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捍卫你美丽的权利

失灵的遥控器
2018-05-15 00:26:11

托嘉陵江三座大桥限号的福,让我心安理得把车扔公司里每天挤轻轨上下班,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阅读,虽然3号线挤得人分分钟变形,但我上车早,倒也能找到正对座位的位置,拉着扶手可以坦然地看书。

最近在看龙应台《美丽的权利》,这是一本新编的合集,本来分为《美丽的权利》、《啊,上海男人》以及《星洲风波》三部分,均由龙应台与其各色批评文章的汇编组成,三者本风马牛不相及,扉页上简明扼要地表述为“这是继《野火集》之外的三把火,想必这就是理想国把它们汇编在一起的原因。

简单的说,这是一本记录龙应台和台湾、新加坡、上海三地论(吵)战(架)的书。

(一)

《美丽的权利》是龙应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发表的几篇集中论述女权的文章构成,从这一个合集中可以看到龙应台关于女权的部分主张。

先是从《小姐什么》开始,作为博士、副教授的龙应台在被国际会议的主持人介绍为“胡小姐”,与之对应的与会男嘉宾却清一色地冠以张院长、李教授、孙博士、钱主任等凸显学识和社会地位的尊称。

为什么一个头衔会让胡美丽大为光火?龙应台在学术与专业的领域,其成就至少已经与不少男性平起平坐,但凭什么男性拥有与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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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嘉陵江三座大桥限号的福,让我心安理得把车扔公司里每天挤轻轨上下班,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阅读,虽然3号线挤得人分分钟变形,但我上车早,倒也能找到正对座位的位置,拉着扶手可以坦然地看书。

最近在看龙应台《美丽的权利》,这是一本新编的合集,本来分为《美丽的权利》、《啊,上海男人》以及《星洲风波》三部分,均由龙应台与其各色批评文章的汇编组成,三者本风马牛不相及,扉页上简明扼要地表述为“这是继《野火集》之外的三把火,想必这就是理想国把它们汇编在一起的原因。

简单的说,这是一本记录龙应台和台湾、新加坡、上海三地论(吵)战(架)的书。

(一)

《美丽的权利》是龙应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发表的几篇集中论述女权的文章构成,从这一个合集中可以看到龙应台关于女权的部分主张。

先是从《小姐什么》开始,作为博士、副教授的龙应台在被国际会议的主持人介绍为“胡小姐”,与之对应的与会男嘉宾却清一色地冠以张院长、李教授、孙博士、钱主任等凸显学识和社会地位的尊称。

为什么一个头衔会让胡美丽大为光火?龙应台在学术与专业的领域,其成就至少已经与不少男性平起平坐,但凭什么男性拥有与之地位相称的尊称,而女性却只有只表明了性别而非地位的称呼。从总的概率上来讲,女性获得成功性小于男性,即女性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出人头地本身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却换不来大家的尊重,一个仅仅表示性别的称呼就可以将其草草打发,当然不可以忍。

我不知道龙应台对于近代以来称德高望重的女性为先生的称呼如何看待?据说称女性为先生本身就是女性平权所追求的产物,但不是所有有成就的女性都可以称为先生,综合起来大概有这些要素“出身书礼门庭,受过良好教育,德望俱重,懿范风采“,然后老来才被称为先生。与男性只要有一定学识、温文尔雅即可被人称为先生相比,女性被称为先生难度真是不小啊,所以所谓的男女平权、进步的表现的论调是不是有些站不住脚?

与之类似的是重庆近十年来兴起的称别人为“老师”的风潮,借用老师这一职位在社会中较高的社会地位称号,讨巧的来回避性别、辈分、美丑、年纪的差异,也算是重庆人的小聪明,虽然我一直不认同,但也确实为这个称呼的讨巧而赞叹不已。话说于此,我大学有位老师,仗着自己是人类学副教授,以人类学家善于观察和总结的视角教育我们“为什么北碚的人都称别人为老师,一是尊师重教,二是是因为西南大学(西师)在这里几十年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的”,殊不知当时重庆城里的新世纪百货、重庆百货,操着椒盐普通话的小姐姐、阿姨们已经一口一个老师的笑迎八方客了。

