宾娜的爱情，也把自己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而萨宾娜更气恼的，却是他暴露了自己的隐私，而且，她把弗兰茨对自己的追随也当成了一种幼稚的崇拜——如果不是欲望的障碍，如果她的“受虐癖”发作不是那么严重，她原本可以认请这一切的——弗兰茨既不幼稚，也不懦弱，他只是缺乏经历和经验。在蒙特帕里斯墓地，当萨宾娜清晰地看到自己生命的终点之时，想起了她和弗兰茨之间的种种误解，她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为自己待他那样不耐心而遗憾。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呆得更久一些的话，他们是能够开始理解对方用语的。他们的词汇会象害羞的情人，慢慢地、怯生生地走到一起去。那么，一支旋律就会渐渐融人另一支旋律。但是，现在太晚了。” 那为什么说弗兰茨也是“受虐癖”呢？他的欲望介体又是什么？在昆德拉的分析下，是“想象中的萨宾娜”——对，想象中的，而非真实的。“他长相很好，学术事业也处于巅峰时期，在专业座谈会上与学术辩论会上所表现的傲气与锐气使同事们都害怕，然而他为什么要天天担心情人的离去？”昆德拉这样写道，“我猜想，唯一的解释就是弗兰茨的爱情不是他社会生活的延展，而是相反。爱情只是他乞求对象怜悯的一种欲望。他自己就象一个被缴了械的战俘事先就把对付打击的防卫力量解除了，打击降临时他也就无所惊奇。所以我说，对弗兰茨而言，爱情意味着对某种打击的不断期待。”显然，昆德拉在此暗示，弗兰茨也是“受虐癖”，可是，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如何解释在认识萨宾娜之前他二十多年平静的婚姻生活？在此之前，他就不需要打击吗？我们又如何解释萨宾娜离去之后，他和戴眼镜的女生学之间的爱情呢？这种打击真的存在吗？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昆德拉又一次跳出来，但我们是否注意到，这次他对弗兰茨下定义时，用的词却是“我猜想”，他是人物的创造者，他有安排人物身份的权力，他为何不直接表达，弗兰茨就是一个真真正正“受虐癖”呢？——这至少说明一点，对于这个定义他并非那么确认，这是有待商榷的。是否一种欲望可以是非神学的直线型欲望（也可以说是不扭曲的单纯性的欲望）呢？昆德拉在这里犹豫了。如果说，此前三位主人公的描写，他都在力图验证基拉尔的理论，而对弗兰茨，他在考虑是否要留个活口了。 的确，弗兰茨在寻求障碍。然而，主动寻求障碍一定意味着“受虐癖”吗？我认为，受虐一定有一个必然性后果，那就是受到折磨，肉体的或者是精神的。但弗兰茨显然没有受到折磨，尽管发现萨宾娜离开之后他有受到一些打击，但他的生活却仍然继续前行，没有怨恨，没有伤感，更没有痛苦。有梦想却不被梦想折磨，而是在障碍中认清楚真相。人总是在渴求不可能之物，弗兰茨当然也有欲望，当然也会遇到障碍，也会为他的欲望付出代价，但是，他是文中最接近“垂直超验”的。不管他对冒险和波澜壮阔的人生有一种怎样迫切的梦想，他仍然能够享受此端生活，他始终能把纯真的信念和有忠诚感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我们实在不能苛求更多。“的确，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萨宾娜送给了他那位姑娘。在他的人之爱和神之爱两者中间，是绝对的和平。如果他的神之爱（基于神学理由）必定含有一剂不可解说、不可理喻的烈药（我们只须回忆一下那本误解词典和一系列误解词汇！）他的人之爱却建立在真实的理解上。”——是的，正因为弗兰茨的梦想和生活从来不对立，也不彼此挤压，所以我不认同他是“受虐癖”。二十年前，最吸引我的人物是托马斯，然而，摆脱掉对复杂性、深刻性以及经验的媚俗（kitsch），我才发现，书中最熠熠发光的人物，是弗兰茨。基拉尔说，“任何一个场景都不可能揭示一个人物的全部真实，必须把场景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才能发现真实，这项工作，作者完全留给了读者。”还原弗兰茨，消除“比喻”给他的恶劣影响，这也是昆德拉给我们的工作。 书中，弗兰茨对萨宾娜承认，“有个哲学家曾在文章里说我著作中一切论点都是无法验证的推测，称我为‘冒牌的苏格拉底’，我当时感到莫大的侮辱，狠狠发了一通火。现在一想，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经历中最大的打击！是我一生中戏剧性的种种可能的顶峰！我们俩，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两维，你进入我的生活，就象格列佛进入了小人国的领地。”弗兰茨不能够理解萨宾娜，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她的苦难和困境，正如他相信这苦难和困境带来了萨宾娜的丰富性，他也相信苦难和困境给人带来的价值和升华——在所有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中，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歌颂苦难，歌颂经验，然而，苦难真的就能带来深刻性和复杂性吗？