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还有小孩可以出场

Sra. Elisa
2018-05-16 10:41:01

我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的经济典范,立马就又传出那个国家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一千的消息。这边刚开一个威尼斯电影节,那边又要开多伦多电影节……就这么—个小破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小姐我踮起脚尖往前看,也只能看到舞台角落里花旦的那双鞋子。

你们公司待遇不是很好吗?我惊讶地问。不行啊,学不到新东西,现在当然还混得下去,但是有一天万一失业,不懂市场上的新技术,那就完了,他说。看来,有学习焦虑的,还不仅仅是文科博士。

瞧,整个社会都染上了学习焦虑症。各处的江湖郎中纷纷出马,兜售猛药。总裁EMBA班都出来了,得病的,治病的,全都不知道害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成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强迫症了呢,人人都赶着去看急诊。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多么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和一个魅力四射的丈夫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被甩掉,所以每天处心积虑地往脸上涂日霜夜霜眼霜防晒霜,一直涂到脸上所有毛孔都被堵塞为止。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翻阅桌上那本崭新的《经济学人》,从智利的教育改革看起,北爱尔兰的出口业近况也行。

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才“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跟男朋友分手了,郁闷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和好了,高兴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既没有分手又没有和好,无聊得去吃猪头肉。我不能吃辣的,一吃就三把鼻涕一把泪的,第二天还拉肚子。但是一提到麻辣烫,我就视死如归,势不可挡。每次要决定去哪吃饭的时候,我的前男朋友就故意装作很困惑的样子,问:那,咱们上哪儿去吃呢?果然,我会嗫嚅地说:咱们再去吃麻辣烫火锅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大笑起来。这个细节,成了他一个屡试不爽的娱乐项目。

一切低俗的东西在高雅的东西面前,有它自己的奥妙。比如说,我虽然是“做学问的”,但是我对术语缺乏迷信,不至于听到一个“政权内卷化”就荷尔蒙分泌加速。又比如说,谁要跟我吹他开的车多高级,我可以气定神闲地伸出脚来,说我脚上的鞋子才花了18块5。又比如说,刚从第五大道的名品店出来,走在破破烂烂的中国城,我还是会从那拥挤破烂中体会出一种古怪的魅力。这些,我以为,或多或少都和我对猪头肉的爱好有种隐秘的联系。我还是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只不过让我深深地、深深地徘徊的,是人大食堂橱窗里的那二两猪头肉。

我喜欢话剧没有花哨的特技,没有复杂的镜头切换,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No End of Blame”是我想看的那类戏呢,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19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口味。比如做学问,以前远看时,就觉得这事多优雅多清高啊。坐在烟雾缭绕的书房里,紧皱着眉头读那些没什么用的书,用具有游戏精神的“无意义”去抵抗毫无游戏精神的“无意义”在所有种类的精神病中,无疑这是最纯洁的一种。可是近距离接触以后,发现这事一点不优雅不清高,一条工业流水线而已。不过人家生产出来的是家电是饮料,我们生产出来的是书籍是文章。人家生产出来的东西还可以用来给别人穿给别人吃,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是用来给自己评职称而已。

我还做过促销、家教、兼职的行政工作……它们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难以忍受,一个比一个更像大街上那些美女的背影,从后面看那么美,可是一转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不喜欢某个工作,可能是那个工作的错。可是如果我不喜欢所有的工作,那是不是我的错呢?当然我可以从批判现代分工体系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为了给自己的乖戾一个动听的名目,不惜佯装成新马克思主义者。啊不,因为那又是一份工作。

可是,我多么了解自己啊。那个清醒的我只想对那个想入非非的我说:同学,千万别从背后拍美女的肩膀,她会回头的,她真的会。

有时候我还暗暗地嫉妒那些家庭主妇。但是当有人自告奋勇说:你不用工作,我可以养你啊!我又嗫嚅起来,我虚荣心这么强,怎么能忍受当家庭主妇。于是我嫉妒那个可能的自己。再说了,既然干一行恨一行,我敢打赌自己会飞快地就会恨上家庭主妇这一行。

