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 9.1分

每一个时代都应该去了解我们当下的政治

追极
2018-05-16 10:28:45

导读中读到17问,每一问都可进行拖延与引申,读着很爽!

1、政治哲学讨论的是——政治共同体的善,关于善是伦理学中讨论的,但伦理学中的道德概念与 政治哲学中的道德逻辑并不完全一样。不一样在于:“政治”的前缀。

2、强制权力的存在是政治共同体最显著的标志,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提出了服从的要求。但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没有道德理由的,更应该去聚焦的是:国家应该被如何组织起来(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去服从国家的政治义务),或者是否应该有国家(是否存在我们服从政治义务这回事)。

3、“理无固然,势必所致”,在某种政治共同体中生活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我们更应该考虑“在什么条件下去服从国家的政治义务 ?(国家该被如何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考虑的就是政治共同体中的“善”or“正义”

4、那么公民与国家在上述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国家或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公民?在此种强制力之下,公民的权利的边界又在哪里。相反,公民在此种情境中对共同的责任边界又在哪里——权利vs美德。因为是共同体必然选择,如果自由与权利没有澄清,就不存在相应的“正义”,以及所谓利益的分配。因此,权利和美德构成了一个相对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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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读到17问,每一问都可进行拖延与引申,读着很爽!

1、政治哲学讨论的是——政治共同体的善,关于善是伦理学中讨论的,但伦理学中的道德概念与 政治哲学中的道德逻辑并不完全一样。不一样在于:“政治”的前缀。

2、强制权力的存在是政治共同体最显著的标志,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提出了服从的要求。但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没有道德理由的,更应该去聚焦的是:国家应该被如何组织起来(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去服从国家的政治义务),或者是否应该有国家(是否存在我们服从政治义务这回事)。

3、“理无固然,势必所致”,在某种政治共同体中生活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我们更应该考虑“在什么条件下去服从国家的政治义务 ?(国家该被如何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考虑的就是政治共同体中的“善”or“正义”

4、那么公民与国家在上述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国家或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公民?在此种强制力之下,公民的权利的边界又在哪里。相反,公民在此种情境中对共同的责任边界又在哪里——权利vs美德。因为是共同体必然选择,如果自由与权利没有澄清,就不存在相应的“正义”,以及所谓利益的分配。因此,权利和美德构成了一个相对领域的问题。

5、政治哲学在古典时期强调的是“人应当如何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是良善的、值得过的”,现代政治哲学更多的把价值的判断让渡出去,更关心的是关于政治制度(权利与美德的运行规则)如何变得更加贴合?

6、社会制度形式(权利与美德的规则)影响着它的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正如他决定着他们的那种人一样,社会结构也以不同的形式去限制人们的理想与抱负,因为他们有理由部分地根据他们在其中的地位来看待自己,并考虑到他们现实地预期的机会和手段。

7、怎么样的国家才有理由对我们提出忠诚的要求呢?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算是正义的社会?这种论证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价值判断,“需要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当的”问题给出答案以及相应的理由。在这样的实践理性的范畴中,为政治安排、政治权利的行使提供正当理由,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辩护。

8、个人主观上的好恶只能成为个人行为的借口,而只有我们可以共享的“好恶”才可以真正的辩护理由。为辩护而寻找正当理由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推理过程,进行推理,也就是我们运用理性能力的过程。

9、此种实践理性尚被存在两个分歧:实践理性内容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以及人们的理性能力是平等的吗?完美的辩护会根据不同的分歧做出不同的辩护方式,也就是去找寻政治合法性的过程。

10、理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即实践推理与理论推理的能力。个人的理性核心在于,一个人可以组织好自己的目的,并找到恰当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更多关于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利益,没有涉及到道德的维度。此种程度的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都具有个性化的局限,这里的问题在于,每个人是否只能够、只需要从自我利益出发进行推理?进而,这样的推理对于我们解释政治义务、理解基本的政治关系、设想正义的社会是充分的吗?

11、在休谟看来,理性只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手段,其作用在于发现真伪,与善恶判断有关的知识人的情感在起作用,即是认为道德与理性无关。道德真的能剔除在理性之外吗?道德原则和理由本身具有生成其动机的能力,休谟的怀疑论并不能证明我们没有判断道德是非的理性能力,因为他只是预设了这一点,而不是证明了这一点。比起休谟的道德与理性分离说,威廉姆斯就认为,任何非个人性普遍性的善恶判断都只能使“如果我是你的话”这样的观点。

12、在政治辩护中必然运用到道德推理(什么是良善?),他就是涉及每一个普通人应该怎么生活、如何行动的问题,因此就不能仅仅依靠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凭借自己卓越的智识力量来构造一种高不可攀、普通人无法据以行动的道德“知识”。

13、即使是在原则上必须是每一个人理智成熟的普通人都可以提出来的道德逻辑,那就需要假定是人人都有基本的平等的理性能力。基于不同的假设,就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辩护过程。例如柏拉图的“高贵的谎言”、家长主义、西方盛行的 自由主义等的制度实践形态。

14、政治辩护要面向每一个人,当然也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理性能力。在启蒙的理性注意原则下,政治社会应当是一个“透明的秩序”,也就是说,他在原则上可以向每一个人的理解敞开,并在这个意义上经得起公共的省察。

15、实践理性观念与政治辩护的理论策略

内格尔认为:“对政治合法性的捍卫有两种:发现从不同个体分离的动机立场而来的、对特定制度理性支持的可能收敛;寻求每个人都能占据的共同立场,它保证就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达成一致。”

霍布斯被视为收敛合法性策略的典型代表,他更多的支持每个人的追求追究下来都是关于自己生命的保全,而且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命的保全可以做任何必须的事情,这就表明了共同的目标或者是说同一立场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甚至在自然状态下,起码的共同的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正当与否的标准也是不存在的。”在战争中,暴力与欺诈是两种最主要的美德。义与不义既不是身体的官能,也不是心灵的官能。“一句话,就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而论,根本没有任何先在正当标准,正当标准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前提。

16、相反,道德普遍主义者相信确实存在这样的标准。这些标准之所以是普遍的,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可以超越不同的政治社会的实践,因此他们也就不足以提供一种确定的政治合法性的标准,从而让我们可以判断哪一种政府形式可以满足政治合法性的要求。

17、存在着第三种可供政治辩护的策略,将上述两种策略结合起来:”道德动机的推理与制度认可的收敛结合“,有助于收敛的道德动机本身不足够充分以至于能够择出可以接受的结论:更多的个人动机也被允许加入了这一过程。在这里,合情理性包含着某种道德敏感性,或者说是接受某种道德观念与规范、并按照他们的要求去行动的能力,它意味着采纳某种不偏不倚的道德观点。也就是说,把个人的自利性与道德性结合而去为政治制度进行辩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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