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叫魂 9.0分

近现代史研习会《叫魂》读书报告

顾瞻
2018-05-18 看过

感谢@达文西 达老师辛苦组织读书会,工作量很大,组织这么多人同时讨论一本书也确实很麻烦。因为最近学校要交的论文有点多,这篇只能稍微水一水了,见谅。

《叫魂》是孔飞力教授的代表作。本书由18世纪一桩个案谈起,从皇帝、地方官僚、民众三者入手,最终为我们揭示出帝制晚期中国“作为制度的官僚君主制”的广阔面相。

什么是叫魂?叫魂与叫魂案的区别在哪儿?作者在书中有专门的讨论。在第五章,我们看到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是叫魂的前提;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招魂仪式:被用于葬礼,或作为医治孩子疾病的手段,这样的仪式也可称之为叫魂,然而仪式程序的可操作性却给人以恐惧:这样的叫魂,也可能被别人所利用。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也顺势转移到对“边缘人”的恐惧,而这,正是整件“叫魂案”的起源因素之一。

作为社会心理的叫魂引出了“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的这次全国性恐慌,由许多不同的个案引起,但最终汇聚到全国的层面。因此作为整体的叫魂案,我们仍可称之为一次“事件”。

事件的起源及发展无须赘述,作者在书中利用大量档案,有着详尽的叙述。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作为个案的各地剪辫案初发时,皇帝、官僚与民众的互动便已暗中展开。

从民众说起,作者在第二章详细描绘了一幅盛世下的危机图景,结构性因素不断酝酿着全国性恐慌的社会土壤: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以及江南自由市场的兴盛产生大量被市场淘汰的剩余劳动力;米价疯涨使他们沦为赤贫边缘,而白银流入利益的缓慢渗入看起来又离他们太远,用作者的话来说:叫魂危机恰恰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货币供应的增长已开始缓解人口压力的前夕。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产生了大批边缘人,而对陌生人的普遍敌视与焦虑,使僧道、乞丐成为主要受害者。

官僚与民众的最初互动是平和的,在第一章我们看见,所有的妖党疑犯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省级官僚压下了这些案子,当然他们也不认为此事有惊动皇帝的价值。然而围绕皇帝的互动还是展开了:乾隆自有一套独立于常规体制的秘密通讯体系(在江南可能是漕运总督等派驻事务官僚的密报),而民众恐慌的扩散也使谣言弥漫到中原、华北各省。此时,故事开始了。

随着故事的进行,我们看到乾隆的复杂心理。对官僚汉化的恐惧以及作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构成了一对复杂的双重面相:一方面,剪辫必然涉及到满汉之争,给民众带来上个世纪的惨痛记忆,因此在措辞上,皇帝不断强调可能的谋反者“只是在造一个大一统皇朝的反,而不是在反对一个外来人的政权”;另一方面,皇帝与督抚的秘密通信中,却不断出现“沾染江南习气”等用语,则又反映出其内心对官僚汉化带来的腐化深恶痛绝。然而作为征服者政权的首领,即使在公开场合,也必须强调种族问题,乾隆则选择了文字狱作为问题的突破口。(相关论述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皇帝介入后,常规的官僚应急系统被打破,此时叫魂案开始变成所谓的“政治罪”:一次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的角力场。通过与高级官僚的秘密通讯,乾隆不断训斥属下,并通过不断强化两者间的私人关系,意图彰显最高权力的超然,而官僚体系试图通过常规化、拖延不决来使之纳入正常轨道。(第九章)通过这一“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的参与者们完成了一次互动。

回到民众中来。作者在书中大篇幅讨论了官僚与君主的互动过程并以此反映出官僚君主制的一个侧面,但这更多是事后的一种学理性分析。就事件本身而言,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而民间恐慌的大规模扩散,则是事件不断发展的原动力。这样的反应当然不能用“理性人”来揭示,但也绝非所谓畏惧这般简单,在数起案例中,最终查明都是由诬告而产生,在这一反制度性事件中,如作者所言,妖术的力量会使民众产生一种权力的幻觉。与前述结构性因素产生的表征相结合,共同推动着事件发展。

诚如译者后记所言,历史的影子总是存在于当下。旧官僚体系纵然百般灰暗,但终究能避免这样的狂热。进入20世纪的中国,随着科举的废除,经历数次文化转向,终究在20年代世风一变,当revolution的高山滚石落下,熟悉的剧情再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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