追求深刻性和复杂性，难道就不是人性投入的另一个深渊？苦难在带来升华之前，带来更多的往往是扭曲。我们被深渊吸引，而后，我们也变成了另一个深渊。弗兰茨早晚要明白，没有比对“苦难”的媚俗（kitsch）更为媚俗（kitsch）的，当然从苦难中来的萨宾娜早就明白这一切，所以她告诉弗兰茨，“打击、悲剧以及戏剧性事件不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不值得尊敬和羡慕。真正值得羡慕的是弗兰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静安宁地献身于此。”然而，悖论在于，不经历“苦难”，就不足以了解萨宾娜，不了解“背叛”对她为何来说那么重要，不了解性爱中暴力角色的扮演为什么对她来说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苦难的唯一价值在于，唤起“同情”和共鸣。所以，他们的爱情交叉而过是那么必然，又是那么让人痛心。 弗兰茨是书中的梦想家。他是纯真的，也是冷静的。尽管他身上也有对复杂性的渴求，也有对禁区的好奇，但他是一个能看清楚事物本质的人，昆德拉也表达过，弗兰茨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不管是对萨宾娜，还是对“伟大进军”，一个经历如此简单的人，已经进入了他所能了解的极限。认真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梦想和托马斯并不矛盾，他们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呵护美好事物的脆弱性，但他的梦想和托马斯的又如此不同——托马斯在一个女人（特丽莎）身上，发现了所有“女人”，那是“神”的凡人性，而弗兰茨在所有女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女人（萨宾娜）”，那是凡人的“神”性。当我们的作者昆德拉发现，媚俗（kitsch）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时，他投降了，选择去做一个“男人”——“男人”这个词在此处当然也不是性别观，而是一种价值观，所谓“男人”，就意味着一种责任的承担，那就是——呵护美好而具脆弱性的存在。这正是我喜欢的昆德拉——他厌恶对小说的所有道德评议，然而，正是在弗兰茨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一个在小说中悬置道德的人，有着那么严肃和美好的一面。也正是他对女性 “受虐癖”的描写，才让我发现，他有多么了解女性，特别是像我这种，有着或者有过“受虐癖”的女性——理解才是真正的爱。 基拉尔说，“有意寻求障碍，乃是向死亡前进”，“形而上欲望的真实乃是死亡”——尽管昆德拉对弗兰茨的“受虐癖”身份认定是犹豫的，但是他仍然安排了弗兰茨的死亡，绝望是昆德拉小说的底色。弗兰茨当然不是死在“伟大进军”的信念中，而是死在萨宾娜的“神”之视角里，死在了一次普通的暴力事件中。面对欺凌，他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正义的拳头，那一刻，他想起的是萨宾娜关于自己“软弱”和“感伤”的评价——他用死来证明，那评价是不公正的。 基拉尔说，当代世界浸透了“受虐癖”。然而，基拉尔也说，“一切形而上欲望都走向自身的真实，并通过欲望主体去意识真实；而当欲望主体意识到真实，并且积极参与揭示真实时，便出现‘受虐癖’。”有多么接近“受虐癖”，我们就有多么接近真实，因为，“受虐癖”是本体病发作的高级阶段，也是自我认识的极限，“受虐癖”是精神走投无路之后的必然选择——人永远不可能超越自身去理解自身，就像不能把自己从椅子上搬起。现代人的贪婪就在于，不肯承认自己是受造物。自从人宣告“上帝”之死之后，人的自负便无以复加。“本体病的出路注定直接是或者间接是某种形式的自杀，因为自负是自由选择的。”自负的人走到尽头，必然会撞见虚无，而“追求自身的虚无，就是在自己的人性最虚弱的一点上追求自己，就是求自己能够死，就是自己求死。”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德国天才毕希纳在戏剧《丹东之死》里的一句话，和基拉尔的观点何其相似——“您看，这是一个美丽、牢固、灰色的天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趣，先把一根木橛子楔到天上去，然后在那上面上吊，仅仅是因为他的思想在是与不是之间打架。人啊，自然一点吧！你本来是用灰尘、沙子和泥土制造出来的，你还想成为比灰尘、沙子和泥土更多的东西吗？” 弗兰茨死了，托马斯和特丽莎也死了，他们的死代表着“形而上欲望”的终结。昆德拉的小说结尾和基拉尔宣告的伟大小说结尾是统一的。这死亡不是肉体的终结，而是精神的死亡——确切地说，是“自负”精神的死亡。