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斯谟:因人性而辉煌 因本性而悲情
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学校把所有海外学生统称为“Erasmus”。我当时也不清楚为什么这种海外交流项目要以伊拉斯谟的名字命名,但是看了茨威格写了一页就明白了。
伊拉斯谟,这个四海为家的人文主义学者,这个茨威格笔下“西方所有从事著述和创作的人当中第一个有欧洲意识的欧洲人”,他说,“整个天下就是一个共同的祖国。”
那为什么要在伊拉斯谟之前加一个地名鹿特丹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特地在自己的荷比行程中加上了鹿特丹。但是,那里只有一间很小的伊拉斯谟大学和一座伊拉斯谟大桥,一座银白的斜拉索桥,静静地跨在新马斯河(Nieuwe Maas)上。
鹿特丹是一座很微妙的城市,它有着欧洲的古朴里难得的现代感。虽然长期作为欧洲第一大港,它看上去不那么富有的样子,越是沿河,越是不亮灯,暗夜穿行,很是寂寥。只有伊拉斯谟大桥,像刺透暗夜的一柄宝剑,化作城市的光。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个享誉世界的名字是他自己取的。这个非婚子或许出生在鹿特丹,但他早年的生世依然是个迷。我们只知道他恰好诞生在欧洲最重要的历史节点,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期,外部空间骤然扩大,人的眼睛被打开了。于是中世纪曾经稳稳的天主教精神世界也被动摇了。这个新纪元里出现了一批像伊拉斯谟这样的精神世界的探险家——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走向。
茨威格对伊拉斯谟最为褒义的描述大概是“独立而自由”了。他从不站边,不愿受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束缚。他只忠于自己的思想。他孜孜不倦地著写,开拓精神上最广阔的疆域,却不在那里停留:他探到了矿却让别人去挖,他指明了路,自己却像光源一般站在暗处。伊拉斯谟是伟大的思想家,却像他柔弱体质的印证一样,永远不会是行动家。
但是伊拉斯谟不是“出名趁早”的典型,他青年时代经历过很压抑的教育和生活。正如茨威格所说,四十到五十岁才是他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所作的《愚人颂》闻名于世,却没有人能跟其中的“傻女”辩出个真假来。
他喻世的笔法早已纯属,借傻女之口把想说的正话也好、反话也好,一股脑儿都说出来,说出了成千上万人悄悄憋在肚子里的真心话。
书写,是伊拉斯谟最擅长的。所以像《愚人颂》这样一部戏谑的作品,在当时能够通俗易懂地深入人心。可是名声并不是把伊拉斯谟推到台前的动力。他虽然被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人捧了起来,但平静和安宁才是他的气质和本意。他厌恶狂热,厌恶争执,更反对战争。
这里茨威格精准地指出了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的缺陷:他们是有洁癖的精神贵族,他们来自一个“精神骑士团”,祈望用笔征服天下,就像骑士们希望用剑征服天下。可是他们没有留意民众。他们居高临下地教训民众,而不是试图去了解民众和向民众学习。“伊拉斯谟听不见千百万民众无声的怨言,纵使民众的不满抱怨犹如深不可测的山谷里的雷鸣震耳欲聋。”
人文主义者无疑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唤醒了人性,但他们脑中的“改革”是在书斋里钻研出来的,这样的“改革”诉求很难去拥有民意基础。也许真正去考虑“民众的想法”,并向民众学习,还要熬到启蒙运动那会儿吧。
就在这时,欧洲历史上一个跟伊拉斯谟截然相反的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两个人的“较量”也是茨威格此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们对他的认知可能远高于伊拉斯谟。他就是马丁·路德,他的名字在所有历史课本上都大张旗鼓地跟宗教改革联系在一起。
历史不太喜欢冷静克制的人,历史的宠儿是充满激情的人。毋庸置疑,马丁·路德就是一个斗士,他像一团怒火,坚毅、深沉,习惯于怼天怼地怼世界。一向安静、稳定的伊拉斯谟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憎恶、同时也担忧和恐惧的那股煽动性力量。伊拉斯谟怕死,最忌讳流血牺牲;而马丁·路德来时就是高举着刀剑,誓死捍卫自己以为然的东西,一往无前。
经过最动荡的岁月,在这样的历史风暴中只想远远地当个观众,怯懦,正是伊拉斯谟生命里最悲情的部分。他小心翼翼地回避,以免发生纠葛,以免自己被任何一派所束缚——可是时代猛烈的变化又怎容得他置身事外!
