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Sra. Elisa
2018-05-16 10:42:17

我认识一些渊博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生物。这些人一般对罗马史都很有研究,对每一种农作物的起源也如数家珍,经常探讨的问题包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只到底有多大”,以及“下一场科技革命究竟会发生在什么领域”,对“三国”“水浒”“红楼梦”里面的谁跟谁通奸,那搞得简直是一清二楚。问题是,作为一个文科博士,我似乎有渊博的义务。人们指望我了解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和加拿大选举制度的不同,指望我说清中亚地区在人种进化过程中起的作用,还指望我对1492年这一年的历史意义侃侃而谈。但是,我哪知道这么多啊,我只是人类而已。渊博的人是多么神奇啊,他们的大脑像蜘蛛网,粘住所有知识的小昆虫。而我的大脑是一块西瓜皮,所有的知识一脚踩上,就滑得无影无踪。

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向,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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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些渊博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生物。这些人一般对罗马史都很有研究,对每一种农作物的起源也如数家珍,经常探讨的问题包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只到底有多大”,以及“下一场科技革命究竟会发生在什么领域”,对“三国”“水浒”“红楼梦”里面的谁跟谁通奸,那搞得简直是一清二楚。问题是,作为一个文科博士,我似乎有渊博的义务。人们指望我了解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和加拿大选举制度的不同,指望我说清中亚地区在人种进化过程中起的作用,还指望我对1492年这一年的历史意义侃侃而谈。但是,我哪知道这么多啊,我只是人类而已。渊博的人是多么神奇啊,他们的大脑像蜘蛛网,粘住所有知识的小昆虫。而我的大脑是一块西瓜皮,所有的知识一脚踩上,就滑得无影无踪。

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向,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均衡,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一切上升或者坠落或者旋转或者破碎都有一个优雅的终点。孤独,微渺,疯狂,无所事事,不被需要。青春的浓雾散尽以后,裸露出时间的荒原。人一辈子的奋斗,不就是为了挣脱这丧心病狂的自然。再真诚的忧郁或者狂躁,也因为这两千双眼睛,变成了一种表演,以至于你自己都忘记它是一种感受还是一种姿态。人渴望被承认,也就是别人的目光,但是同时,当别人的目光围拢过来的时候,他又感到窒息,感到不自由。获得承认和追求自由之间,有一个多么辩证的关系。

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时,兰德说: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任何宗教、情感、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体。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值得颂扬,归根结底因为它就是人的精神。"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每天早上醒来,都像在一条陌生的大街上重新捡到一个孤儿。但与此同时,还做大力士,手里扛着理想的大旗,宣传自己改造社会的主张。

一般来说,一个厨房的干净程度,是和这个宿舍里中国人的数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爱做饭。而且做起饭来,绝不似老外包一个三明治那么简单,而是声势浩大,每一场饭做下来,厨房里像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样横尸遍野,到处是油腻、菜叶、饭粒、碗筷。事实证明,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激情澎湃,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

因为有了“社会”,也就是有了两个以上的人,变得如何复杂起来。人的非理性、顽固、自私之地步,让我觉得匪夷所思。比大海更深不可测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深不可测的,是人的心灵。两年来,我们厨房的环境,一直在像中东局势那样稳步恶化,期间我经历了“以德服人”、“以德吓人”、“以德骂人”三个阶段,至今也没有扭转这种恶化的局势。

我并非洁癖。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劣币驱逐良币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丢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

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避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痛苦也不能让别人快乐”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我这样的学文科的、愤青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圈子圈得太紧了,就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眈眈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温暖也就成了压迫。

这么一个著名的“集体压力”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表明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永远是毫无关系的。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是笑得甜甜蜜蜜,就算是有过无关痒痛的来往,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是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就算你们三年彼此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简直想不起他或者她的样子,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这一切,据说都是“因了冥冥中的缘分”。

他得学了多少物理,才能把自己学成这个样子。那些要用精确到分钟的方式跟丈夫或者妻子汇报每日行踪的人。每当我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没有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动物园,没有丈夫吵着让我给他做晚饭,没有领导吵着让我做某个报表,没有同屋的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我的确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