扯远了,回到正题来。

如果说《小姐什么》只是龙应台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一点牢骚,接下来《美丽的权利》一文她就从台北街头的一个广告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说起,提出了“她有美丽的权利”论述,来痛斥社会大众的病态思想,非但不同情受害女性,反而称她们自取其辱。

可以想象龙应台们的愤怒,如同面对贼喊捉贼一样的无赖。

前面说过,这篇文章是龙85写的,但是30年后的中国大陆,很多女性受到强暴或性骚扰的社会新闻总是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她们穿着暴露诱人犯罪,活该被骚扰”等刺耳的杂音,与30年前的台湾社会如出一辙,所以时间不会是改变人们观念的关键因素,歧视和偏见、野蛮和开化从来就不是坐等就能改变。

龙应台在《我不是卫生纸》中继续就“某学校强迫已婚女助教辞职”的新闻来批评台湾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原因是结婚可能意味着生子,生子则意味着女性可能长时期不工作,即使回来工作也可能因为照顾孩子分心而无法全身心投入,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显然雇佣女性不值当。

职场的性别歧视是老大难的问题,至今在东西方社会也没有能很好的解决,即使入了法也遏制不住用人单位花样繁多的开人理由。不论是现实还是电视剧,企业里的高级女性管理者竞争压力巨大,比如韩剧《迷雾》里的高慧兰打掉小孩、原雅虎的梅耶尔生完孩子11天后就上班等。

我在《南方周末》上看过一篇小文,试图把性别歧视与性别薪酬歧视统一起来以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读,从女性的假期及工作时间进行了分析,认为综合而言雇佣女性的经济成本高于男性,因此用人单位会在货币成本上进行平衡,则女性工资低于男性。

这个解读虽然冷血而无情,但道出事实真相通常是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不是么。

以上的三篇文章是抨击当时台湾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及性别歧视,但是龙应台发现,只抨击那些男权利益既得者显然于事无补,于是龙从《查某人的情书》、《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该看什么样的书》、《一暝大一寸》、《遮羞费》、《美丽兔宝宝》等文中试图让那些逆来顺受、潜移成默化、习惯成自然的麻木的女性们醒过来,就像鲁迅一样,意识到需要骂醒那些当事者,龙应台说,“比做女人更重要的,是做一个纯粹而完整的人”。

但是龙可能低估了社会意识对人影响的巨大,更多的女人在抗争无望的时候便选择了接受,甚至还做起了帮凶,就像长大的成年人仿佛忘掉了他们曾经的反对,反过来总是劝那些新大学生要守规矩。

无独有偶,跟《遮羞费》一文中的描述类似,现在中国大陆中离婚案件中女方索要的赔偿常常列以“精神损失费”名目,女性为家庭的付出即使难以用货币进行计算,但是随便找个“精神损失费”这种彰显弱势的名目,女性能咽下这口气吗?

但七大姑八大姨她们才不管呢,争什么气,要什么女权,得要钱!

不过估计令龙应台没想到的是《美丽兔宝宝》本意是想让那些习惯角色和所谓社会分工的女性站出来抗争,但是却遭遇了他们强烈的反弹,认为龙的行文侮辱了女警,龙丑陋、刻毒,是女性的耻辱,是一堆粪土之墙,甚至诅咒她小心因果报应。

想必令龙应台心寒的不是那些用词的恶毒和直接,而是不被同胞所理解吧。

(二)

龙应台作为华语文坛的一支笔,显然不足于眼光局限在台湾本岛内。

于是汇编的第二部分就是她对新加坡外长代表亚洲发言的不认同并由此延伸出来对新加坡威权政府统治的批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经历了言论自由斗争、获得解严到实现了所谓台湾民主自由的台湾学者,近几十年来在大中华文化圈中都享有一定的优越感,即使在现在经济不景气,蓝绿恶斗的台湾,一众名嘴在政论节目中俨然把台湾式的民主、自由当成普世价值、中华之光,更何况在当年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好不风光,因此哪怕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也不免想跳出来对其威权统治指指点点。

尤其是那句“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看到这些,这个时代的大陆人是不是非常熟悉?