Every living is obliged to earn his living。每一个活着的事物都有义务去养活自己。这说法多么正确,但是对于我,对于那些热爱趴在草原上晒太阳的狮子,对于那些已经两个月没有吃上任何东西的企鹅,又是多么的无情。

为了传说中金灿灿的未来,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一这个变态的哲学。灭人欲的表现之一当然是消灭一切恋爱的细菌,将一切男生给我抛的媚眼写的纸条,以及我对一切男同学产生的情绪波动都毫不犹豫地扼杀在摇篮中,并踩上一万只脚!表现之二就是用非常严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穿着打扮。披头散发是不行的。高跟鞋,那简直骇人听闻。超短裙?我30岁以前从来没有穿过!有一天王勇琴披着头发来上学,我当场质问她为什么不梳辫子,她说她中午洗的头发干不了,我简直气愤填膺,你就不能早点儿洗头或者晚点儿洗头吗?你为什么要中午洗头呢,骗人!肯定是骗人的!

那时候我的床头还贴着一个小标语,叫“战胜自我”。一个少女被她所处的时代都给逼得在床头贴出“战胜自我”了,那不但是可原谅,甚至是可心疼的吧。“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重大表现就是不看电视。我不需要爸妈告诫我不要看电视,也没有学会用这件事作为砝码去讨价还价得到一些东西(真是太缺乏生意头脑了)。

我主要是想研究研究我国的“领导排坐学”、“领导表情学”、“领导视察学”等领域近年有没有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他们毅然放弃了电视。在他们怀疑人生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更倒霉的人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呢?在他们想通过骂人来建立智力优越感的时候,怎样迅速找到大规模的傻叉呢?

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仰望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良莠不分,来者不拒,坚持把所有的电视节目看了个底朝天,看到“谢谢收看”为止。她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当时,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曾经感动过某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曾经感动过我。你能想象吗?一个总是忧国忧民、挥斥方遒的男人,私下里热爱一个童话故事,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一个随时随地会感冒的女孩。

在邻居家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我掏出了那个盒子,并且觉得如释重负。仿佛一个12岁的小姑娘,偷出了妈妈的化妆品,把脸蛋涂抹得惊心动魄,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却觉得异样地熟悉。

每到吃饭时间,就端着空空的饭碗,遥望祖国的方向,脑子里翻滚着水煮鱼、麻辣烫、香辣蟹等等美丽的名词,喉咙里却不断地咽着痛苦的口水,完全可以说是饮食界的文天祥。

作为一个政治上六亲不认的人,我热爱这政治上六亲不认的城市。脏乱差,当然是真的。但纽约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场永恒的狂欢节:永远有音乐会、画展,摄影展、电影节、示威游行、政治会议、学术讲座在进行。一个被定格在文化爆炸状态的城市,不脏不乱就奇怪了。跟某同学说:我50岁的时候要回哥大教书。他说:那中间呢?我说,中间要去中国解决一些江湖上的恩怨。大约这是上帝的又一个信号:你不需要回忆,这个城市已经溶进你的血液里。如果纽约客的真正含义是地界公民,那么,在来到纽约之前我很可能已经是个纽约客,离开纽约之后,仍然会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找老公要出一套“资格考试题”,除去人品、肌肉、三围、腰包等等基本题以外,有两道题是必考题,第一,您热爱某伟大领袖吗?第二,您热爱崔健吗?如果对第一道题持肯定态度的,对第二道持否定态度的,我虽然尊重你的志趣,但为了世界和平,咱们还是不要凑到一起过了。可以看出,我对崔健的热爱,已经上升到一个原则的高度,和政治面貌相提并论。

当时隔壁班一个男生已经给我暗送秋波好几年了,我完全无动于衷。后来他出了一个奇招,搞摇滚。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景观,在放学的路上,我和女同学在前面走,他和几个哥们在后面猛吼:“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据说有一次生生把一个路过的小女孩吓哭了。直到有一天,我路过他们班教室,看见他在演唱《解决》,而他一个哥们在朗诵《岳阳楼记》伴奏,我太震撼了。我想这个世界上在背诵一国两制的含义和做解析几何题之外竟然还有种叫做摇滚的东西,在高考之外还有音乐,在江西之外还有北京,在小虎队之外还有崔健,在字正腔圆之外还有乱七八糟,这事我一定要探个究竟,于是头脑一热,加入了早恋队伍的行列。

