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艺术

极楽
2018-05-14 16:06:09

小说,或者说文学,跟科学、哲学一样,是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小说面临的威胁,是人类越来越简单的思维。这种思维的背后,是对简单的答案和确定性的渴望。崇拜科学和崇拜上帝,都是对唯一答案的追求。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愚昧。这种现代愚蠢的本质,就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思想,人云亦云。愚蠢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科学和哲学的进步不但不会治愈它,反而会使它变本加厉,使人变得越来越单调。

在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在说人是怎么遗忘了生活的:当苏联人入侵捷克的时候,所有人都特别害怕,只有故事里的那个妈妈,她还在担心她园子里的梨子。远处的坦克代表了霸权主义,代表了科学技术,代表了在某种历史观念中,人类发展的必然性。而近处的梨子,才是真实的,亲近的生活。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梨子相比于钢铁,当然是弱小的,容易腐烂的,但是昆德拉却认为,梨子才是永恒的,因为从古到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水果,感受到一个果园对于家庭的意义,但是坦克是意义模糊的,除了恐惧,人们不能直接感受到任何情感。而且,梨树每年都可以结出果实,苏联人的入侵,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却不过只是一个瞬间。一辆坦克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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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或者说文学,跟科学、哲学一样,是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小说面临的威胁,是人类越来越简单的思维。这种思维的背后,是对简单的答案和确定性的渴望。崇拜科学和崇拜上帝,都是对唯一答案的追求。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愚昧。这种现代愚蠢的本质,就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思想,人云亦云。愚蠢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科学和哲学的进步不但不会治愈它,反而会使它变本加厉,使人变得越来越单调。

在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在说人是怎么遗忘了生活的:当苏联人入侵捷克的时候,所有人都特别害怕,只有故事里的那个妈妈,她还在担心她园子里的梨子。远处的坦克代表了霸权主义,代表了科学技术,代表了在某种历史观念中,人类发展的必然性。而近处的梨子,才是真实的,亲近的生活。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梨子相比于钢铁,当然是弱小的,容易腐烂的,但是昆德拉却认为,梨子才是永恒的,因为从古到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水果,感受到一个果园对于家庭的意义,但是坦克是意义模糊的,除了恐惧,人们不能直接感受到任何情感。而且,梨树每年都可以结出果实,苏联人的入侵,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却不过只是一个瞬间。一辆坦克的寿命,在历史中远不如一棵梨树。

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时刻提醒人们,在理性之外,还有真实的生活,每一种生活体验,都有独特的价值。小说从诞生之初,就是要探索人生活的世界,保护人不要忘记真实的生活,就像《笑忘录》里的妈妈,想保护她园子里的梨。小说给人们机会去探索和认识具体的生活,而不是物理公式、哲学论证中呈现出来的生活。所以小说的独特性,就是哲学和科学的“解毒剂”,把被理性抛弃的生活世界,以文学化的方法呈现出来。这个生活的世界,是模糊的,无法穷尽的,也是丰富和美好的。

好的小说并不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提问题,不断以各种方式提出关于人生和存在的终极问题。这是小说跟哲学和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小说家要呈现的是人生和世界的模糊、不确定和复杂;而哲学和科学要提供明确的因果联系,他们认为一切事物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定有一个充足理由能够进行解释,哲学家管这个叫“没有无理由的存在”。但是小说家天生就讨厌这样一环套一环的逻辑推理,他们给读者呈现的就是严格的因果联系之外的故事和世界。

