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星|《中国财政史十六讲》:王安石变法时面临的危局只有晚清可以比拟

左其盛
2018-05-14 20:19:24

作者从财政的角度看中国历史,比较有意思,也有一些新的思想。

全书是财政学教材,因此有一些专业的术语与资料,略过这些专业的部分,全书总体可读性还是比较好。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有:

1: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历史上反复讨论的话题,最终基本上帝国们都选择了量入为出的消极策略;

2:王安石变法时面临的危局只有晚清可以比拟,王安石也提出了一些现代国家的财政思想,但是超过了当时帝国的能力;

3:量入为出的帝国能够长期维续是以国家外部威胁不大为条件的。

总体评价4星,比较有价值。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号后面是kindle电子版中的页码,【】中是我根据上下文补充的信息:

1:大体上,财政史研究可能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蚂蚁型,就是说在研究时像蚂蚁储存粮食那样,不去改造材料的性状……第二类为蜜蜂型,就是说在研究时像蜜蜂将花粉加工为蜂蜜一样,对材料加以一定的加工并形成新的东西……第三类为蜘蛛型,即在研究时像蜘蛛吐丝一样,以创造全新的东西为自己的主要任务,#209

2:与征税获得财政收入相比,一个国家如果主要依靠租金而存活,那么国家机器与社会集团之间就缺乏谈判与交易的机会。这样的国家不能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难以创造人群之中的共同体(民族)意识,也不能建立起对政府权力进行强有力约束的制度。#584

3:当税收主要是向农业收入征收时。向土地征收农业税,政府可能倾向于采用压迫性的策略而不是与纳税人展开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机制难以产生。#693

4:主要依靠进出口税提供财政收入的国家,不需要建立复杂的财政机构,不需要提供公共品以换取纳税人的服从,也不需要对经济管理负责并为此建立专门的机构。#698

5:在基本生存空间与政治秩序奠定后,中华帝国的国家职能应该采取积极主义还是消极主义?国家职能的积极与消极,决定了财政支出额的多与少。这一问题,被盐铁会议的参与者们提了出来,并在二千年帝国史中被反复地问起。#2124

6:【盐铁会议上,】面对工商业带来的巨大财富,公卿大夫认为应该将其作为财政收入的源泉,以应对财政支出的需要。不过,他们并未像现代财政学所主张的那样对其征税,而是建议实行国家垄断。#2200

7:正如《盐铁论》中文学贤良所言,因对商业实行官府全面垄断,商业成本越来越高,而为了保持一定的垄断利润,官商不断地抬高商品价格,最终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消费。#2560

8:事实上,在导致第一帝国【秦汉】灭亡的原因中最为重要的是,以君权面貌出现的公共权力不够强,以至于为外戚和宦官所篡夺;同时它也无力压制豪强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和对地方政权的把持。#2680

9:对此时【东汉末期】帝国制度的缺陷、对文官集团的自身责任,传统史书的反思是不够的,它们将帝国衰亡的责任过多地归结到外戚与宦官身上。这是我们在阅读中国古代史书时需要注意的地方。#2701

10:标志着隋王朝政治制度成就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隋朝财政能力的强大,后世史书也一再称颂隋代国计之富。相比较而言,国富也是第二帝国的普遍特征。#3029

11: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第二帝国财政在职能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就是在国内进行大规模地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在手段上主要依靠运河漕运和遍及全国的仓储系统来进行,并运用常平法与和籴政策予以调节。#3337

12:因为王安石变法所应对的财政危机不同于通常王朝中期遭遇的危机,这是因为宋帝国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威胁,其遭遇的生存危机只有晚清可与之相提并论。#3845

13:与其他朝代的财政改革相比,王安石变法显然更为重视运用市场交易,这种做法是相当独特的,既不同于汉代试图全面垄断商业的做法,又不像其他朝代那样经常排斥官民之间平等的商业交易。这样的做法,已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帝国财政的边界。#3884

14:综上所述,王安石变法已不是一般性的王朝中期的财政改革。若要使其成功,需要对整个帝国制度进行改革并使其转型。或者说,王安石变法对帝国财政的边界乃至整体帝国制度形成了挑战,但这一挑战显然并不成功。#3928

