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如何进步 民族学如何进步 评价人数不足

王铭铭:对欧美人类学“新潮”的几点印象

某李小编
2018-05-16 看过

感谢学会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聆听大家的讨论!

刘正爱秘书长代表杨圣敏会长邀请我,她说,会议只有30人参与,我可以随意畅谈。没有想到会议规模现在变得如此巨大。没有好好准备,有些紧张。

没有好好准备的一个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我在北大教人类学思潮的课,这门课起初有些后现代倾向,导致的影响,有点像色音老师批评的现状那样。之后,我跟人类学史家和历史人类学家有深入的交往以后,发现它的学问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学术传统内部梳理出一个深远的历史脉络来才开始的。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我就不大讲“新潮”了。相反,我在北大讲了十几年的老理论,所以我的电脑里也找不到一个现成的PPT。

我早上6点起床,稍稍做了准备,粗陋不堪,供大家一笑。

这个题目比较“风骚”,而我最多只能利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给国外人类学一个个人化、印象化的介绍,目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了解的情况。

年纪“奔六”以后,说话越来越慢,之前有一次开会,我自称只要讲20分钟,结果讲了两个小时,出了丑。如果我超时,请制止我。


英国早期民族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

我是20世纪80年代去英国留的学。到了英国以后,很不习惯,因为当时在国内学到的人类学知识,局限于摩尔根、恩格斯那些民族学论述,即使放眼世界,也多半是从台湾的李亦园先生编的那本《文化人类学选读》中得到机会的,对国外情况的了解隔了一层。到了英国以后,发现他们的人类学变化很大。跟我们讨论的课题有密切关系的是社会人类学。

我去英国好几十年前,英国的人类学已经产生了几个大的变化。首先是19世纪60年代,后来牛津大学教授泰勒1872年写了一本人类学导论的著作,在里面对民族学加以批判,他认为民族学说的都是传播论的思想,这个思想违背了他看到的材料所证实的进化的观点。在我的印象里,在英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第一个矛盾是进化论跟传播论的矛盾。当然,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民族学在英国复兴过。我主编过一套古典人类学译丛,其中有一本书叫《大象与民族学家》的民族学派之作,其内容都是传播论民族学的。这本书代表的民族学的复兴,是对照着进化思想来的。我对这种民族学,有点赞同,因为它比较侧重研究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有助于我们纠正进化论的问题。

《大象与民族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也许后来英国社会人类学里的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也一样赞同传播论的这一特定看法——他们不喜欢进化论,不过,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经济学的观点结合起来,重新塑造这门学科的形象。如此一来,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他们的行动,英国人类学出现了一次巨变,此后,英国一直使用社会人类学这个词,它的内容跟民族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很像,但是思想却不一样,他们不喜欢历史研究,喜欢功能的研究。这些东西大家现在都已很熟悉,不过我当年初到英伦,还是感到非常的震惊。我之前学的,若不是进化论民族学的东西,就是美国早期文化人类学的东西,这些跟社会人类学很不同。

“话语”、“权力”和“实践”的法国人类学

更让我难以把握的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话语”和“权力”理论。“中国话语”这个概念就是从那时起逐渐在西方流行起来的,是一种批判理论,但在国内,却变成了正面宣传,这个“本土化”很有意思。

还有,我当时还要读布迪厄的著作,作者是法国社会学家,最早是做非洲人类学研究的,后来逐渐使自己的论著社会学化,并成为法国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实践”这个概念。对这个概念,我理解不深,不过,我的印象是,它似乎跟“话语”“权力”的概念不同,比较侧重表现人在“结构力量”方面的自主性。倡导“话语”“权力”研究的那些人(如福柯)比较悲情,他们看不到人的自由,而倡导“实践”概念的那些人,则比较重视个体的发挥余地。比如说,布迪厄即认为,人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地跟随社会结构在走的,它有很多能动性。

布迪厄作品集,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后现代与“罪恶人类学研讨会”

20世纪80年代末,后现代之类概念代表的思想新潮,大多是从英吉利海峡对岸那里漂过来的。英国人虽然不喜欢法国人,但很喜欢法国的“舶来品”,在喜欢“舶来品”的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性”。比如说,那些年,英国社会人类学有几个新潮的东西,一个是叫作对理智和情感的关系之研究,这个很“英国”,跟这个国家近代启蒙中出现的理性主义观念有关。

说起来有些丢人,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宗教研究,但恰是在这方面,英国老师讲的东西,因为太新潮了,我也只是懂一些皮毛。比如说,我知道他们致力于对一神论进行相对化,他们认为,各民族都生活在宗教当中,不但是信仰一神论的民族。英国人类学会有个年会开过一个“罪恶人类学研讨会”,讨论罪恶观念的文化特殊性,因为有文章提到,在没有单一神的民族当中,“罪恶”这个词是不确定的,就像上帝是不确定的一样。这个我有些明白,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做了大量的比较宗教研究,这些我一时没有理解透。跟这有点关系的是医疗人类学研究。前面提到了福柯,他写了很多关于医疗的著作,把医患关系当作权力关系来研究,这对医疗人类学有深刻影响,那时,不少做医疗研究的人类学家专攻非洲研究,他们把福柯说的东西发挥成医疗制度和话语的微观社会学比较研究。这类研究不算是真的在比较,它们更重视“揭示”,但常常也跟比较宗教联系起来,保留一定的观念比较的习惯。