小说的历史是一个与现代世界平行发展的历史。因为时代不同,人的处境都不同,这就需要小说是通过提出的问题去发现,提示人们以新的方式去认识时代或者人的本质。每个问题,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契合自己的时代,再提出新的问题。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作品的回答。这才是小说史的意义。这些问题,决定了人在小说这个维度上,所能达到的最远的边界。昆德拉举了个例子,他认为整个小说史可以概括为,堂吉诃德离开了家,最后以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中那个土地测量员K的身份,回到了村子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堂吉诃德的冒险,意味着人们离开确定性的世界,去寻找真理,但是《城堡》中的主人公K,却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无法理解的真理。这个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K来到村庄,希望获得城堡里最高权力的许可,让他测量这里的土地。可是到小说结尾,他仍然一无所获。K在这个奇怪的环境中,几乎不能自主做任何事情。对K来说,城堡就像历史的必然性,或者无法理解的真理一样,以巨大的力量压制着他。所以卡夫卡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是,当人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可能有哪些行为和想法?他究竟该怎么办?这同样是现代人可能会面临的处境。可是卡夫卡没有告诉你,K该怎么办。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按照小说的复杂性法则,也根本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如果不是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人会意识到,今天的我们也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所以说,只要世界在变化,就会有新的问题等待我们去发现,小说家就总能提出新的问题。这是小说的使命。

小说从来都不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看待问题的。小说家甚至不喜欢因果关系,如果说因为天在下雨,所以你的头发淋湿了。那么在小说家眼里,这就更像是个前后关系。先是天在下雨,然后头发湿了。你也许觉得这中间的关联性没有交代,但是对不起,小说家就是要发现世界上的事情之间,不那么相干的联系。如果人物的行为都是因果关系,那样的故事是没有人要听的。

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中,安娜走到铁轨旁边,忽然就跳了下去。她本来是不想这么做的,她是去找情人沃伦斯基的。托尔斯泰也不希望我们认为,安娜是因为出于长期的内疚才自杀的。不是,她只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感召,托尔斯泰安排她吸食了鸦片,她是在恍惚中卧轨的。安娜死在火车站,让人想起小说开头,也正是在火车站,她与沃伦斯基的相遇。相遇是偶然,自杀也是偶然,在小说里,这当然是一种神秘的呼应。对于安娜这个人物来说,也许是希望在火车站,结束这一段没有希望的爱情。但托尔斯泰并没有这样写,直到火车从她背上碾过之前的一刹那,她才突然一惊,问自己:“这是在哪里,这是在做什么,到底为了什么。”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写了一个通奸的故事来告诉人们,出轨的女人没有好下场。而在于他写出了人物行为的复杂性,写出了人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挣扎的状态,并且在两次火车站的红灯之间,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种魅力,是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

在昆德拉自己的小说《玩笑》中有一个情节,在一次投票中,主角路德维克所有的同学同时举手,赞同把他从大学开除。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来说,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路德维克因此却意识到,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以同样的轻松,举手赞同把他处死。这样,昆德拉在小说里就给人下了一个定义,人,就是一个能在任何情况下依靠投票杀死同类的物种。于是,这个问题就不只在小说发生的历史背景中有意义,它说的是人与人的现实,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所以小说提出的问题就具有了永恒的价值。

在这个例子中,你也许觉得昆德拉跳跃得太快了,开除一个人,和杀死一个人,毕竟是两回事。但是,一个小说家是没有责任关注必然性的,他只关心有没有这种可能,只要这种事情有可能会发生一次,它就有被写出来的价值。因果关系,就会导致确定性,导致对世界理解的片面化。把小说家眼中的人物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因果关系的铁链,而是若隐若现的蜘蛛丝。

所以,一个小说家,是不应该有固定的思想的。他要永远保持实验性和开放性,对一切简单化的认识提出问题,他要永远对世界保持怀疑和好奇。无论他通过什么手法,是讽刺还是梦幻,借助音乐性还是叙事修辞,最终,他都是刺破确定性的那根针。

昆德拉引用了一首捷克诗歌的几行,来说明小说的意义:“诗人们并不发明诗,诗在那后面的某个地方,它在那里已经很久很久,诗人只是将它发现。”最好的小说家,不是在发明故事,而是在发现,通过发现前所未有的境况,发现“人是什么?”“人都有哪些可能性?”。

昆德拉在这本书里面反复提醒我们,小说家是提出疑问,而不是给出答案的人;小说家要揭示事情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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