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 千年一叹 8.1分

“我只能行走,不行走时就无法思考。”

丁米奇
2018-05-15 看过

我已经染上了卢梭同样的毛病:“我只能行走,不行走时就无法思考。”我知道这种“只能”太狭隘了,但已经无法摆脱。

唯一让迈锡尼留名于世的人,不是君主,不是将军,不是刺客,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位诗人,而且,他已经失去视力。因此,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形式上的胜利者,只属于荷马。历史的最终所有者,多半都是手无寸铁的艺术家。

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集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我不止一次看到出土的古希腊哲人、贤者的全身雕像,大多是须发茂密,肌肉发达。身上只披一幅布,以别针和腰带固定,上身有一半袒露,赤着脚,偶尔有鞋。除了忧郁深思的眼神,其他与运动员没有太大的差别。别的文明多多少少也有这两方面的提倡,但做起来常常顾此失彼。或追慕盲目之勇,或沉迷萎衰之学,很少两相熔铸。因此,奥林匹亚是永恒的人类坐标。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把太多的精力投注在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上,既缺少个体健全的标志,也缺少这方面的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让我一时难于接受的是,她养着两只小龟,一雌一雄,雌的一只居然取名“女娲”,雄的一只取名“伏羲”。她说自己特别喜欢它们,因此赐予最尊贵的名字。她把女娲小心翼翼地托在手掌上,爱怜万分地给我看,又认真地向我道歉:伏羲睡了。问她女娲和伏羲是不是一对,她说:它们还小,等长大了由它们自己决定。现在让它们分开住,女娲住在贮藏室,伏羲则栖身卧室的床底下,男女授受不亲,儒家的规矩。

未知和无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

荷马史诗《奥德赛》有记,克里特岛是一个被酒绿色的大海包围的最富裕的地方。但按荷马的年代,他也只是在转述一种遥远的传闻。当荷马也当作传闻的东西突然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我有点慌神。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几个喜欢文言文的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象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靠近地面的几层石方边缘,安坐着一对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恋人。他们背靠伟大,背靠永恒,即使坐一坐,也像在发什么誓、许什么愿。

陵墓中的雕刻壁画很值得一看。例如,有一幅壁画描绘一位帝王死后脱下冠冕,穿着凉鞋去拜见鹰头神,并交出了自己的权杖。接下来的一幅是,神接纳了他,于是他也可以像神一样赤脚不穿凉鞋了。手无权杖脚无鞋,他立即显得那么自如。看到这儿我笑了,他已经靠近中国的老庄哲学,却比老庄天真。

今天文明的最高原则是方便,使天下的一切变得易于把握和理解。这种方便原则与伟大原则处处相背,人类不可能为了伟大而舍弃方便。因此,这些古迹的魅力,永远不会被新的东西所替代。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类和古迹就会遇到双向的悲怆:人类因无所敬仰而浅薄,古迹则因身后空虚而孤单。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代到乾隆末年,即十八世纪结束,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

在充满战争狂热的土地上,真正的英雄并不坐在坦克里,也不捧着炸药躲在街角,而是那些冒死呼唤和平的人。

把一切伤痕都当作酒窝。

我坚持认为,对于那些重要的遗迹,万不可铲平了重新建造。人们要叩拜的是满脸皱纹的老祖母,或者是她的坟墓,怎么可以找一个略似祖母年轻时代的农村女孩坐在那里,当作老祖母在供奉。

我想说,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惩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的财富。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你看,对于世间邪恶,不管是强盗还是国王,有两种方法对付,一是消灭,二是化解。《一千零一夜》主张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梳理成细细的长流,与一颗残暴的心灵慢慢厮磨。这条长流从少女口中吐出,时时可断却居然没断,一夜极限却扩大千倍。最后是柔弱战胜强权,美丽制伏邪恶。那个国王其实是投降了,爱不爱倒在其次。一切善良都好像是传说,一切美丽都面临着杀戮。间离了看,它们毫无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处它们却能造成期待。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丽的生命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只要愿意听,一切都能延续,只要能够延续,一切都能改观。文明的历史,就是这样书写。民间传说的深义,真让人惊叹。

这样的河山,出现伟大时一定气韵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处于平和时一定淡然漠然。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只等历史来浓浓地渲染。

首先抢眼的是沙原明月。黎明时分还有这么明澈的月亮,别的地方没见过。更奇怪的是,晨曦和明月同时光鲜,一边红得来劲,一边白得够份,互不遮盖,互不剥蚀,直把整个天宇闹得光色无限。这种日月同辉的美景悄悄地出现在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刻,实在太可惜了。

一个无所畏惧的古代霸主,对谎言的恐惧超过自然灾害。

美与丑的极端性对比,便是人间与地狱的差别。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细说起来,这四种人走路的距离还是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都不喜欢万里远征。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僧人就不一样了。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为了获取精神上的经典,有可能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二十几年前印度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暗语,居然是“佛祖笑了”。佛教是各个宗教间最和平的一种,从不炫武征战,怎么到了核冒险的时刻,反要佛祖微笑?

快速挤出去,终于到了一个稍稍空一点的街边,有一只黑黑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袖子。扭身一看,一个衣衫鲜艳的汉子,正把肩上的一个箩筐放下,从里面取出一只草笼,要揭开盖子给我看。我见他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笛子,立即判断他要做眼镜蛇的舞蹈表演了。早就听说这种表演是万万看不得的,因为不知道他会索取多少钱,而索钱时又会如何让眼镜蛇配合行动。我平生怕蛇,于是立即逃奔。

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宗教仪式已经成为生活习惯。这个城市哪天少一次钟声,反而一切会乱,比月食、日食都要严重。

到尼泊尔,除了一般性的参访外,我特别想去朝拜一下释迦牟尼的出生地蓝毗尼,然后找一个安静的旅馆住一阵,清理一下这几万公里的感受。这些感受,今后一定会长期左右我的文化思考,但这次必须在进入国门之前,稍作归整。否则,就像衣衫潦草地回家,不像样子。

文明的体量,包括地域体量和精神体量两个方面。中华文明的精神体量,未必高于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边少数民族所承载的文明高得多;中华文明的地域体量,如果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加起来,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体量总和还要大很多倍。也正因为这样,它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没有陷于枯窘,还经常在域内进行大迁徙、大移民,躲过了很多毁灭性的灾难。

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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