“写文化”的美国人类学

当年我没有很多时间去了解美国的新潮,这是因为,英国人很讨厌美国,我的老师们也不例外,他们不大爱谈美国学问。我很爱喝可乐,我的同学们总是讥讽我支持美帝国主义……我自己在图书馆偷偷看了美国的一两本人类学书,既得有斯托金的人类学史之作,作者是人类学史研究的头号人物,编了一套人类学史研究作品,对我们这行的历史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当时课上很少讨论这些书。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人类学在当年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史的核心,那时有一个叫沃尔夫的人类学家在1982年写了一本叫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巨著,这本书把人类学推向了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此外,在1986年,美国出版了《写文化》,这对英国人类学界倒是有些影响。

对后现代的回应与顺应

留学期间对所谓“西方人类学”的印象,记得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这些了。回国之后,我们刚刚开始翻译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欧美,这却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那时美国的萨林斯教授很反对后现代主义,而主张把结构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他提出一种新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很注意研究每个民族自己的世界观是怎么样在遭受外来冲击的情况下得以持续的。

20世纪90年代我组织了一些翻译工作,有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有格尔兹解释人类学的,也有上面说到的这种结构-历史人类学的。另外,在英国,为了回应后现代主义,有学者编了一本叫《地方化策略》的书,这本书的优点是概括了西方人类学对世界各个所谓民族志区域的研究史。这本书非常重要,它针对后现代主义论点强调指出,所谓普遍的人类学认识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问题是在人类学研究的地区中得到地方性的接触和解释的。几年前我曾经召集过一个叫作“东南与西南”的研讨会,依据的就是这个区域化的主张。

无论是结构-历史人类学,还是区域化民族志,严格说来并没有得到人类学家的普遍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研究,似乎必须围绕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或者全球化的问题来进行,否则不能引起关注。这种学术旨趣的趋同,也出现在东亚,学者大量从事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话题的研究。此间,虽有一些人类学家开始对后现代主义提出反思,但一般人类学家却不断推进后现代,甚至把它当成判断学者水平的标准。

“跨文化研究”的复兴

到了21世纪,欧美的人类学又是怎样的呢?一个大家并不怎么关注的潜流是跨文化研究的复兴。我在1996年应邀跟北大乐黛云、法国李比雄教授,参加法国跨文化研究院的活动。我们知道,对于过去三四十年来的中国人类学,乐老师有很多功德,她编的《跨文化对话》杂志,现在已有稳定基础,从1996年之后,我去过欧洲很多次,起初跟她的邀约有关。跨文化研究院的院长是意大利刚过世的哲学家艾柯,它的具体执行长是获得过法国国家人类学博士的李比雄先生,他们想表明,人类学只有通过对别的文化的研究,才能看到自己的文化。

借助跟他们合作,我在非洲和欧洲有一些短期的调查经验,我曾利用这些经验来阐明海外研究跟本土文明的关系。我自己很感怀跨文化研究院的同仁给我的启发,但却看到这个研究院事业的艰难。这个所谓研究院并不主流,也一直处在贫困状态,在人类学里更称不上有什么合适的地位。它做的工作其实很重要,比如说,在一些讨论中,它已涉及科学的社会文化属性问题,这个问题之后被拉图尔的科学家民族志定义后才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又比如说,它做的工作,还涉及原始民族的世界观,而这方面,得到重视的,主要是德斯克拉关于亚马孙流域的研究。我的意思是说,我个人认为,21世纪来临之际,跨文化研究院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理解的。

乐黛云与汤一介

当代英国人类学

在伦敦,区域人类学的重点依旧是大洋洲和印度,不过,21世纪来临之际,我自己感兴趣的长时段历史人类学,则在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关注,特别是伦敦大学学院,有一个庞大的人类学团队,是英国唯一拥有“四大分支”人类学体系的学院,它的始祖对民族学比较侧重,反对布朗的人类学社会学化,这个传统被保留了下来。2013年他们开了一次关于民族学的会,我参加了,我认为这次研讨会讨论的问题很重要,只可惜没有出版论文集。

在长时段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讨论出现之前,伦敦经济学院早已出现了认知人类学,在布洛克,一批学者关注“认知”的研究,特别是儿童的“认知”研究。

在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一改既往姿态,在本科教育里改称为“人类科学”,使得人类科学能够包括更广的方面,研究上也出现分化。

剑桥大学,有历史和社会理论关怀的古迪持续写作,社会人类学界围绕斯特雷森的本体论思想扩展视野,内亚研究增强着自己的力量。这些悄然跟欧陆的文明研究相融合。比如,两年前德国人类学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迹象,马普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有学者著文称,人类学应关注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历史,这些学者认为,人类的文明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五千年来没有间断过。什么是资本主义呢?欧亚大陆持续有高度发展的市场体系;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欧亚大陆可以说绝无仅有的“世界宗教”。作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宗教,不断地在过去五千年中控制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它到达道德临界点的时候,道德就会迸发。

德国马普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作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一点担忧

以上,我用三段论来概括西方人类学的思潮流变,其大意是,西方新潮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历史化和全球化、新世纪的再整合。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我感觉到西方人类学的碎片化,也试图在它内部寻找有助于重新整合的因素。我对我们国家的人类学抱有很多期待,也有很多很优美的想象。至今,我们比国外的人类学热闹得多,国外人类学饿得半死,没有地方吃饭,我们一开会高高兴兴地聚到一起,他们每次来中国,就觉得是这一辈子过得最好的日子。

我们的人类学界,似乎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但是,最近我的感觉开始出现变化。我重读的是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史》这本书,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我们的学科在未来会有很多问题,就像其他学科一样,它最主要的问题都会来自有两千年历史的官僚主义,我们的学科也充满着官僚的气质,我们本来有机会认识自己的学术传统优点,吸收他国人类学的长处,在人类学世界里提出自己的论点,做出自己的独到研究。但我觉得我们的学科正在变得官僚化,正在失去学术性。我不得不再看王亚南先生的这本书。它使我担忧。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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