中国的不断崛起,让西方戒备,原本的穷亲戚一夜暴富让港台民众一时适应不过来,因此前者大陆的政体、言论自由、威权统治发表批评文章,后者民众讽刺强国民主素质、奶粉、翻墙等。

更熟悉的是新加坡众多人的回复,完全就是现在所谓的小粉红、五毛党不辞辛苦翻墙出海和港独、台独、西方霸权不断论战的论点。

两者不同的是新加坡发言积极的是民众,而现在的大陆普遍是官方《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媒体,小粉红们自发的应战被淹没在墙外的口水中。

举几个新加坡人辩解的论点,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龙应台在文中提及不能吃口香糖、政府规定了生小孩的数量导致了新加坡人生活不幸福,但是龙应台不是新加坡人,她所认为新加坡人没有尊严和自由都是来源于西方、台湾带有偏见的报章言语,而非新加坡的真实情况。

又如生孩子的政策是政府考虑了城市的人口容量所制定的合理政策,且新加坡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整洁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乐业,夫复何求?

再如新加坡严谨的政治制度是适合于新加坡国情,没有任何治国方法是放诸四海而皆准。

等等。

新加坡众人枪口一致对外,“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这让龙应台困惑,就好像现在的大陆民众埋头拼经济而将所谓的民主自由暂时搁置让西方及港台人士不解一样,因此她继续回应新加坡人经不起批评,且新加坡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做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

哈,看到这里真的仿佛看到现在大陆与各方势力角力的影子。

(三)

作为大中华文化的认同者,同时也是激烈的社会批评者,龙应台自然没有放过大陆,但是对于大陆这个庞然大物,龙应台笔触比起新加坡收敛了不少,毕竟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才是大中华文化圈的正统,新加坡、马来西亚虽不至于是学生,但至少也是远方亲戚,说话可以更直接一些,因此选择从上海男人的角度进行调侃。

我倒是认为龙文的调侃戏谑而有趣,不过是对上海男人做了一番她自己的解读,当然也让我知道,原来上海男人的形象刻画并非是在本世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成形,我们现在调侃的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了。

与台湾社会对龙的一系列文章以直接、赤裸、甚至人生攻击的方式进行反驳,新加坡社会以质疑其不了解新加坡社会乱开腔、不负责任的乱批评就事论事务实的文风相比,大陆,或者说上海文人对于龙应台的回应明显克制、有礼貌、更有文采一些,当然也更多了一些文绉绉的“掉书袋”,有一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意思。

回过头来想上海人表现克制是什么原因呢?

大胆猜想,是因为经历了文革时期赤裸裸地相互揭发的人性丑恶闹剧而更委婉,还是上海人本身对上海男人的形象已经有了解读因此有些见怪不怪,或者上海男人这个议题本身就很无聊,没有激烈争执的价值和空间。

比起众多指责龙应台论点错误的文章中,有一篇倒显另类,欲扬先抑,批评了龙应台论文章的偏激、张狂、武断、自以为是,不如周国平像古代哲人的书一样让人沉静、出世,但话锋一转,“今天的东方,其实更需要的是龙应台,而不是周国平,对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会下决心去根治”。

(四)

回到龙书之外,龙应台约在2000年~2008年左右以公知的形象在大陆备受推崇,我也是这一时期受了很大影响,看了龙应台不少的书,甚至托人从台湾买了《大江大海1949》。

大约是在08年,这一年的中国社会激烈和动荡,民众在这个阶段开始了显著的两极分化,08年以前,公知是尊称,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08年之后,公知的单词属性突然360°大颠覆,一下子成为与卖国、走狗、汉奸等同的title,最终形成了现在所谓的“公知、美分”党与“小粉红、五毛”党的对立与水火不容,一如台湾的蓝绿对抗一样,新浪微博上随处可见中国社会舆论的分裂之痕。

虽然龙应台被冠上了公知的title,在香港的演讲大家齐声高唱《我的祖国》的尴尬让人传为笑柄,但是我仍然敬重这位勇敢的女士,因为说真话真的很难、表达异议真的需要勇气。

所谓的真理是越辩越明晰,龙女士自《野火集》开启的论争于大中华文化圈而言,不是太尖酸刻薄、太多,而是太顾及情面、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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