后来我发现凡是令你烦躁的,其实帮助你防止抑郁。当然抑郁和烦躁谁比谁更可恶,好比自杀与他杀谁比谁更可怕,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煽情过度正如化妆过度,便是好看的一张脸,也因为过于自我强调而形成压迫感。今很多人想起倪萍,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想哭而哭不出来的生理反应,可见当年她那闪烁着盈盈泪光的眼睛,给全国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创伤。

反煽情才是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反煽情的方式上,又有两个套路。一个是无厘头套路,看谁假正经,就跑过去撞它一下,看它摔得四脚朝天,然后逃之天天,像胡戈同学那样。另一个就是冷煽情法,比如那些艺术电影,人人都绷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半天不吱一声。该哭了是吧,我偏不哭。该笑了是吧,我也偏不笑。我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我让你们这些批评家一个批评的把柄都抓不到。

既然可能,为什么一定要藏着掖着呢?仅仅因为观众看了可能会哭,而哭这件事不够酷,所以一定要扼杀掉?人类对自己的感情戒备到这个地步,似乎也不必要。

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需要普通网民自备干粮、长途跋涉去探索。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探索其中的哲学深度,这个买卖好像有点不大公平。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

要读就读小说里的珠穆朗玛峰:卡夫卡。多年以前试图读卡夫卡的《城堡》,结果只攀登到海拔第50页左右,就摔下山来。觉得大师他太、太、太啰嗦了。一句话扯成两句话,两句话扯成四句话,四句话扯成十六句话,卡老师要是去做兰州拉面,肯定是一把好手。

历史是一个无限且循环小数。据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

2016-02-14 16:49:44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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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原理大约是,让这个男人花钱花得心疼了,他才能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要是一个钻戒像一盒巧克力那么便宜,难保他不见个人就求个婚、哪天嘴馋了顺便求个婚什么的。结婚过五年,看彼此都跟看家具没区别了,还浪漫呢。趁着男人还没有完全变成混账的时候,把该浪漫的都给浪漫了,以后就是两个人为了苹果该不该削皮吃而打得头破血流时,还可以“回首”当年他递给你钻戒时眼里的柔情。记忆这个东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靠这点回忆,再往记忆里添点油加点醋,没准能多撑个20年呢。能够做到前脚刚点清给三陪小姐的现金,后脚回来夸老婆全世界最好。她总以为肉体的亲密,只是一个序曲,更盛大的演出是在后面。两个人的耳鬓厮磨、朝朝暮暮。昨天我跟你上了床,今天我就等着你给我打电话,关心我今天吃了什么,跟谁闹了别扭。……总之,两个人上了床,那就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第一张牌是那个物理运动,最后一张牌是他威武不能淫、富贵不能屈地在汹涌澎湃的美女海洋里表示“我的眼中只有你”。

但对很多男人来说,上床不是序曲,而恰恰是尾声,是他漫长的征服旅程的终点。在这个终点,他的游戏“打通关”了,开始寻找新的游戏。性让女人的幽怨变得理直气壮。一个女人要求男人爱她的依据,不再是自己是不是可爱,而仅仅是他还跟她睡在一张床上。一个女人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一个男人的标准,也不再是自己是不是还关心他的感受,他的需要,而是自己还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当初因为性而复杂化的那些渴求,如今也因为性而变得机械,好像某个独裁政权,得不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但却禁止人民群众逃到邻国去避难。

“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我想它的意思是,只有真正爱人类的人才可能爱上一个具体的人。就是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这份爱是在表达这个人靠近真善美的决心,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遭遇。正如政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爱情世界也是。正如政治不可能合理,爱也不可能。所谓爱,就是人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就是被征服者,在自我的废墟上,协助那个征服者残杀自己。别忘了,希特勒也曾一边坐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热泪盈眶,一边把600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从这一点来说,汉娜是整个纳粹美学的化身。在这个美学中,生命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只是权力意志的容器。

