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杜牧的那些吐槽

索沙
2018-05-18 看过

唐代诗人杜牧有首名叫《江南春》的七言很有名,其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佛法兴盛,寺院林立,前塔后殿,尤其都城建康(今南京),寺塔高耸云云肃穆了得。假使回到唐朝,我定会问杜牧真有四百八十寺吗,老先生估计会说,这重要吗。

不过还真有叫汁儿的,清朝刘世琦所作《南朝寺考·序》里写道:“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南京)乃有七百余寺。”按这一考古依据,还多老去了。假使杜牧去到清朝,还得躲着这位跟他过不去的刘先生,真碰到了估计得说,没想到我还给写少了。

写到这儿,想表达的是,南北朝时期是除春秋战国外,中国历史发展另一个有趣的阶段。经由魏晋时儒学独尊的地位被打破后,到了南北朝民众的思想再一次呈多元化发展,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甚至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和“无君论”等有价值的观点。

南北朝佛道二教皆呈规模化发展,像极了今天我们走在大街上看到间麦当劳,十有八九附近还得有家肯德基一般。佛教大量译经,广泛传播,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的严峻挑战可想而知。

粱武帝(公元464—549年)便是位非常典型的南北朝大人物,执政期间,南朝的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值得回味的是,早年这位老板曾尊奉道教,与道士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关系甚密,当年他预谋夺取南齐政权时,陶弘景曾派弟子递呈书信表示支持。因此,在即位后每有吉凶、征讨大事,常遣使人上山向陶弘景请教,这位仙人甚至得到“山中宰相”的民间封号。意外的是,梁武帝后来权衡得失,转而提倡佛教。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他下诏宣布“舍道归佛”,并要求王公贵族、公卿百官等也“返伪就真,舍邪人真”(引自《广弘明集》卷四),即抛弃道教等信仰,皈依佛教。

为了表示对佛教的支持,梁武帝热衷于修建佛寺等活动。据载,他亲自主持修建的大型寺院就有10余座,在他的带动下,梁代王公、后妃乃至门阀土族纷纷仿效,一时寺院数量巨增,仅建康一处便有500余座,全国则有2800余座。本文开始所提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对这一时期京城佛教盛况的描写。估计杜牧是不愿意去到那个时期做深度游,对这组官方数据的兴趣估计也大不了哪里去。

最富戏剧性的是,梁武帝还是位影帝级的老板。他曾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奴”,脱下黄袍,穿起法衣,自愿为僧众执役,以证实自己信仰的虔诚。据《南史》记载,梁武帝一生共有4次“舍身”,最长的一次为39天。

老板梁武帝这样做,有着他深邃的政治意图,那就是借佛教建立秩序来规范百姓,以巩固他的统治。而事实上,梁武帝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重视儒术和经学的恢复及建设,以传统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在此基础上,辅之以佛教或道教的教化,而梁武帝舍道归佛的缘由,只能去问陶弘景这位仙儿了。由此来看,梁武帝还可冠以政治家、管理大师等头衔,后世那些老板们的政治章法无不从之获益,可见梁武帝对我华夏封建帝国做出的管理贡献。

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得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和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杜牧便是其中一位。

当年,杜牧去到江南(今江苏江阴),不禁想起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诚,咏史怀古无尽感慨,作为职业经理人,这也是对老板委婉的隔空喊话。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信奉道教的武宗下诏禁毁佛教,貌似与杜牧的推动也没多大关系,后来他在宣宗大中年间又写了《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叙述武宗禁毁佛教一事。这个经历了五位皇帝的职业经理人,仍不忘于自己服务最后一位老板重举佛教时,用散文的形式再吐槽了一把。

从傅奕(公元555—639年)、韩愈(公元768—824年)到杜牧(公元803—852年),作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学派,儒家排佛浪潮前赴后继,取代了道家,成为佛教的冤家死对头,一口气干到宋朝的张载(公元1020—1078年)、两程(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以及朱熹(公元1130—1200年),这些儒学斗士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中央集权帝国的老板们,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秩序这一目的则视而不见。殊不知千余年后,儒释道各自的秉承在彼此妥协与混沌中,包裹了我们骨子里的人文之心。

假使杜牧来到今天,我倒是想与老先生聊聊现世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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