现在回头想想,太偏激了。但又转念一想,不偏激的,那肯定不是爱。像我这样,从小到大被迫害成三好学生的人,体内得积压多少无家可归的荷尔蒙啊,而崔健的歌,就是荷尔蒙的团支部,就是荷尔蒙的党组织。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别人的歌都是花拳绣腿,而他的歌是九阳白骨掌——一掌劈下来,就让那个不痛不痒的世界粉身碎骨。

前几年你穷的时候还挺有理想的,如今刚过几天,你刚有几个钱儿,我看你比世界变得快多了,要不就是露馅了……

写一个小说就像经营一场婚姻,开始是靠爱情,后来是靠毅力。有些人不堪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于是趁早离了婚。你要跟说结婚的好处是半夜看恐怖小说不用害怕,我就会觉得,是啊,很有道理啊,结了婚的人真赚。

看到那一幕,也感到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就在那一刻,我也开始怀疑,为什么我要交了钱,坐在这里,让一个导演这样挑战我的极限。我仿佛看到导演在得意洋洋地嚷:不敢看了吧!终于不敢看了吧!

怎么任何东西走到极端看上去都像是智慧呢。也许虚无主义只是笨蛋故作聪明的姿态。每样事情都想一点,然后就放下。我很想把这些事情与人分享,但我的老公儿子以及狗都还在火星赶往地球的路上。空间的游移,加上时代的沧海桑田,使得那种无家可归感有了双重含义。

两个小时后,我穿上了我的新宠,一条黑白花连衣裙,美不胜收地走在了大街上。对,我这是要去图书馆,穿成这样去研究中国革命史,去研究延安整风,去研究大跃进和文革的关系,去思考群众动员的机制。过于隆重?我还觉得这个充满了规则和潜规则的世界过于啰嗦了呢。

比如,虽然我出国这么多年,对于吃,我就是喜欢吃中国菜。在中国菜里面,最好是川菜。在川菜里面,最好是“渝乡人家”。在“渝乡人家"里面,最好是百盛商场楼上那家。在百盛商场楼上那“渝乡人家”里,最好点水煮鱼。

对于理想住宅,我也有非常固执的念头。我就想住在大城市。高层公寓楼10层以上,开放式厨房,竖条的地板。我要住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可能用乡间的田园风光说服我的,也不可能用游泳池草坪有落地窗的大客厅来说服我的,甚至你拿比尔盖茨的豪宅跟我换我都不动心的。我所要的,如此清晰、僵硬,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影响了我对其他食物的胃口。落地灯必须是朝上开口的。电脑必须是重量3磅以下的。运动必须在黄昏的时候。水果必须不能带任何酸味。如果我买车,必须买甲壳虫。如果我养狗,必须是poodle。听听,必须!必须!必须!一个缺乏弹性的人,多么可悲。虽然她的渴望无比坚硬,但现实总是更坚硬。

我觉得我必须身高165公分以上,但是基因没听我的。我觉得我必须有三五知己隔三差五跟我一起吃饭吹牛,但是际遇没听我的。我觉得樱桃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块钱一磅,但是水果贩子没听我的。我觉得恐怖分子必须停止袭击平民,但是恐怖分子也不听我的。总而言之,全都不配合,他们,她们,它们。于是,我就成了孤家寡人。孤家寡人的我,既没有住上10层以上的公寓楼,也很难吃上渝乡人家的水煮鱼,垂头丧气地长大,意识到生活不是老爸开的银行。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五六十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五六十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您终于来抢我了!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baby,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他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年轻气壮的时候,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看来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像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嚷“哈里路亚”。

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翻看当年的日记,里面并没有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像是在看一本书,翻到某个阶段,奇怪地出现了些空白页,一页一页,全是空白。我成为一个全球流浪者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他们说人生是一场旅行,我怎么觉得人生就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时间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