基拉尔认为“西方人一直没有放弃争取个体的自主和主人地位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他们的自负。天才小说家却没有盲从，他们尽力向我们指出这种信心的虚妄。”从塞万提斯到斯汤达，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天才小说家的结尾注定都是平庸的，因为认清楚自负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皈依”。“克服欲望，比登天还难。普斯特说，必须放弃我们每个人都不知疲倦地追求的那种停留在自身表面的动人谈话。必须‘丢弃最宝贵的幻想’。小说艺术是现象学所谓的一种‘悬置’，但是，真正唯一的‘悬置’，哲学家却闭口不谈，这一种悬置永远是对于欲望的胜利，是对于普罗米修斯式的自负的胜利。”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的结尾，基拉尔暴露了他作为基督教神学家的面目， 他雄辩滔滔，“每一部伟大小说的的结尾都是皈依，对此不可能有异议。”正因如此，基拉尔宣告，“在所有小真正的小说的结尾，作为精神的死亡成功地对抗着肉体的死亡。”“一种死亡是精神的熄灭，另一种死亡却是一种精神；一种死亡就是死亡，另一种死亡是一种生命。”小说主人公之死，意味着宗教精神的诞生，因为“人在放弃神性的时候，就放弃了奴隶性。生活的各个层面都颠倒了，形而上欲望的作用被相反的作用替代。谎言让位于真实，焦虑让位于回忆，不安让位于宁静，仇恨让位于爱情，屈辱让位于谦虚，由他者产生的欲望让位于由自我产生的欲望，偏斜超验让位于垂直超验。”这一次，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绝望与虚无。——到此为止，基拉尔对小说文本的所有分析，都是无可辩驳、精彩绝伦的。只有一点，我和昆德拉是同样怀疑的——放弃了自负，就一定意味着宗教精神的诞生吗？虚无的背面，一定是上帝吗？——这个上帝，一定是以基督教命名的上帝吗？我不知道基拉尔对佛教的了解有多少，如果他成长在一个佛教背景的环境下，他是否会认为伟大小说的结尾，应该是佛教精神的诞生？——关于欲望，佛教的阐释比基督教更为通透。有趣的是，基拉尔结尾时也讲了一个东方故事来表达他的意思，“主人公用手指抠住悬崖边，最后精疲力竭，松开手，落进深渊，他以为要摔在地上粉身碎骨，不料被空气托住，原来，重力消失了。”——这一切不正是佛教所要表达的吗？人世间的所有挣扎都只能力证人之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基拉尔看来，死亡是小说精神的正确出路。小说人物肉身的死亡，恰好象征基督教精神的诞生。但昆德拉在结论处却和基拉尔分道扬镳了。他小说中剩下的最后一个人物，也就是萨宾娜，她的回忆无误地表明了昆德拉与这尘世的和解——但和基拉尔相反，这不是与基督教精神的和解，而是与媚俗（kitsch）的和解。昆德拉说，“媚俗一旦被识破为谎言，它就进入了非媚俗的环境牵制之中，就将失去它独裁的威权，变得如同人类其它弱点一样动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萨宾娜终于理解了托马斯，理解了他对重量的选择和背负，也终于理解了弗兰茨的辞典，为自己当初的错过而感到遗憾。我们能看到——特别是在弗兰茨身上能看到——昆德拉对人类，依然抱有期待，这期待也许是美和爱（这真的不是昆德拉喜欢的词，因为美和爱也是被欲望扭曲变形最多的地方，但我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表达，只能说，是那种未经洗涤的、不具表演性质的美和爱）——如果这也是媚俗（kitsch），那么媚俗（kitsch）就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处境，没有人能强大到完完全全逃过媚俗（kitsch）。如果人类一定要有欲望，那么弗兰茨的欲望是最质朴也最真实的，我们永远不要因为事物的单纯性而否认其价值，因为相反——往往单纯性的事物才最具价值。昆德拉没有掉进基拉尔的基督教神学圈套，而是用他的小说，建立了自己的美学和神学。 有一点我确信无疑，基拉尔是对的——小说家必定曾是欲望最强烈的人。而昆德拉则进一步指出：只有认知欲望，才能简化欲望；只有识破谎言，才能走出谎言。识破了三角欲望，即破除了人类的幻觉之后，神学意义上的美和爱才能诞生，换而言之，当欲望（三角欲望）已成为回忆，美和爱（垂直欲望）才真实呈现。当我们站在站在小说家昆德拉的视角，俨然发现：美和爱就在托马斯接住草篮里的特丽莎的那一瞬间，在特丽莎拯救乌鸦的那一瞬间，在弗兰茨对萨宾娜说“你是个女人”那一瞬间，也在萨宾娜凝望墓地，想起弗兰茨的那一瞬间。书中最后一部分，也是最美的一部分，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在乡下农场的那部分，他们一起埋葬卡死宁，一起饮酒，一起跳舞，然后一同赴死——无限快乐，无限悲伤，无限美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 阅读1 赞 写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