15:司马光的主张侧重于节用,而王安石则认为广开财路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两种解决财政危机的不同方案,事实上也是中华帝国财政思想的两大传统,在历史的不同时空中反复出现。#4136

16:即使在帝国生长时期,虽然君主因现实所需而在行为上经常突破这一原则,但理念上仍高度认同“量入为出”。#5239

17:为了平衡出仕任官及特权乡绅在南北方之间的人数差异,一般采用分卷考试、分别录取的形式。如明代宣德以后,中央层级的科举按地区分南、北、中三种试卷,分别按55%、35%、10%录取。#5416

18: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而1540~1644年的100多年间,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约有7500吨左右。这一时期,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左右流入了中国#5677

19: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就是说,明亡除了政治、军事的原因外,还与17世纪中期世界白银开采量锐减而致流入中国的白银减少有关。清代道光时期因鸦片流入而导致白银外流并引发经济社会危机,更是中国历史上的深刻教训。#5712

20:可在中华帝国史上,土地流转与集中之所以会发展成为所谓的“兼并”问题并进而影响到帝国的稳定,关键在于由官吏的法内特权衍生出法外特权并威胁到田赋的征收。#5913

21: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由于财政负担的影响,江南地区发展出来一种“一田三主”制,使得现实中的土地产权关系格外复杂。所谓“一田三主”,就是说一块土地有三个主人,分别是业主、大租主和粪主。#5983

22:由于工商业的轻税政策,发展了的工商业不能成为帝国新的财政基础。国家不以工商业为自己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也不对其采取必要的保护政策(尤其是产权保护)和奖励政策。#6025

23:在中华帝国财政史上,雍正帝改革最具有成功的条件,如掌握最高权力且个性强硬的君主亲自发动、能君能臣的相互配合,以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相对独立于旧有的特殊利益集团等。这场改革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6114

24:为了管理帝国、征收财政收入,皇帝必须依赖于各级官吏。行使特权的皇帝,自然难以要求各级官吏在行使权力时做到真正的公共性。这是帝国制度的根本缺陷,也是前述官吏对帝国制度既支撑又削弱紧张关系的渊源所在。#6126

25:可见,帝国能够长期维续是以国家外部威胁不大为条件的。一旦这样的条件不再具备,需要国家积极行动去应对生存危机时,上述财政管理的缺陷均将暴露出来。#6214

26:晚清财政收入数量上的大规模增长,是由财政支出增长的要求引发的。鸦片战争前后,清中央政府掌握的财政收入每年仅为白银4000万两左右,同治年间为6000万两,甲午战争之际增至8000余万,1903年增至1亿余两,1910年高达3亿余两。#6325

27:在这三类厘金中,通过地厘金(即内地关税)收入最巨,影响最大。厘金的征收大体解决了各省军饷缺乏的困难,“是清廷逃过了一次覆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所在”#6376

28:海关税的大幅增长,为清政府度过财政危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并构成晚清财政转型进程的一部分。#6411

29:拿此时【晚清】思想界的主张与王安石变法相比:相似的是,两者都是在国家生存危机状态中向工商业寻求财政收入的增加;不同的是,王安石变法只是挑战了帝国财政边界,并很快遭遇失败,而晚清开始的财政变革则是对帝国财政边界的成功突破。#6566

30:1933~1934年世界白银价格上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银根奇紧,信用紧缩,财政经济大受打击,而外国银行与投机商人大获其利。这一事件使得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实行法币制度,于1935年正式实行纸币制(法币)。#7219

31:可见,1978年前中国的国营工业企业之所以能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并不是企业自身效率提高的结果。事实上,在此期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靠大量的投入而非经济效率的提升带来的。#7508

32:需要注意的是,国营企业的四个收入来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人低工资、垄断利润、折旧与资源补偿费)并不可靠,更不可能长期持续。#7513

33: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立,可以约束君主消费行为不侵蚀国家财政,这是中华帝国自早期就发展出来的制度原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7877

34:不过,今天中国对石油、电信等行业所实行的管理方式,事实上遵从的仍是【《盐铁论》中的】公卿大夫的主张。当今学界对此所作的批评,也与【《盐铁论》中的】文学贤良的批评惊人地相似。#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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