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阅读整理
本书看完至今已过许久，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来总结此书。期间还看了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及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部分。算是找到了一些切入点。简单罗列一下几个想总结的地方： 本书外：一、王莽-东汉时期的经济问题，皇权不振的现象。 二、晋朝没有建立大一统运行体系，八王之乱的历史条件。 本书内：三、汉代经济政策引发的流民问题，流民帅与门阀斗争。 四、儒学中落无法成为门阀的门面，玄风兴替。 五、江左门阀的内争，核心人物与家族作为。 六、南方世族之间的差异，南方世族与北方世族的差异。 七、还原一个更客观的“五胡乱华”，北伐与民族融合。 一、东晋皇权不振，不仅仅是当时的世态，不仅仅因为“司马睿-王导”组合原本只是“司马越-王衍”集团的“四窟”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司马睿作为“旁支弱藩而又寄人国土”，本无继统资格而最终在江左称帝。中央权威的弱化，从西汉中后期便已显现，因为外戚和宦官的弄权，地方世族趁势崛起，土地兼并、招纳人口已成常态，四世三公、一门五侯称为佳话。王莽篡汉后实施的改革便是试图遏制这一世态。但由于王莽得位不正，以及变法过于激进却缺乏监督，最终被地方豪强拥护的刘秀集团更替。身为“正统”的刘秀，也同样实施限制土地兼并、人口兼并的政策，但最后在冲突中妥协。留下“苟非其时，不如息人”。 东汉十三帝，仅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践祚，其余均为弱冠登基或是襁褓孩提拉来作数。且十三帝除禅让的献帝享年五十四岁，其余均没活过四十...哪怕从王莽建新朝（公元8年）算起，到司马睿登基（公元318），也有310年，世族社会的结构早已根深蒂固，世族不惧皇权之威仪久矣，且世族本身就是拱卫皇权的重要力量，纵使司马越恐怕最后也不得不与王共天下。 二、黄仁宇认为：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他认为晋朝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惠帝之交，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合未遂，即变生肘腋。晋的财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我想这一尴尬的财税问题，怕是与当时“熂山封水”的世族社会形态脱不了干系。所以我认为晋朝可以说是未建立大一统的运行体系，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 关于八王之乱，从政治斗争失败的高成本代价、个人财产不稳定不受保护等方面解释，有站得住脚的地方，但不全面。是否从各王势力过于均衡、政治制度设计的弊端、大规模的流民问题等角度作为补充会更立体些，暂不作论述，毕竟本书的主角是江左门阀，讲述也从最后成都王颖与东海王越的“二王之争”起笔。
三、汉代的土地已经私有化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必然带来土地兼并。国家没有设法使人人就业，但要求人人为国尽责。在后代，无业谋生可以做乞丐、流氓，政府不管。但汉代是不许可的，一身劳动力不用当流民是有罪的。这些流民更愿意卖身为奴，责任转嫁给豪强，做财富集团的奴隶要比普通农户过得更好。（这里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没有提供较为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这是否说明社会底层因为天灾人祸、农业水平、经济制度的影响有天然抱团倾向，地方有坐大的基础条件。 到汉魏之际，三国创立者均在中原外围，战祸灾荒波及不深的扬州一带（是否不只是原住民，中原流民也在此避难）募兵起家。袁绍有驱饥民作战的记录，孙权曾派卫温赴台湾抓壮丁，人口即国力，流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田余庆未在书中指出郗鉴所控制的流民军的规模，以及同时期中国南方耕地规模、人口规模，对北方少数政权的部队规模也是虚数，对氐族的人口规模描述倒挺丰富。