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羊群心态。岂止克服孤独感,简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尔基的海燕感。我不再需要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羊群心态。用北岛老师的话来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最近老看几个朋友打Texas Holden,发现了一个道理:抓到烂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脾。一个登山者解释自己为什么爱爬山时说:“不为什么,因为这座山在这里。弗洛姆说,“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来,逃避自由的表现就是:因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读与延安整风相关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为什么还要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呢?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跑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哪像我们人类,每一天都活得虚张声势,每一天早上醒来,都要把活不活下去,重新变成一个问题。

地球是平的,而对一些人来说,比对另一些人更平一些。

提供免签信息的那篇文章,已经彻底改变了我未来的旅行计划,本来我只想去意大利、希腊、法国、荷兰等等风景如画的国家,现在,我的旅行计划包括:安道尔、阿鲁巴、库克群岛、贝宁、密克罗尼西亚、萨摩亚、塞舌尔……什么?都不知道在哪?对,不幸的是,在所有中国人可以免签或者限期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其中似乎一半很可能是您从未听说过的国家,另一半则很可能有游击队或者恐怖分子随时将你绑架。

世界因我们脑子里少的那根弦而精彩。毛里求斯比我想象的破。啊,我一年358天忧国忧民,另外7天在世界尽头发呆。 “我在毛里求斯玩!”老妈:“毛里求斯?你可要注意安全啊!”老爸:“毛里求斯?是不是一种布料啊?给我买几尺带回来啊!”计划任务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早上的我,就像是政府,给出无数豪言壮语;晚上的我,就像是人民,蔫了吧唧鸟兽散去。我想说服自己一生不同于一天,但我想不出为什么。事实证明,治疗愤世嫉俗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照镜子。

说得多了,自己也就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付“谁也别理我,忙着呢”的架势。瞧,他们在忙着谈生意,写材料,评职称,种粮食,倒卖国有资产,打伊拉克,而我,我忙着“赶论文”。听听,“赶”论文。就是靠着这点虚张声势的忙碌,我获得了一种滥竽充数的成人感。成人感,总是必须的。我三十了,不能再穿着裙子,在公园里蹦蹦跳跳,把一个又一个下午,像难吃的水果一样,咬一口就吐掉。虚假忙碌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开始为了“事业”而搁置生活。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着我“写完论文以后”要做的事情。在过去三年里,这个清单不断变长,其中包括:好好读一遍世界史;尽情地看恐怖小说;自制CD送给好朋友;打Mario最新版打通关为止,一周去看两个话剧;到大洋洲去旅行;研究拉美的政治经济;学跳探戈;写一部恐怖小说……总而言之,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好、愿望、梦想,或者说,生活本身,都给推迟到了“论文完成之后”。我的论文简直就是个病不起的亲人,把我牢牢地拴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哪儿也去不了。

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当关于人生所有的幻觉破灭时,让小孩出场。总还有小孩可以出场。谢谢小孩允许我们让他们出场。这听上去令人绝望,但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比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更可怕的是逃脱一个小地方。因为那时候你才认识到人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它那么复杂以至于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问题。但,也许,“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差别,不在于“快乐”和“痛苦”,而在于,前者的“痛苦”可以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情,而于后者“痛苦”却是很傻叉的事情。就是说,脱离小地方是死不悔改的悲观主义者们摆脱傻叉感的唯一出路。

小学学的语文,中学学的几何,大学背的马哲,那场花了四年去谈最后发现完全是误会的恋爱,那无数场看的时候毫无感觉、看过之后毫无印象的电影,那堆兴致勃勃买回家、其实买回家之后几乎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所有那些无法凝结为意义或者乐趣的事件。那些九转回肠的弯路。我站在马路上,后面拖着个行李箱,前面却看见自己的整个世界像个豆腐渣工程一样稀里哗啦地倒塌。有没有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人生呢?还是垂下眼帘像躲开大街上的暴露癖那样躲开“意义”这个字眼呢?

0
1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给世界的答案的更多书评

推荐给世界的答案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