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 8.9分

国民与奴隶之分野——评梁启超《李鸿章传》

方源野_别鹤
2018-05-17 14:08:51

(以我在知乎的答问整理为书评)

“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孙中山先生《太平天国战史序》

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诌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呜呼!人何幸而为奴隶哉!亦何不幸而为奴隶哉!
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为汉种也,为封妻荫子,屠戮同胞以请满洲人再主中国也,吾百解而不能为之恕。曾、左、李去,曾、左、李来,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眼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
奴才到处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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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在知乎的答问整理为书评)

“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孙中山先生《太平天国战史序》

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诌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呜呼!人何幸而为奴隶哉!亦何不幸而为奴隶哉!
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为汉种也,为封妻荫子,屠戮同胞以请满洲人再主中国也,吾百解而不能为之恕。曾、左、李去,曾、左、李来,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眼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
奴才到处皆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
——邹容《革命军》

满清二百六十年之间,我们全国人民未见一日光明的景象。——蒋中正《中国之命运》

梁启超此著,犹记得2005年一个冷雨之夜读完,茅塞顿开,如果说梁氏以《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为枢纽的一系列中短篇传记集,始终宣扬有限君主制或共和制下的外拓精神,那么《李鸿章传》,则以“四十年来大事记”的缩影,写透了满清摧折奴役而形成的彻底内卷化格局。所以李鸿章的问题,是整个满清改良(从良)的失败问题,这一问题聚焦于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的大失败,甚至被近年来一些无良学者移花接木给“辛亥革命破坏”。而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慈禧斩断了戊戌变法,断绝了满清最后的立宪希望。

但这实际上,和慈禧个人因素关系不大,即使慈禧要支持戊戌变法,八旗部族也会联手把她废掉,这与光绪被慈禧废掉的原因,乃至戊戌变法里被康梁篡改的反清革命者谭嗣同烈士死难的原因,是同一个原因。这是由清代不同于华夏历代王朝的结构决定的——建立在奴隶制部族压迫的基础上。我把这个问题与各国路径做一比较梳理,更有助于看清结构性问题。

正如美国南北战争,南方寡头资本家奴隶主反叛、侵略时,口称州权自由,装模作样按《独立宣言》发布公告和“宪法”,却在序言中删除了独立宣言里,自然法赋予普遍权利、一致同意互助契约、多数授权统治保护前者这些原则条款,在南方下层几乎没有士兵反叛合众国,弗吉尼亚等州的分裂投票也无法通过的情况下,强制武力干扰裹挟,自己“代表”进行(如同满清皇族内阁和北洋武力撕毁民元约法并侵扰南下护法的民元国会)。而林肯之前揭示蓄奴州白人妇女的财产权还不如自由州的黑人,蓄奴州黑白混血8分之7而自由州基本没有混血,并且白奴历史远长于黑奴这一事实,更是让奴隶主所谓为了“白人利益、州权自由”的幌子自己崩溃。

这就是奴隶制的本质,为了一小部分基于出身的垄断地位,与被统治的广大群体形成强制劳役的关系,但正因要维护这种地位,所以尤其要内部沙化,免得他们与奴隶在同一个保护伞下联合起来,真正“自由”的只有最顶层一小撮贵族或者僭主,并且还要给奴隶制加上“积极的善”(蓄奴州的说法,也是满清康雍乾、欧洲中世纪教廷王权的说法),让奴隶制向其他地域、阶层乃至每一个国民每一个人扩张。这一现象,在蒙古汗国十百千户全民奴隶制无条件服从可汗的时期,在欧洲中世纪把农奴工奴捆绑在土地行业乃至宗教法庭上的神权领主制时期,都是如此,道理逻辑完全一样。这种“积极的善”推行升级到20世纪的后果,就是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可以也应该改造大部分“落后”人,古拉格红高棉就是这样来的。

并且,这种依附结构还会加剧自身的垄断资本托拉斯化,所以蓄奴州的关税战,让自由州很多农民工人商人面临兼并破产下岗,而满清八旗贵族激起保路运动,亦此肇因。这种马太效应的结构基点,就是对普遍地权及其文明结构的扫荡剥夺,以斩断那种自下而上的纽带——“道生法”维护普遍固有权利→固有权利以地权财产人身的普遍性形成自由契约与由亲及远的社会契约→社会契约以宗亲乡约和一致对外形成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演化出多数授权程序以保护前面的普遍权利和自身整个主权。这一进程在华夏,由礼运大同篇指向的黄帝起源奠定,由汉唐在数百年内忧外患中文武复兴而形成熟人契约并且东学西渐唤醒沉沦于中世纪的欧洲,由晚明非君思潮引领共和先声,但在辛亥革命、护法抗战之前,突然被一种外力结构打断、桎梏和倒退三百年,这种结构就是满清,从奴隶制部族开始就以内部八旗等级制形成、与前述结构完全对立的游猎生态。

这种游猎生态与自耕农文明(因普遍地权的社区、产权、劳力之独立性,发展出工业商业信息产业)的对立,不只是在东方,而且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是如此泾渭分明的两条线。欧洲中世纪的根源,就是罗马普遍地权文明在恺撒的全面征服、全面改革,被元老院贵族刺杀中断后,陷入寡头-帝政格局,而尚未消灭的那部分,又因这种格局打破了协防组织,导致日耳曼蛮族入侵,条顿森林里带来的、反地权的游猎生态,从此侵入罗马,毁灭了残存的自耕农文明,与犹太教的游牧结构结合,形成教廷神权,对欧洲施加了不亚于崖山甲申的千年桎梏,直到拿破仑“武装传教”民法典扫荡欧陆,才反其道而行之,形成自由契约社会与相应的民族主义潮流。