（毕竟高阶历史学者，基本数据处于默认大家都知道的状态了吧）。 田老讲流民军，更准确是流民帅，是本书一个重要的视角。讲人物也是从郗鉴始，终于刘裕。江左初期的人物，除了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死生以之，以攻为守，起到保障东晋偏安作用。祖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其二便是郗鉴。郗鉴晚到江左，但凭借和司马越的一丝政治关系和二等门阀的地位，以及流民帅的身份，得以在江左立足。尽管郗鉴不操其柄，无竞于朝，但集皇权、门阀、流民三层关系于一身的他必然陷入江左政治斗争之中。郗鉴深知生存之道，在明帝不得不用之时，才授命平王敦。但郗鉴又不与琅琊王氏为敌，在明帝偏庾亮、疏王导的情形下，与王导联结，遏制庾亮专权。若不是郗鉴静镇京口，上游庾亮废王导不是不可能的。此外，京口作为江左咽喉要地，南控三吴，东御海寇，西据荆益，北挡异族。高平郗氏经营此地四十三年，处其利而无心。可见，郗鉴的制衡策略，既有生存发展的意图，也有维护江左的格局，确实是执道经邦的大臣，这点为王导、庾亮所不及。然田老也提及卞壶评价郗鉴：“方于事上，好下佞己；治身清贞，大修计校；自好读书，憎人学问。”其子郗愔也曾说过郗鉴杀人越货之事（据说祖逖也干过，书中未提及）。郗鉴其人之面貌，被田老展现的较为全面。 另外一个层面，从元帝欲用刁协、刘隗为“齐斧”驭强臣，到郗鉴平王敦，再到苏峻之乱，以及后来的杨佺期、刘牢之，除郗氏得以转化为上等门阀以外（相比之下，政治资本和政治智慧为其他流民帅所不及），这些流民帅皆在时势中沦为皇权、门阀的工具，且不得善终。但皇权、门阀皆忌惮流民势力，或者说是具有更广泛力量的次等世族及武人。田老算是从郗鉴起就埋下一个观点，即东晋门阀政治的经营与消亡都始终与次等世族及武人自身的觉醒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四、三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叫《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上下五千年的其中一本。当时图书馆大爷看到，鄙夷地说这本书我看不来的。当然他还是借给了我；当然，我也确实看不来，只看了曹操的部分。魏晋之于我，起先是此事，后来是《桃花源记》、《兰亭集序》、《世说新语》，至谢安与淝水之战。魏晋风流于思想解放、名士放达，是中华史为数不多的争鸣时刻。当然，在田老的描述里，画风可不仅仅如此。首先，考证王衍是有名无实，并非真清谈名士。然后多次嘲讽元康名士，比如，“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以及，“竹林放达，有疾为颦，元康效尤，无德折巾。”嘲讽元康，又嘲讽永和，“永和人物特征，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永和文学溺于玄风，内容空泛。理过其词，淡乎寡味。” 在上等世族中，玄学地位极高，不入玄不能称之为顶级门阀，也无缘庙堂。而在民间，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却更为广泛。玄学兴起始于武帝党锢，加之后来时局动荡，知识分子群体一身的儒学无所施展消极避世而弃儒入玄。玄学的效用，在于一方面是代替儒学的传统地位，压抑儒学即压制皇权，尽管门阀齐家离不开儒学，尽管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都是“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但明面上，以玄为贵，以清谈为辨别才能之标准。另一方面，玄学也是除了婚宦之外，维护门阀地位的一种方式，只是门阀往往一代不如一代，有能力的一代靠着强臣之权、名士之才，或权倾朝野，或清谈得名。到了后面啥本事没有的一代，就靠着冢中枯骨，骄矜作态。魏晋风流中有真风流，也有假风流，是一体两面。魏晋风流、门阀习俗影响深远，以至于刘裕后来也沾染，以风雅为高。
五、《世说新语》里有言及门阀之间的政治斗争，也是本书的重点。田老以时间轴线，讲当轴世族的更替：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下表主要便于对号入座，门阀当轴年代并不精准，仅为参考）主要讲以下几点： ①围绕着门阀核心人物，考证身世与特征。 ②门阀地盘争夺与流民帅的控制。 ③门阀的政治作为与最终结局