茨威格在接下来的篇幅中盘点了伊拉斯谟所做的一宗好事和三重罪过。
一宗好事,是他对马丁·路德的一点善意。他警告教皇和主教们、君主和统治者们不要仓促地以过激的行为对付马丁·路德。因为任何一边流血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也决定性地影响了马丁·路德的庇护人——弗雷德里希三世——的态度,在关键论点上站在马丁·路德一边,他认为世人不应该以如此仇恨的方式对付马丁·路德,应通过有威望、不偏袒的裁判者进行调解。
可惜接下来,伊拉斯谟就躲进了他的书斋。他没有参加旨在问责马丁·路德的沃尔姆斯帝国议会大会。当意志坚决的马丁·路德说出“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别无选择”的时候,调解破裂了。“倘若我亲自在场,我很可能会尽力通过适当的协调避免这出悲剧。”这是伊拉斯谟在听到坏消息之后的坦言。可是历史的节点无法再被追回,他也难辞其咎。
再一次证明他怯懦,茨威格用了胡滕的例子。胡滕曾是伊拉斯谟的崇拜者,而伊拉斯谟也曾真心实意地提携过他。但是胡滕不满足用笔杆来斗争,他身上的烈性也要他举起刀剑来反对教皇和天主教的教士。可是他被德意志逐出国门,患上重疾,背井离乡之际来到巴塞尔投奔伊拉斯谟。
没想到伊拉斯谟的书斋大门紧闭,他找了“可鄙”的托词,把这个仍年轻勇毅的斗士挡在外面。久等之后,胡滕的希望彻底落空,几个月后就死了。临死之前,他还在著文抨击伊拉斯谟毫无勇气。胡滕用生命愤怒的激将,把伊拉斯谟从隐居的洞穴里逼出来了。他现在不得不迎接一场直面马丁·路德的大论战。他要跟马丁·路德探讨人的意志是否自由。
茨威格把这场论战称为人文主义和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风水岭。他们之间的争锋相对更像是一曲冰与火之歌——理性和激情、人性的宗教和狂热的信仰、超越国界和民族主义、多样性和片面性、灵活和固执——这是最特殊的时代最特殊的两个巨人的反差。
然而历史在马丁·路德这边也陷入困境了。革命,总是一浪高过一浪;激进,总是被更加激进推翻。马丁·路德突然发现德国农民——他曾经拥有的民众力量——想要的不仅仅是一场宗教革命,还要求一场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
这段历史,就可以想象成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马丁·路德突然发现自己腹背受敌,必须在温和与更激进的派别中杀出血路。他突然要向统治者靠拢而与民众为敌了。而他也承认,民众的流血——如伊拉斯谟所预见到的那样,是自己的“狂热”的后遗症。
看。行动力和适可而止的理性怎样才能完美地结合到一个人身上呢?伊拉斯谟“改革”的想法如此妥帖,但他从来不会去想要真正领导一场改革。马丁·路德有着不顾一切的开拓力量,却因为民意在他身上的膨胀,无可避免地把自己想象成神祗,那最终是会毁灭的。如果岁月长河里有这样一个人的话,我想了又想,也只有华盛顿了罢?
话说回来,马丁·路德的处境,让福音教派和罗马教廷有了妥协的可能性。1530年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大会就是德意志民族命运攸关的时刻,因为双方都第一次表现出不再坚持那种可怕的绝不让步的态度。这时候需要一个人,如果“他和新教徒关系密切是出于同情,他和天主教徒关系密切是出于忠诚。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人在场,那么欧洲人的这个主意:和解——就可能得救了。”
时代需要一个伊拉斯谟式的人。可是伊拉斯谟逃遁了。他还是没有勇气亲自去面对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信念。所以他最初对欧洲的美好设想怎么也没有实现。茨威格的语气里带着深深的惋惜。
不知是他抛弃了这个无人懂他的时代,还是时代最终遗弃了他。伊拉斯谟这颗渐渐麻木的心悲情的一面,或许是他那么冷静,以至于从来都像苦行僧一样在火炉前奋笔疾书,以至于从来没有体会过被允许自私的爱吧。享受自由的人,总得承担孤寂。最后死亡降临时,他怕是卸下了一身的重担——那永远的乌托邦。
上帝会接待他。因为伊拉斯谟毕竟给人间留下了宝贵的人文主义的光芒,那些博爱、反战的种子。他想象出了欧盟的雏形。他也让一代一代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们相信,一个未来的时代会更有人性。而这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我们都叫“Erasmus”。
最后,感谢茨威格给我们带来“每一页都有高潮”的阅读体验吧。伊拉斯谟也好,马丁·路德也好,诚然都是历史的伟人。最高超的却是茨威格——他不动声色地在对立和矛盾中让我们看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