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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4 18:58:51

时的年龄正和我现在的年龄相仿。他在小说里提出的问题原本并不特别深刻——何为快乐?财富,时间和情爱为什么不能让人感到真正的幸福?设身处地地想想,二十四岁确实是一个人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经受此类考验,并且迫切希望找到答案的时候。只不过比起同我在内的大部分二十四岁青年的无病呻吟来说,加缪的诘问明显更透彻,这也和他年轻时代的个人经历不无干系。二十岁的时候加缪就草草地和首任妻子西蒙娜结婚,这个女子放荡且吸毒,最终和一个医生私通。加缪为此很早地就放弃了第一段婚姻。或许是情伤作祟,此后二度结婚的加缪开始公开偷情,给内向传统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西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加缪年轻时开始成形的爱情观在《快乐的死》中借助主人公梅尔索脱口而出: “在我们这个年纪,没有相爱这回事,只有互相顺眼而已。要到后来,又老又无力了,才可能相爱。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只是自以为相爱,仅此而已吧。” 梅尔索从源头上否认了爱情的真实性。在和萨格勒斯的对话里,他进一步表明自己扼杀爱情意义的原因。“别人对我的爱,不能逼迫我做任何事情。”按时间线来说,说这话的时正是故事的开端和矛盾开始披露的时候。双腿残疾的萨格勒斯希望梅尔索能过一种当下的现实的生活,梅尔索却认为现下的一切都让自己感到不自由。此时,自由对于梅尔索来说,是放纵,有钱,不被爱情和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给困住。对照看看,你我毫无例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都会有这些想法。但这些想法如果上升到哲学高度,其实是很危险的。 梅尔索的困境是理想和现实的极度不对等,加缪本人也面临过这样的困境。学生时代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原本有机会凭借论文申请博士学位和哲学教授资格,但却因为少年时期病而未愈的肺结核被拒之门外。后来加缪加入了共产党,为《阿尔及尔共和报》担任记者。但他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激进分子,和法国共产主义事业相左,最终被开除出党。那个时候,加缪的哲学和政治工作都已经相对成熟,但身为作家的加缪却刚刚开始创作生涯,《快乐的死》作为第一部小说,完成于那一阶段,但因为作品完成度问题,并未在当时得到出版。 梅尔索的爱情虚无观和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加缪青年时期的经历,但却不能认为他是加缪的化身。加缪的创作顺序被他的人生经验给割裂开来。《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完成于德占巴黎初期,文坛锋芒初露;《卡利古拉》等戏剧在他参与地下抵抗运动的同时酝酿,完成后加缪也跻身包括萨特、波伏娃在内的巴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二战结束后,加缪总结过他的反纳粹斗争经验,写作了《鼠疫》;而冷战开始后,《正义者》和《反抗者》问世,加缪开始将政见的矛头转向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在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出版了《堕落》和《流亡与独立王国》……加缪的哲学境界在不断变化,而每个时期的作品中都能读出他彼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比如《鼠疫》中以疫病喻纳粹统治,人物奋起反抗,加缪此时所寄寓的是在必死困境下追求幸福的愿景;《流亡与独立王国》的《东道主》一文,则是结结实实地书写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土生法国人面临的“失去的家园”的窘迫。自《局外人》之后,价值观的纯熟让加缪的笔力收敛,文字情感异常克制,完完全全是在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来审查人的尊严问题。即使感染力如《鼠疫》,他也是让故事的主人公里厄担任叙事者,自己则浮于奥兰的上空,死城困境尽收眼底。 因此,文笔炽烈、情感主观如《快乐的死》,长期以来不被视作加缪的代表作之一,也不是不可以被理解。 (二) 梅尔索和默尔索,相近的名字,承前启后的创作阶段,迥异的文字风格。《快乐的死》和《局外人》构成两张相互联结且对照的网。 《局外人》的故事里,默尔索最让其他人物深感不安的并不是他确实犯下的杀人罪行,而是他对普适世界里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美好和信念毫不关心。