琅琊王氏。王衍，被定性为奸庸，清谈误国真代表。桓温评价：“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而田老考证他清谈才能不足以称世。与王衍一届的士族基本都是一个德行，祖尚玄虚，无政治能力。王衍好纵横之术，通过联姻，与皇室、贾充、司马越产生政治联结以求家族政治利益最大化。西晋末，王衍同样是以门户私计考虑，遍“四窟”于齐楚、江左。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司马越-王衍的策略是与石勒游击于中原，无南渡之心。然纵横有术、匡扶无能，使四窟之末，司马睿-王导组合的江左，本仅仅是王衍霸业的经济大后方，最终实现匡帝室的谋划。 王导坐镇江东、把控局势，是一代名相。相比之下，元帝司马睿只是江左政权合法化的装饰品以及门阀间利益的平衡器。元帝也想干自王莽始削门阀振皇权的事，然而他是最没有资本干这事的皇帝。元帝欲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王敦假手其弟王異杀害谯王承，宗室却不敢道其杀亲之仇，可见皇权之卑微。然王导也深知门阀间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北方刘、石的威胁，所以王导始终无篡立之心，只可惜王敦怀有异心。元帝欲用给客制度和发僮客为兵揽走门阀荫占流民特权时，众门阀支持王敦清君侧；王敦欲自自立时，众门阀用流民帅灭之。 从书中感觉田老对王导的看法相当冷峻，不捧不杀。田老认为王导没有一匡九合的报负，只是尽力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当然司马睿也不以克复中原为念。他们扬言北伐而不出师，任由刘、石侵犯中原至西晋灭，最后独占道统。华夏危难之时，内部各方仍以门户利益为重，刘、石之辈不过三流货色，汉族各方却不戮力同心共渡难关。所以两晋之交的人物中，田老私心赞许的，仅祖逖、桓宣二人。
颍川庾氏。帝室联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成就了庾氏之兴。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他既入玄又不废礼教。王敦乱后，明帝欲用门阀间矛盾废黜王导、庾亮企图压制门阀，庾亮站在门户角度排闼入宫，以帝舅身份扭转事态。可见每每触及到门阀共同利益时，门阀往往齐心协力，而皇权、宗室诸王、礼法旧族、流民帅们以惨败告终。但庾亮不安于流民帅导致苏峻之乱。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庾亮引咎出宫，待温峤、陶侃死后把控上游，与中枢王导对峙。咸康五年，王导、庾亮相继死去，庾冰执掌中枢。咸康八年，庾怿欲毒死王允之失败，挑起两家矛盾，怿自裁。（具体死因不明）自庾氏兴起后，琅琊王氏受到压制，最后势力被划分到吴郡、会稽一带，王允之是琅琊王氏中以军事实力维护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庾氏经营上游，实力非此前王敦、陶侃所能及，然庾氏却被龙亢桓氏取代。总的来说，庾亮起于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不可与王谢相比。 谯郡龙亢桓氏。五世儒宗、迭为帝师的龙亢桓氏族谱断于六世。田老开启挖掘机模式，扒出桓氏惊天内幕：曹魏嘉平元年，因曹爽之狱被诛夷的桓范。有理有据，若真如此，桓玄代晋真是因果轮回。桓彝南来却止于江北，未得到王马集团的信任，后跻身于江左八达且志在立功。桓彝参与平王敦之乱而显达，后在苏峻之乱中死节为家族攒够政治资本，为桓温上位打下基础。桓温与一般士族子弟不同，有无赖赌徒行径，且谈玄不胜继以逞武，为其他世族所鄙，太原王氏王述压根看不起桓温，实际上当时桓温已权倾朝野。桓氏玄学素养、人物品格较劣，但有军事才能。克成都、灭李势，后先让朝廷北伐消耗中央军力，且中央战败，桓温趁势接过北伐旗帜。开始奠定政出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永和十年、十二年，桓温两次北伐克复洛阳，起还都之议。但桓氏族单势孤，未将成果转化，对内未能插手中枢政柄，外未能获得豫、徐二州（第三次北伐败而得）。加上桓温终被门阀观念所束缚，废海西公时，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桓温几乎积攒了所有篡位资本，但被王谢为首的政治力量以和平手段挫败。待到桓玄，朝中再无谢安之辈，桓玄终于得逞。 陈郡谢氏。应该说是五大家族里整体评价最高的一家。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唯谢氏乎！从相处形势上来看，陈郡谢氏与龙亢桓氏如同琅琊王氏与颍川庾氏，但我认为谢氏格局不只在于门阀斗争而在于社稷安危。王敦乱时，谢鲲阻王敦清君侧之谋，推理安常，时进正言。桓温讨九锡时，谢安与众门阀扭转局势，力保晋室。淝水之战，谢氏居功至伟，然而功高未赏，谢安死后有碑无文。谢氏人才济济但未出如王敦、庾亮、桓温、桓玄之辈。谢氏门风看起来更有儒家传统，未曾有僭越之举。谢氏结局最为惨烈，刘宋期间，谢氏家族人物被杀者比其他家族多，农民暴动中士族被杀者也以谢氏为多。刘裕把谢氏当作门阀集团的代表，以不得谢混奉玺绂为憾。但我看刘裕对谢氏的戒心还是很重的，后来连谢灵运也杀害了。