如果让我掰着指头数,我这30年来到底真正“爱”过多少个人,那恐怕绝对不超过三个。但是如果让我想想,自己曾经对多少人有过crush,那就多了,这个这个,反正我都不好意思数了。爱情是一场肺结核,crush则是一场感冒。肺结核让人元气大伤,死里逃生,感冒则只是让你咳点嗽、打点喷嚏,但是它时不时就发作一次。Crush一般来势迅猛。初来乍到的时候,会让你误以为那就是爱情。但是开始时,你不知道那只是三天、一个星期的crash,你捧着自己“怦怦”跳动的心,想,他真好,真是无与伦比,真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人啊。然后你开始幻想。有那么一段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星期,你活得腾云驾雾。你幻想他来看你。你幻想你们走在大街上,过马路的时候,他拉住你的手,然后不肯放开。你幻想你们呆在房间里,换了三百八十种拥抱的姿势,却还是没有把要跟对方讲的话说完。等你把该幻想的幻想完毕之后,这个crush也就燃油耗尽了。Crush和爱的区别就在于,那份幻想还来不及变成行动,它就已经烟消云散。它之所以没有转化成行动,也许是因为你很羞涩,不好意思表达,然后一不小心就错过了这个人。也许是因为你们没有“发展”的机会,时间或者空间的距离,让那份心动慢慢因为缺氧而窒息。也许是因为等到对方走得更近,你看清他的全部,他身上那个亮点慢慢被他的其他缺点稀释,以至于那份感情还来不及升华,就已经腐朽了下去。

爱情它是个小动物,要抚养它长大,需要每天给它好吃好喝,没有点点滴滴行动的喂养,crush就那么昙花一现,然后凋零了下去。但是,的确有过那么一小段时间,因为这个人,你心花怒放七窍生烟六亲不认,你摆脱了地球吸引力而在火星上腾云驾雾。Crush是速朽的。它的残酷和优美,都在于此。糟糕的是,人们总是把crush误以为是爱情,败坏那份幻想的轻盈。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从那瞬间的光亮中,拉扯出一大段拖沓的故事,最后被这拖沓淹没,深陷泥沼、积重难返。然而闪电怎么可能被固定住呢?某同学说,面对有些可能性,转过身去,是个美丽的错误,但是迎上前去,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所以当crush来临的时候,放任它,但无需试图抓住它,把它的头强行按到爱情的粮草当中去。你可以托着下巴,设计那些明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与自己辩论下一次见到他时该穿的衣服、该说的话,与此同时,你深深地知道其实下个月,你就会将他忘记。你看着手中的那根火柴,那么短,慢慢地烧到了指尖,然后熄灭。熄灭之后,你心存感激,感谢它的光,也感谢它的稍纵即逝。

他没有回到妻子詹尼丝身边,路上他认识了妓女露丝,他跑去跟她同居了。在和她同居几个月后,他又跑回了刚刚生产的妻子身边。跟妻子共处几天之后,他忍无可忍,又企图跑回露丝身边。在新生女儿意外死去之后,他又跑回了妻子身边。在女儿的葬礼之后,他又跑回了露丝身边。

我想之所以永远有这么多人在忙着得到爱失去爱抱怨爱唠叨爱,除了伟大的化学反应,还因为爱情是成本很小、“进入门槛”很低的戏剧。如果要以做成一个企业、创造一个艺术品、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拯救一个即将灭绝的物种……来证明自己,所需才华、意志、毅力、资源、运气太多,而要制造一场爱情或者说那种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只需两个人和一点荷尔蒙而已。于是爱情成了庸人的避难所,于是爱情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是当权的糟老头子们制造出来的文化霸权。那种“男人有钱就会应有尽有”的说法,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男人在外形上不思进取的借口,但“人家爱的是你的钱,而不是你的人”这事总归不大美好,何况大多数男人永远也挣不到“应有尽有”的地步。与其挥金如土地争取拜金女的不可靠爱情,不如买张健身卡到体育馆去挥汗如雨。

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可是女人不。她们不要生产力,非要蹲在那点感情坑里死活不出来,与自己那点小伤痛战斗得血雨腥风。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像出麻疹,出个次把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这深深地让我感到,女人跟男人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女人背着感情的包袱跟男人职场竞争,好比一个人戴着脚镣跟另一个人比赛跑步,没法比。