他拒绝信仰上帝,导致庭审时虔诚的预审推事近乎崩溃,认为他让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但是,身为“局外人”核心的矛盾就在于,默尔索并不因为对普适冷漠就产生厌世情结。在故事的开端,他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物质世界中最质朴的快乐。在故事最后的部分,加缪则让默尔索以内心戏的方式开始一段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对话。 “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择了我,而成千上万的幸运者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们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与我何干?”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默尔索认为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无论命运如何加诸己身,他拒绝的是让自己的生活因他人的联系而产生选择。“意义”在“局外人”的生存哲学里是个模糊概念,因为拒绝为他人选择,他很明显得缺乏分享、同情、关心等等在现实世界里具有正向意义的情感,但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了超乎凡人的自我享受的能力,以及类似“随遇而安”的对生活的无限适应,特别是在物质上,他的满足感绝非人们能普遍接受的。这样一来他生活的“意义”将会走向虚无,因为没有什么能最终达成这个字眼的任务性。那么既然意义不存在了,快乐又从何谈起?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默尔索在杀人之前爱情和社交的现实生活是不快乐的。但在《快乐的死》里,他的“前身”梅尔索所渴望击破的却确正是这种“快乐”。 在第二章里加缪倾尽粘稠的笔力描写一个工薪阶层的夏日,梅尔索的一天被外部世界的炽热喧闹和心灵内部的空洞一分为二。在社交场上他倾听却不吸收信息,埃曼纽和餐厅老板谈论的惊心动魄的参军经历或者患肺结核的瓦斯公司职员的惨事都勾不起他的交流欲望,反报以冷淡和抗拒的回应。他用一种高高在上又漠不关心的视角观察生活环境里的一切人事。加缪用“释放”,梅尔索自己用“熬过去”来形容一天的终结。可见,在日复一日,不见终点的生活里,梅尔索看不到有什么快乐的影子。甚至情人马莎,他也不觉得曾给他这面“泛黄的镜面”带来过什么光点。 梅尔索拒绝爱情的意义,是因为他认为爱情和“行动”、“受苦”一样都是被命定的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和萨格勒斯的对话里,梅尔索虽然饱含热情,但却缺乏具体,明确的信念指引,他只能反复阐述自己对于被命运选择的抗拒,却不能说明白反抗的方向。从这里看来,他既不同于“局外人”默尔索对既定命运的接受,又缺乏后者为自己中意的命运的抗争。照他的说法,默尔索完成了“隐形并接受自己的命运”,他却在两个动作之间摇摆不定。 梅和默两人都用杀人这一动作打破了自身“隐形”的状态。不同的是,默尔索杀人终结了最适合他的幸福,将“局外人”必然的被湮灭结局推向了肯定,而梅尔索杀人却将他引向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后果中。抵达布拉格后,或许因为杀人的余悸,他丝毫没有从固态生活中被解放出来的自由感。紧张、游离、敏感,对比默尔索在监狱中的迅速适应和冷漠,梅尔索的表现就一个杀手而言显然差强人意。前者原本就明白终有一死的本来结局,后者仍然试图“寻找那个让自己相信仍能游戏人间的眼神”。因此,默尔索的悲剧其实在于其“悲剧的必然性”,无可逃脱,量力而行,梅尔索却悲在永远自认为有办法逃脱固有的窠臼,他最终也难逃一死,加缪一出手,便让疾病承担了死神的角色。 (三) 死神的披风在加缪的笔下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在《鼠疫》里它是肆虐全程的疫病,在《卡利古拉》里是生活在暴君治下的恐怖。这一贯穿加缪所有作品的巨大黑影也是他倾尽一生讨论并想要战胜的问题。“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是加缪荒诞哲学的大核心之一。而如何在不可避免的死期下寻求幸福的意义,则是加缪最重要的方法论建设命题。 《局外人》里默尔索的“死囚困境”很可能来源于帕斯卡尔对加缪的思想影响。这位17世纪的大数学家一反当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文思潮,在《思想录》一书中,提出了“理性”的无意义性。他曾把人类的处境比喻成死囚,“被判死刑的人天天都在其余人面前被处决,而那些活着的人则从同伴的命运里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这和默索尔在下了死牢之后的所想如出一辙。但是,帕斯卡尔写作《思想录》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人们在世俗的囹圄中索求基督的信仰之光以求救赎,加缪却并未从中吸取其希望的一面。他将“死囚困境”进一步发挥到后来的作品中。