六、门阀肇始于东汉，成型于曹魏，造极于东晋。南迁江左的五大家族，龙亢桓氏属于东汉高层世家大族，但因桓范成为刑家，族源断绝不被世人尊重。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属于与旧族有渊源，但仅东汉一两代。颍川庾氏与陈郡谢氏属于魏晋新出门户。五大家族皆以玄学为重，且特点不在世与大，而在身居显位。永嘉之乱后，留北的士族旧门依旧以儒学传家，聚族而居而不轻易搬迁。他们既是子孙相袭，历仕胡族政权，又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民族与文化的隔阂。他们历经百年不离乡土，基础越来越牢固，与江左门阀转瞬即逝相比，他们的宗族势力不以胡族政权更替而衰，一直保持到隋唐时期。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以尊儒为主体的留北世族一方面，侍奉胡族政权与正朔东晋对抗，另一方面却又为胡族汉化、民族融合作出贡献。历代史家如何评价未做了解，田老在本书中也未做详解。不过可以从《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和本书后论结尾可以窥见田老态度。
七、东晋除了祖逖、桓宣志在北伐抗胡，其它的北伐皆有门户私计之嫌，口号大于实际行动。随着相关书籍阅读的丰富，“五胡乱华”的面貌也展现的越来越丰富。从汉族角度来看： 1.三国曹魏时期，汉族内战频频，人口内耗严重，使中原形成了真空。加之气候与民族政策影响，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了汉族核心地带。这是五胡乱华的基础条件。 2.西晋末期，各胡族统治者参与了成都王颖与司马王越的宗室内乱。鲜卑、乌桓拥越，匈奴、羯族拥颖，这是五胡乱华的直接原因。 3.东晋时期，江左政权不与刘、石通使臣，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为江左政权是司马越-王衍的政治延续，王衍带司马越遗体回东海国被石勒劫击。 事实上，作为后人，不管当时北伐是何目的，不通使是何原因，翻看全书，不见言和，只见北伐，倍感壮怀。 站在少数民族角度： 1.五胡乱华四个字是纯粹的汉族视角，在此期间，少数民族之间亦相互攻伐（如鲜卑与匈奴、羯族），同一个少数族内部也存在内斗（如苻坚的氐族）。 2.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汉化趋势，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农耕民族，前秦使用汉臣为朝廷官吏和关东诸州刺史，并崇尚儒学。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的一系列改革，民族融合从语言、文化、习俗、经济生活等多方位纵深发展，南北战争的性质越来越趋向于统一战争。 3.东晋为华夏正朔偏安江左，但整个南北朝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在北不在南，田老对华夷之辩不置可否，他同时指出北方拥有国祚。到宇文泰时，推行“关中本位政策”以进一步融合复杂民族”，而南方日弱的政权丧失了民族斗争这一精神武器及正朔身份。所以，淝水之战是民族战争兼统一战争的话，那隋灭陈则是彻底的大一统之战了。 五胡乱华是灾难，这场灾难里北方汉族遭受灭顶之灾，而羯、氐、匈奴等也是灭族之灾，但最终的结果是北方民族的普遍进步与民族融合，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大一统最终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诉求，中国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开放、包容、多元的鼎盛王朝。 2018年5月13日初稿