和“金色的永生”比,短短一生算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斤来衡量芭蕾舞、用米来描述莫扎特,又怎能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是,张爱玲晚年为什么不自杀?60年代末其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张爱玲就过上了完全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昼伏夜出,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有人来访不开门,访大陆访台湾机会一概拒绝。后未还染上了“恐虱症”,总觉得有虫子骚扰,隔三岔五搬家。有个狂热粉丝为了刺探她的生活,偷偷搬到她家对面作邻居,一个月只见她出门扔垃圾一次,而且在得知该邻居是个粉丝之后,张爱玲立刻搬家离开。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一个幽灵在四面白墙之间飘来飘去,瞪着时间一点一点蛀空自己。张爱玲的作品里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几乎毫无涉及,那么,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真的,不值得书写的生活值得度过吗?对于别人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她是张爱玲。她曾经那么热衷于表达,她还那么骄傲,而无动于衷被死亡的纤绳一点一点拽上岸,又是多么不骄傲的一个状态。

短短三五年的爱情,这样细水长流地被思量、被咀嚼、被雕刻,好比写一本书,前言花去20年,后序花去50年,最厚重的却仍是青春那三五年。能发生的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在一定意义上,共同贫穷才是和谐社会的真谛。鉴于目前离婚率越来越高,单身成人越来越多,婚姻中各类出墙行为的泛滥成灾,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不禁开始思考婚姻制度的走向问题。等到有一天单身成人女性不是51%(今天的美国数据),而是71%、81%、91%的时候,婚姻制度还会存在吗?如果存在,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呢?现在有点理智的人都愿意承认,维持婚姻的动力绝不仅仅是“爱情”,那些哭喊着“我不够爱他/她,所以不能跟it结婚”或者“我不够爱他/她,所以要跟it离婚”的人,经常被耻笑为“幼稚”,“琼瑶小说看多了”以及“吃饱了撑的”。

但是,不是你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第一,就孩子的抚养来说,随着法律在抚养费、监护权方面的发展健全,DNA亲子鉴定技术的发展;以及儿童保育工作的社会化,孩子的抚养越来越不依赖一个稳定的一夫一妻家庭结构。虽然据说一夫一妻家庭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但是成天鸡飞蛋打的一夫一妻,很可能还不如各自轻松快乐的单身父母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就经济上的相互扶持而言,婚姻的必要性也在衰落。当经济发展使得单个人(尤其是女性)工资提高到了大多数人都能养活自己的程度,当社会的保险福利养老制度完善到大多数人都能“老有所终”的程度,当法律上婚前财产协议、离婚财产协议都成熟到“谁也不可能通过结婚离婚占谁便宜”的程度,当全世界女性变得不再像李湘那么好骗的时候,实在看不出婚姻在经济上还有什么不可或缺的功能。

第四,就生活上的相互帮助来说,妻子需要丈夫抬煤球、丈夫需要妻子打毛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越来越多的家务被社会化,男人可以去餐馆吃饭,不结婚不至于饿死,女人可以找搬家公司搬家,不结婚不至于累死。本质越来越会是:你懒,你懦弱,所以你才好离不如赖婚着。但是更多的人,一生N次地坠入爱河和坠出爱河,有些都摔成肉饼了。甚至有人说,一般来说那种热烈的、还没有转化为“亲情”的爱情,往往只能维持六个月左右。

推论:婚姻的平均长度将会短到人们觉得“得不偿失”、“结婚太麻烦”的地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问题是,虽然婚姻这个上层建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既想得到,又不想为得到所束缚。

比如儿童抚养的进一步社会化,女性经济地位的迸一步提高,孕育哺乳期间对女性福利的增加(比如给每个孕哺期间的妇女配备一个男保姆),等等。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桎梏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即将到来吧,那些感到婚姻是一个港湾的人,庆幸你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吧。

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19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人类的智能,就像人类的财富一样,越来越向金字塔顶尖的一小撮人集中,这真叫我忧心如焚。绝大多数的人,中国的,菲律宾的,泰国的,刚果的,都在手脚乱踹地挣扎。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又会继续在公园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这国泰民安的美好画面。事实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而Secuestro Express这样的电影,就是掐着你的脖子,掰开你闭着的眼睛,让你注视这个伤口,在你的耳边吼叫:Look at it!Look at it!