《卡利古拉》中,“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是卡利古拉的臣民。所有人都是卡利古拉的臣民,因此所有人都有罪”的论断让人读来绝望万分。即使在充满勇气和斗争火花的《鼠疫》里面,疫病的屠杀也并不是因为人们的抵抗才消退。但由于这本小说出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加缪显然是对希望有所肯定的,他设定的结局异于其他作品也可以理解。撇去《鼠疫》创作背景的特殊性,我们仍然很难把加缪对“死之必然性”的观点定性为彻底的悲观。默尔索就戮前回忆母亲,想到她在晚年找“未婚夫”,把一切重新再体验一遍的旧事,不无醒悟地流露出死亡临近时对生命的珍视。这种珍视是纯粹且中立的思想力量,它是战胜死亡的最终武器。 然而死亡显然是不能战胜的,因为生与死本是同一个体。这是《快乐的死》里梅尔索在死亡来临前最终领悟到的真相。奄奄一息之际他想到他杀死的萨格勒斯虽然生而无望,但仍然感谢“人生容许他得以继续燃烧”。他明白到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在自己的结局以无比绝望的形状牢牢困住自己后仍然渴望用力生活。他必须感知生和存在本身的快乐,因为死会显现那些未曾参与而流露出的遗憾。《快乐的死》的最后两页堪称加缪所有小说中主人公思维密度最活跃的部分,可能比不上《局外人》最后默尔索在强烈思辨之后遁入幻灭的惆怅,但其面向死的开悟却再没有在加缪之后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因为《快乐的死》没能在加缪在世时得到出版,它所蕴含的火光被忽视。《西绪福斯神话》常被看作是加缪的“荒诞主义”哲学的集大成之作,《局外人》的思考的命运困境也略有体现,然而读过《快乐的死》,却隐约能感受到它远眺《西绪福斯神话》的一点迷踪。加缪借西绪福斯之身点明幸福包含着“反抗和拥有”两个要素——“爬山山顶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感到内心充实,因此,西绪福斯应该是幸福的。”原本,不停地推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面临的是比死还要无望的结局,但加缪却强调在不幸面前肯定自我的意义。在《快乐的死》中,梅尔索先后对萨格勒斯和贝尔纳医生袒露过关于命运的见解,他对前者抱怨对既定命运的愤慨,却在与后者的对话里说,“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他以热情去和它结合,总是引人入胜的。”这其实就是被他杀掉的萨格勒斯为他开解过的话,冥冥之中他和死于自己手下的人成为了一体。 在小说里,加缪所塑造的场景和角色往往处于极端状况,死刑、疫病都已经是汹涌而来的结局。但对于阅读小说的人来说,毁灭的威胁往往还并没有到来,加缪关于死亡和幸福的忠告是否会对他们有用呢?及时行乐被认为是最难做到的人生境界之一,即使现状美好,人们也会因为不确定的,还没发生的事物感到惴惴不安。其中,懊恼过去和忧心未来尤为挥之不去。佛门八苦之中,“求不得”常被视作最苦,对过往未及的耿耿于怀,贪念还未获得甚至根本遥不可及的念想,耗损神形,困扰着当下。显而易见梅尔索即是典型的陷于“求不得”的苦人,但最致命的是他其实并不明白自己真正索求的是什么。加缪通过这个人物,以及往后作品中的默尔索、西绪福斯、卡利古拉等在苦海中翻腾的罪人,传达出抛弃乞求只管生活的忠告。虽然难以达成,但我们仍可以从肯定自我存在和生命本身意义的信念中找到一丝慰藉。 (四) 1957年,加缪以44岁的青年鼎盛摘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照理来说他应该感到无比的光荣。但那个时候他却被妻子的忧郁症、自己日益恶化的肺结核病、阿尔及利亚动荡的命运以及法国文坛对自己的疏远等等忧虑折磨得高兴不起来。诺贝尔奖让他感觉自己一下子变老了。现在看来他所写的无非都是他曾经担忧过的问题,关于人,关于尊严,关于幸福和死亡,而他担忧的一下子变成普适价值观的时候,这份重量突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除了《快乐的死》因为内容问题没能第一时间出版,加缪的遗作《第一个人》甚至没能在他在世时彻底完成。这两本小说一前一后,组成加缪文学生命沉默而缓缓呼吸着的头和尾巴。和《快乐的死》一样,加缪不愿意在《第一个人》中引入明显的哲学论证,而是将自己一生的道德体验提炼成文本放入故事里。关于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他想在这个故事里找到答案。 放下非死不可的困境和对幸福的执念,加缪试图用他一生中都缺失的父亲这个角色代替他来拷问关于善与恶的边界问题。此时的他再也不是那个二十四岁时向快乐问个不休的年轻加缪了。梅尔索和默尔索尸骨已寒,西绪福斯仍然在日复一日推动巨石,卡利古拉淹没于历史黄沙,奥兰城重回地中海炽烈阳光的怀抱。他忧虑的一切随着诺奖三年后的车祸宣告终结,没有理由不让他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不去关心死后的世界。当《第一个人》里他的“父亲”考迈利面对恶爆发出惊人而质朴的愤怒时,加缪所不快乐的一切都已经得到了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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