而英美,由于恺撒征战中的地权文明启蒙了高卢-不列颠世界的凯尔特蛮族、条顿蛮族,所以地权那一面被激发出来,表现在部落大会-众议院的庶政结构,较大遏制了游牧那一面的部落长老-贵族院的结构,并通过撒克逊-维京-法兰克诺曼历次与不列颠一轮轮土著的搏杀来形成这双重结构。这才是英国后来与王权博弈的根源,贵族也是在这个支撑下,才能以大宪章以下的历次博弈来制约王权,这个结构被打压,则贵族依附于王权形成寡头资本主义-北美奴隶制,最终在林肯那里,而不是美国独立时期,才真正使这一意义上的革命始告成功。

所以从中西文明的路径来看,在甲申以前,华夏一直是领先西方的(辛亥先贤对此有白纸黑字的共识),并且启蒙了欧洲中世纪,而这个从“东学西渐”,经过“西学东渐”回流的过程,又因清末民初那些对辛亥革命有所疏离的、半通不通的知识分子(满清文字狱四库全书阉割后的士大夫阶级),没有正确区分西学中的精华糟粕,没有把握住其中哪些是华夏文明启蒙的结果、哪些是游牧奴隶制的结果,而造成囫囵吞枣,并引发系列后果。此不赘。其根源,还是八旗结构的历史积淀。尤其这个积淀超过历代“胡无百年之运”的情况下——终清一代,以剃发易服、百年文字狱、四库全书改史、禁结拜、禁跨省进香、割地赔款,而毁文明;以全国屠城、跑马圈地、迁禁海、闭关、迫害科技、民间禁武,而毁经济;以卧碑禁社、农奴制、宁古塔集中营、关卡重税、滥用酷刑、八旗部落奴隶制、军机处密折制,而毁政治。

2018年5月 别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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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文中“反清革命者谭嗣同”的说明
大清忠臣袁世凯出卖的谭嗣同,并不是维新派,而是革命党。 教科书把谭嗣同说成“资产阶级保皇改良派”,其实精读谭嗣同《仁学》和事迹,就会知道,谭公是坚定的排满反清烈士,是没有加入兴中会的革命党,公开号召驱除鞑虏,戊戌计划中枢反清,与康有为不是一路,反清诗词还被康梁篡改。当然,跟什么“资产阶级”更是没有五毛钱关系。 谭嗣同追慕文天祥、郑思肖、王船山等宋明遗烈,参与维新是为直取首都,以覆清廷,自甘牺牲以证改良不通,更做了大量反清宣传,这点他的同道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很清楚,同盟会一直宣扬谭嗣同反清革命本色。邹容写《革命军》就大段引用和借鉴谭嗣同的著作,并悼之“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如果略去作者,只看这些话,会以为是孙中山、邹容、章太炎、陈天华、刘光汉(前期)、蒋中正、钱穆、牟宗三等人常见的反清言论: ——“辽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会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撄取中原之子女玉帛……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李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时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其批判曰:“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而其结论曰:“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说这些话的是谁?谭嗣同。而且不是一两句,一两段,是始终如此,正所谓“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而其被篡改的绝命诗,仍号召排满反清:“三户亡秦缘敌忾,功成犁扫两昆仑”。同样,“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被康奴篡改为“无以酬圣主”。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出卖谭嗣同呢?因为袁深知,他的荣华富贵,和将来的权力来源,都是爱新觉罗所赐,一旦他的大清灰飞烟灭,自身就是唇亡齿寒,所以袁氏终其一生,对爱新觉罗忠心耿耿(但这种忠诚并非满清豪杰良弼那样的真诚信仰,而是纯粹依附投机),哪怕段祺瑞违背他的电令,带兵上殿,配合同盟会光复的十几省逼退满清之后(这是袁世凯无法节制段祺瑞的根源,也是段祺瑞能够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袁氏仍从中作梗,把清帝逊位诏加入“特命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一条,将共和国的法统,追溯于爱新觉罗私相授受的恩赐,以取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全民族共和契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也是为什么从那以后,袁氏要三让首揖爱新觉罗,在八旗首肯之下一边汉服祭天、一边钦定长袍马褂(1913)、一边为保卫清帝逊位诏而武力撕毁临时约法、一边将满清-北洋-伪满洲国的五色旗作为赡养清室的“国旗”、一边以国家元首之名签善后大借款21条等换取帝位,一边法定“诋毁前清”者入罪(1914),一边刺杀吴禄贞等反清志士阻碍南北夹击计划,同样,这也是袁世凯为什么在帮助大清镇压义和团之后,要将义和团领导层置换为八旗皇室,把“扫清灭洋”改为“扶清灭洋”的缘故。
在反清这个问题的天平上,谭公嗣同与孙中山、洪秀全、郑成功、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李定国、张苍水是一路人,而袁世凯与康有为、曾国藩、李鸿章、施琅、周培公、纪晓岚、吴三桂、范文程是一路人。这是两极对垒,因此袁的做法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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