说到底,它恐怖,是因为它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听到的一个词汇:阶级斗争.对于一个充满了壮志豪情的斗士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没有了一个明确的坏人,而这就是当今“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曾经是多么豪迈的一件事。格瓦拉,游击队,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刑场上临死前的振臂高呼。现在却像是一笔做不下去的生意,负债累累,人去楼空,只剩下几个混混,在空空的旗杆下面,靠着绑架、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做点“小偷小摸”的买卖。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地图,历史重新变成了漫无目的的流浪。

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一个关心权力和权利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的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另一些人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事实上中国正史的写法,就有点八卦集锦的意思。但真正关心政治,不是关心领导人的起居和病历,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关心“事件”,是关心正义。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人性。

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状了。戈尔巴乔夫说: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当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时,人们开始抱怨他走得太远了。最近和一个小朋友谈到戈尔巴乔夫,小朋友道:啊,那个搞垮苏联的人!“那个搞垮苏联的人”,就是历史对这个老头的结论。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想不想搞垮苏联,而在于当他搞垮苏联的时候,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人民群众岂止答应,在立陶宛,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甚至在莫斯科,民众风起云涌地推动了苏联的垮台。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戈尔巴乔夫没有搞垮苏联,他只是给正在垮掉的苏联最后吹了一口气。

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1981-1985年则为1.7%,但这不过是继承了前辈“传统”。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是个经济天才,而在于这种靠政府投资拉动和技术模仿实现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1970年代初苏联实力最接近美国时,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3,军工占国民产值的40%。更不用提布拉格之春、阿富汗战争、乌克兰饥荒以及古拉格群岛了。当然在一个观念的过时和消亡之间,还需要一个推动力,还需要一个人,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他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里爬行了几十年,爬到顶峰,却一脚踹开了这个机器,而这个机器的倒塌也意味着他自己的坠落。当政治自由被打开一个口子,它就会一泻千里。你不可能对着人群甲说你可以拥有言论自由,却对着人群乙说你不能。他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支撑这个空心帝国,还是捅破那层纸。如果追求自保,他可以继续趴在那个官僚机器上打瞌睡。但不幸的是,他在官僚机器的鼾声之外还听到历史的轰鸣。欠账的是别人,还钱的却是他。欠了70多年账,当然不可能一夜还清。于是,在“人民书写的历史”上,他成了那个企图还债却又还不起的笑料。站在东德街头对戈尔巴乔夫高呼“戈比我们欢迎您”的是人民群众,哀叹他背叛苏联的也是人民群众。历史,我们知道,它水性杨花又冷酷无情。

我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画面:我的一个亲人消失在漫漫的水面之下,我抖抖瑟瑟地站在岸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不可避免地想起电影里,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面临威胁时,奋不顾身地冲进刀山火海的架势。这个场景是我经常假想的类似的“道德极限”场景之一而已。相比于事无补的努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是否能够忍受自己在别人极端的痛苦面前无所作为?

消费的乐趣,从来都是无力的乐趣,数量越大越无力。所谓自暴自弃,并不在于智力、想象力和勇气的枯竭,而在于当事人已经不打算对这种枯竭加以掩饰。有一次他遭抢,抢劫犯在大街上抢了他的钱之后,竟然公然站在几米之外慢悠悠地数钱。抢劫犯一点也不害怕,被抢的人胆战心惊,这就是巴西。巴西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前进,它可能会变得更糟。”也是,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去圣保罗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盂买,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巴西人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买。但是绑匪不会或者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分给贫民窟里的穷人看病,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间接伤害的穷人可能比他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得多,这一点,他未必明白。

某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经济成本,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一个坏的绑匪和一个好的绑匪,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行为收益,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行为收益呢?好吧,绑匪哪有好坏之分,根据定义他就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用康德的话来说,他的行为违反了“绝对律令”。

我想象,假设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始绑匪成风,中国的经济萧条估计为时不远了。哦,忘了,这事其实几十年前早发生过了,只不过当时绑匪是穿着制服,而且是独家经营。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全球化还是本土化,说白了,不过是随夫姓还是随父姓。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不堪一击,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我想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这种追问的精神,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成熟的人”还告诉你:这个世界,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所以战胜坏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更坏的人。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像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争辩得脸红脖子粗。这些著名高校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这样说似乎很唯心,但经济学家说,一个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而效用永远是主观判断。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这句话的山寨版说法是: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焦虑都是咎由自取。别人往往记住了说话的语气,却忘记了这语气之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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